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發生的一件事，讓越南全國上下屏住了呼吸。
1月5日，海防市仙郎縣榮光鄉的鄉民不滿政府違法征地而激烈抗爭，開槍打傷了6名公安和軍隊人員。在媒體高度關注下，高層對違法征地也表示了震怒，並處理了一批官員。
但是在這個越南版的烏坎事件平息下來不久，4月份河內郊區再度發生重大征地糾紛事件，村民在將要被奪走的土地上露營守衛，事發時超過1000名村民和約3000名員警與民兵對峙。
社會動盪的同時，越南當前的經濟狀況也不樂觀。英國《經濟學人》2011年5月發文說，在全世界，只有埃塞俄比亞與委內瑞拉的通脹率超過了越南。該雜誌2012年3月又發文說：儘管不久前越南還是發展中國家裡的佼佼者，但現在它陷入嚴重停滯，2011年通脹率一度超過20%，是亞洲最高的通脹率，此外越南最近還有數以千計的企業倒閉，銀行與國企被不良債務所困擾；該雜誌指越南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包括全球經濟衰退、勞動生產率較低、產業升級緩慢、管理不善、國企中貪腐浪費叢生，其低工資、低成本的發展模式不再有效，因為柬埔寨和孟加拉正以更低的工資把外資從越南吸走。
物價在猛漲的同時，越南官場的腐敗瀆職也在增長。近年來越南爆出的最大弊案是國企越南船舶工業公司（Vinashin）案，由於糟糕的管理，在2010年該公司負債達44億美元，佔到了越南GDP的5%。2012年3月該公司9名高管以怠忽職守罪而受審，但當初鼓勵該公司盲目擴張並負有人事任命責任的政府高層（包括現任總理阮晉勇），並沒有被問責。在透明國際的全球清廉度排行榜上，越南在178個上榜國家中名列第116位，居下游水準。
廣受中國媒體推崇的2011年5月越南第13屆國會選舉就是在這種問題成堆的情況下舉行的。民間的不滿體現在了選票上，據越南官方報導，在15名自薦候選人中，有4人當選；在官方提名的182名候選人中，有15人落選（包括一名中央委員）；越共總書記阮仲富的得票率只有85.63%，預定將擔任國家主席的越共書記處常務書記張晉創的得票率為80.19%。但奇怪的是，要對經濟問題負主要責任的兩個人卻獲得了很高的得票率，預定將連任總理的阮晉勇的得票率為95.38%，預定將擔任國會主席的政府常務副總理阮生雄的得票率為95.51%。
這個詭異的民意情況反映了政府系在越南政壇高層格局中的強勢地位。在總書記、總理、國家主席、國會主席的四駕馬車體制中，只有政府總理是連任，其他都是新人。
在越共的集體領導制的小天地裡，維持派系平衡和政治觀念平衡是最重要的，從目前狀況來看，它還是能夠和善於經營內部和諧；但從外界環境來看，對於其執政地位來說，要經受的考驗越來越大。
在2011年12月的越共中央全會上，總書記阮富仲警告說，黨必須革新否則就會垮臺。不過澳大利亞國防軍學院的越南政治專家Carl Thayer認為這種不革新就死亡的表態並沒有太多實質內容，革新在越南已不是一個新鮮的口號，他們喊這個口號已經喊了20多年了。
自1986年以來，越共推動了一系列革新開放（Doi Moi）措施，但很難說這些所謂改革都是為了民眾利益，這才是問題所在。阮仲富所發誓的革新，很可能仍然是裝修裱糊式的革新，這與黨的本質有關，當然也和阮仲富本人的局限性有關。
越南政治改革的虛與實
越共近年來其實一直在改革。
越南是世界上僅存的5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之一，其黨員人數（約350萬）僅次於中共。繼2002年中共十六大修改黨章允許私營企業家入黨之後，在2011年1月越共第11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即將離任的總書記農德孟也明確表示說私營企業家可以入黨，這表明越共的屬性正在變化，它試圖結納更多的社會力量，同時也試圖擺平日益複雜的利益關係。為了維護其執政地位，越共近年來推動了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包括讓國會更加富有活力和實行更多的黨內民主。
讓國會更有活力的一個例證是2010年國會投票否決了由總理阮晉勇提出的價值560億美元的連接河內與胡志明市的高鐵計畫。但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的Adam Fforde博士認為越南國會有點像英國的上議院，有激烈的辯論，但沒有實質性的立法權力。
越共對國家的領導權已經寫入越南憲法（參見越南憲法第4條），因此活躍國會議政氣氛也是從維護越共領導地位來考慮的，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來自國會的批評有助於越共瞭解民意、避免犯過於愚蠢的錯誤。路透社記者John Ruwitch甚至認為這種批評只是一種政治上的化妝品。不過他也承認，越共的黨內民主確實有一些實質性的內容，例如他在2010年9月報導說，越南第三大城市峴港有權選舉市委書記的人從過去一個很小的委員會擴大了6倍，達到300人。由這300人來選一個城市的頭號老闆，對於一個有100萬人口的城市來說是微不足道的，但這是一個進步。
