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围攻北京市委
1966 年 3 月中旬，毛着手对首都的党组织发动最后的攻击。在杭州举行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彭真听到了主席把吴晗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描述成反党分子，比蒋介石国民党员好不了多少。毛批评《人民日报》是半马克思主义的，警告中央宣传部不要压制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其中当然有他所指的关锋和戚本禹），暗示它可能像 1962 年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一样遭到解散。毛抨击《人民日报》总编辑，说他的报纸最多只有百分之三十的马克思主义。一位当年的听众日后说他的感觉是：毛不满的远远不止是一、两个负责宣传的高级干部。
毛同时指责彭真搞“独立王国”，因为上海有一出戏不让在北京演；事实上，有关的演出正在进行之中，但是彭真什么也没说。他事后向周恩来解释说，他不想当面和主席发生冲突。
3 月 31 日，彭真得到了更糟糕的消息。康生告诉他和周恩来，毛在 3 月 28 日到 39 日间，同他（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进行了 3 次谈话，说彭真、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再这样继续下去，这些组织将被解散。彭辩护说自己没有“包庇”吴晗，只是想实施毛主义的“百花齐放”政策，《二月提纲》中提到了这一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却没有。彭最终开始退却，提出修改《二月提纲》。周恩来看出了风向，电话告知毛，表示“完全同意”毛指示，准备召开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批判彭。
4 月 9 日到 12 日，在总书记邓小平的主持下，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会议。毛做信任的康生、陈伯达罗列了彭真的主要罪名。康生在 1962 年被提升为书记处书记。他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人人对他畏之如虎。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们称其具有超乎常人的识别“反党分子”的第六感。他于 1925 年加入中共，在从事了一辈子的反间谍和最令人厌恶的秘密工作后，他的冷酷无情几乎有悖常理。康生有时候被人比作斯大林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熟悉他的人说他“有着铁石心肠，不知道该怎么哭泣”。然而，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渊博学识，对于文物的鉴定能力，尤其是在书法上的成就，得到了人们由衷的尊敬。
毛与康生的私人关系很好，他们之间的信件都是用毛笔写的。有些书生气的陈伯达和康一样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但其个性与康绝不相同，在承受压力之下，他容易神经衰弱，痛哭流涕，还会想到自杀。他说话结巴，有很重的福建口音，听众几乎听不懂他的讲话。1920 年代末，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教育，回国后担任了毛的政治秘书和笔杆子。他帮助这位未来的中共主席构想了后来的“毛泽东思想”。康和陈私下里相处不来，但是在这种场合，以及在文革许多类似的场合，他们俩一前一后，珠联璧合地担当着毛的政治仆从。
彭为了维护自己，绝望地抵挡着他们连续的攻击，坚持说他没有也不会“反对毛主席”。但是周和邓小平不为所动，他们宣布彭的错误是执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抵触”和“反对毛主席”的路线。他们决定向毛和政治局常委会提议，起草一份新文件，以废除和批判《二月提纲》。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刘少奇出国访问了。4 月 16 日，政治局常委会适时地废除了《二月提纲》，解散了“五人小组”，成立了“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以取而代之，它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
4 月 19 日，毛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谴责彭所谓的错误。彭真奉命去参加会议，他到达会场后要求与主席进行 20 分钟的单独会谈，但是毛拒绝了。刘少奇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进行了 4 周之久的访问，等他到达会场时，会议已经开了两天。在毛对其盟友彭真动手时，刘正好不在国内，这也许不是巧合。由于刘少奇对自己外出期间发生的事情大多并不熟悉，毛不主持的会议，大多由周恩来代替刘主持。4 月 24 日，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废除《二月提纲》的中央文件草案。会议于 4 月 26 日结束，从第二天彭真在北京走下飞机的那一刻开始，他身边总有不离身的警卫，不再有自由行动。
北京的外交官们立即发现了在“五一”庆祝活动上彭真的缺席。当天是倾盆大雨，这一景象多年没有出现了，在法新社记者的笔下，它“预示了一个丰收的年景”。但是，和往年不同，多大的丰收并不是毛的同事们最关心的事情。
（未完待续）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25/mao_last_revolution_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