每5年舉行一次的越共黨代會是其協商式統治的重要交接點。目前在越南，越共總書記一職是由全國黨代會直選產生的，總理一職則是由國家主席提名。在越南，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分別由不同的人擔任。由此看來越共總書記在四駕馬車體制中的地位並不是格外突出。並且現任總書記阮仲富今年已經68歲，看來只是一個過渡性人物，在政治權力結構中，他甚至只是一個平衡各方勢力的權宜性安排，證據就是他儘管在黨代會的政治局委員投票選舉中得票率只居第8位，卻最終被選舉為總書記。
在面對一個日益活躍的社會時，越共展現出一定的靈活性但也有自己的堅定底線。2009年6月越共十屆十中全會召開之前，為創造良好的輿論環境，當局逮捕了數十名逮捕政治異見分子（包括一批據稱與越南民主黨有關係的人）、獨立宗教人士、維權人士、網路議政者，並以一些比較含糊的理由起訴他們，如反政府宣傳、濫用民主自由。當局也禁止獨立工會的存在。在無國界記者2011-2012年度的新聞自由排行榜上，越南在179個國家中排名第171位，差不多處於墊底。《時代》週刊2011年1月報導說：即將離任的農德孟總書記警告敵對勢力正在使用人權招牌來試圖顛覆社會主義；在黨代會之前，官方對媒體進行了整頓；在大會開幕的一周前，越南還驅逐了一名美國駐越外交官，原因是他試圖拜訪一名持不同政見的越南天主教神父。
要求進行司法改革的知名律師樂聰亭在2009年6月被捕，2010年1月以顛覆國家罪被判處5年監禁。樂聰亭的罪狀還包括批評當局准許有中資背景的公司在越南中部開採礬土礦，對當地環境造成了破壞。越南的異見分子中，包括在海外的越南改革黨（Viet Tan）中有不少是反北方大國的民族主義者，對當局的軟弱態度很反感。據說中國在海外的反政府人士中也有一些人是高調的民族主義者，強烈反對政府對周邊國家的軟弱。
關於越共的特點，英國廣播公司2010年7月報導說，越共享受了經濟開放和外國投資的好處，但在政治上仍是一個列寧主義式的政黨，在黨內進行爭論是一回事，反對這個黨是另外一回事；每週二媒體老總們都必須參加官方舉辦的簡報會，聽取什麼是應該寫的和什麼是不能寫的。該報導說：越共可以接受清談式民主，但不能容忍反對其領導地位的活躍組織的存在。為保證黨的事業後繼有人，越共還積極吸引年輕人入黨，據官方數字，2005年加入越共的17萬人中，60%的人的年齡介於18-30歲。不過該報導也指出了另一種可能性，即國際援助與國際投資並沒有給越南帶來多党制民主，而是使越共的領導能力得到改造，使它變得更有活力；大部分越南人的生活水準得到了提高，只要這種狀況仍可持續，那麼政治上不大可能出現巨大變動。
在越南街頭的宣傳標語上，寫著謎語一樣的文字：
「黨是領導者；人民是主人；政府是管理者。」
革新開放口號下的官民蜜月期已經終結
越南革新開放的成果之一是中等階層人數的擴大。《時代》週刊2006年10月報導說，倫敦一家市場研究機構駐胡志明市的常務董事表示越南比外界的想像要更富裕一些，但究竟有多富裕外界不太瞭解，該機構的研究顯示胡志明市的一戶普通家庭，其消費支出是其所聲稱的收入的2.5-7倍。《時代》週刊還報導說，越南的中等階層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2007年據荷蘭的市場調查機構ACNielsen估計，越南6個最大城市的人口的消費佔了全國總消費的40%；另外越南近年來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也迅速增長，在2003至2008年之間，大專院校學生數量翻了將近一番。該週刊認為，當一個國家有了中等階層，它自己就能自我強大起來。
阿拉伯之春波及的幾個國家都以年輕人口居多，越南的人口也相當年輕。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亞洲問題專家Michael Auslin最近披露說，越南8700萬人口的年齡中位數是27歲。崇尚變化和多樣化的年輕人對刻板的政府有著天然的不滿。2010年底（越共十一大前夕）當局對社交網站進行封鎖和限制某些功能，惹毛了一大片社交網站已成其生活一部分的線民們，而當局表示這麼做是為了防止謠言。
越南社會還有一個特點是3/4以上的人口有宗教信仰，其中信佛教者約5000萬，信天主教者約600萬（越南的天主教教徒在東南亞僅次於菲律賓），此外還有浸信會教徒、和好教教徒、高臺教教徒等等。越共不反對黨員信仰宗教，宗教界的獨立意識也比較強大，一些知名的持不同政見者來自宗教界，例如獨立佛教組織越南統一佛教會領導人之一、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的高僧釋廣度在越南民間擁有崇高的道德威望，曾多次受到逮捕或軟禁。越南的宗教組織並不只是躲在寺廟教堂的小天地裡，它們提供越來越多的社會服務，服務物件包括病人、流浪兒童、文盲，從而團結了越來越多的人。2012年5月，隨著衛塞節來臨，官方再次如臨大敵，對佛教異見分子加強監控。
2011年12月，越南官方公佈該國人均GDP為1300美元。按世界銀行制定的標準，越南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起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原先被抑制的社會都會蘇醒。而近年來全球經濟衰退對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越南影響較大，導致了罷工事件大幅度增加，農民反對強行征佔土地的抗爭也此起彼伏。自1986年越南革新開放以來的官民蜜月期可以說已經終結，越南社會進入了矛盾尖銳的高火險期，原先被掩蓋和抑制的矛盾集中爆發，對越共來說，真正的考驗和對抗才剛剛開始，這也是2011年12月阮富仲發出不革新就死亡警告的深刻背景。
但是，越南、越共不一直在革新嗎？關鍵是有些革新無非是權貴階層借革新之名，洗劫國家和民眾的財富罷了。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的David Koh認為，越南政治改革滯後對經濟發展造成困擾的一個例子是國營企業的糟糕表現，國營企業消耗國家大量資金，也是官員腐敗的重災區；總理阮晉勇在2012年新年賀詞中承認：商業利益極大地幹擾了政府決策。如果政府過於救助糟糕的國企，這會讓更多的糟糕的國企出現，因為搞不好也不用擔心沒人救，從而使享受政府優厚待遇的國企成為了少數權貴牟利的樂園。
國企是一個高風險區，土地是另一個高風險區。越南經濟學家Le Dang Doanh談到農民在他們的土地被徵收的過程中所遭受的痛苦──這和過去完全相反，過去共產黨把土地從地主手中奪過來分給農民，現在政府把土地從農民手中以極低價格搶過來交給私人投資者。
當然，越南官方的綱領、口號、大會檔總是很吸引人，甚至讓它的北方大國的小民們非常羡慕。但不能過度詮釋這些官方言辭和寄希望於黨的某些重要會議，這些會議的主題其實不過是官職分配和利益往還而已，英國布裡斯托大學東南亞問題專家Martin Gainsborough認為，越南將向何處去不取決於黨的政策檔如何說，而是取決於眾多的現實政治因素。
緬甸、南中國海爭端與越南的政局走向
最近緬甸局勢的發展，使得把緬甸和越南聯繫起來觀察有一點意思。2010年10月越南主辦東盟年會時，阮晉勇總理還在敦促緬甸舉行讓所有政黨參與的民主選舉。由於緬甸政治開放步伐加快，問題回到越南一邊：越南是否願意舉行讓所有政黨參與的民主選舉？
對此全球政策研究所（GPI）的一名研究人員Loc Doan評論說，越南的政治開放環境未必比緬甸好，越南沒有一個長期存在的主要反對黨，沒有多黨選舉，也沒有昂山素姬這樣有影響力的領導人。事實上，越南也沒有吳登盛這樣開明的官方領導人。但另一方面，越南的政改壓力也比緬甸小，越南不像緬甸那樣面臨著沉重的國際制裁，越南革新開放也讓大批民眾得到了實惠。他認為能夠對越南政治改革進程有較大影響的國家是美國。越美關係近年來發展迅速，同時美國也越來越關心南中國海問題。2010年3月，越美簽署了發展民用核能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兩國也可能會進一步發展安全領域內的合作。當然，來訪的國務卿希拉莉和參議員麥凱恩都強調發展安全合作的前提是越南必須改善其人權記錄。
因此，越南進行政治改革的意願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它對與美國進行戰略安全合作的需求度。南中國海局勢的緊張，有可能間接推動越南做出一些讓美國政府高興的政治改革。
不過Loc Doan也認為，越南也高度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儘管兩國間的海洋爭端使越美關係走近，但保持與中國的良好關係仍是越南的頭等大事，除了經濟上兩國間有許多合作之外，越南領導人在意識形態上與中國打交道也比與美國打交道要舒服得多。因此，與北京的良好關係將會減弱越美戰略夥伴關係的需求，從而減弱政治改革上的動力
關於阮富仲不革新就死亡的警告，曾久居越南的澳洲學者Adam Mc Carty說，他並不認為這會帶來多大變化，對於越共來說，政治改革不是其執政合法性的考量重點，經濟發展才是，並且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做基礎就無法進行政治改革，這就越共的執政合法性思路；這套思路固然很穩健，但也有問題，例如越共的當務之急是提高經濟效率和打擊腐敗，但是若想打擊腐敗卻又不想提高資訊透明度，這是行不通的。他認為越南的政治發展歷程不會有分水嶺和里程碑，其過程將是漸進式的。
另外，阮富仲本人的作用也存在不確定性。他過去給人的印象是書生氣和學者派頭，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但在官場上他與同僚相比並不傑出，性格上既不果斷也不超越常規，他被選中做領導人是因為他的清廉和處事穩重。但是環境的變化也可能使人發生變化，現在越南社會和越共都處在十字路口，政府與人民的關係需要依據新的社會契約來重新構造，這位看來只能做一屆越共領導人的理論家心中有沒有暗藏的宏偉抱負？
也許有，也許早就沒有了，也許這個有沒有他自己也決定不了。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與國際關係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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