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后的第一篇专栏。
愈演愈烈的中日领土纷争，让这篇专栏的主题没有太多选择。
上周周末以来在中国各地发生的“反日游行”，
无疑是日中两国在四十年前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
记得2005年4月9日，我在北大读本科的时候，
也曾亲眼目睹一次反日游行。那天早晨八点半，
我来到位于中关村的海龙大厦。不一会儿，在组织者的带领下，
高举“反对日本篡改历史”、“钓鱼岛是中国的”
横幅的抗议人群就开始一起大喊抗议日本的口号。
记得当时，让20岁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那些大喊“抵制日货“
的人们却兴高采烈地用日本数码相机拍照。
这样古怪的现象让我心生很多疑问，那一次也是我认真思考“
中日关系问题”的开始。
这一次，我没能前往游行现场，没到现场就没什么发言权。
但我每天与在华日本记者、到游行现场观察的大学生联系，
尽量了解情况，也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图书馆，
密切观察美国媒体是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的反日浪潮的。
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到华尔街日报，
美国媒体每天都在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造成现状的背景是什么，
以及美国领导人是如何调停日中冲突的。
但刚刚访问了日本和中国的美国国防部长利昂•帕内塔(Leon Panetta)顶多也就是呼吁“两国应该冷静下来，
对话解决纷争”，对于两国危机如进一步升级后的情况，
则没有表明立场。美国媒体也顶多是观望（wait and see），美国民众，包括哈佛大学的学生，
也几乎根本不关心这件有可能影响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事件。
这一切代表的，恐怕就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利益”。
此刻，我既不在游学了9年的中国，也不在出生长大的日本，
而在中日两国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绕不过的美国。
既然如此，我就从第三眼的视角审视一下当前的危机，
试着探究一下问题产生的根源和背景，
以及接下来争执双方该做的和不该做的。
我认为，沟通不畅，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第一个原因。
今年4月16日，
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明希望由东京都来购买尖阁诸岛（
中方称钓鱼岛），这是后来迫使日本中央政府购买该岛的直接成因。
基本可以断定，倘若没有石原讲话，野田佳彦也不会决定此刻购岛。
“国有化”三个字激怒了中国政府与人民。
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也没真正弄明白什么叫“国有化”。
说“无法接受”，是因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
这一举措简直是对中国领土的公开挑战，甚至是侵略。而说“
没弄明白”，是因为这其实是日本国内所走的一个程序。
日本政府的判断是，与其由东京都来购买，不如由国家来管理，
把岛国有化以后，其实什么也不会做，维持现状，
这样有利于该岛的和平与稳定。如果岛由东京都买下，
有关人士可能会对岛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措施，而不顾日中关系大局，
对一向重视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民主党政权来说，
这会触碰国家利益的底线。因此，中央政府决定自己来买。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想，野田首相的“国有化”三个字，
用得有些不恰当。既然购岛“
为的是使得尖阁诸岛海域继续保持平稳”，
其初衷是出于对日中关系、中国方面利益的重视，
那么不如告诉外界：“由我们中央政府来好好面对，管理相关海域，
并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使得它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
这才是2008年5月胡锦涛总书记访日时，
与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达成的原则性共识的核心精神。
倘若野田首相表达得更加到位、巧妙、客观，
而不是简单把日本国内措辞用于外交，我想，
也不会造成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政府对此其实很清楚）无法接受，
也没弄明白的局面。
“信息不对称”是造成当前危机的第二个原因。
1978年8月，在日中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前夕，
时任中国副总理的邓小平与日本外相园田直会谈。
那是一场两国领导人最深入探讨如何处理尖阁诸岛/
钓鱼岛问题的会谈。1972年，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
为了顺利进行建交谈判，双方有意没触碰这个问题，
采取了实际上的“搁置”政策。而6年后的那一次，
邓小平也沿袭了周恩来的做法，对园田外相说，“搁置吧，20年、
30年……反正是日本实际控制的，先搁置再说。”
围绕尖阁诸岛/钓鱼岛，两国为了推进其他方方面面的关系，
采取了搁置政策，这是事实，也是双方达成“战略默契”的结果。
而就像邓小平先生34年前站在政府首脑立场提及的，
该岛是由日本实际控制的，这也是事实。
打个比方。日俄之间存在纠纷的北方四岛，
和日韩之间存在纠纷的竹岛/独岛，分别由俄罗斯和韩国实际控制，
日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即使俄、韩两国总统分别“登岛”，
日本人民虽然表示抗议，却也无可奈何。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爱国者知道尖阁诸岛/
钓鱼岛是由日本来实际控制这一连中国领导人都承认的事实？
倘若中国普通百姓也明白这一点，是否也会更加理性一些？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政府恐怕负有责任，
就是始终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给本国百姓。
出于保护自己合法性的利益考虑，中国政府只是反复强调“钓鱼岛‘
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从一定程度上让民族主义情绪烧得更旺，
在关键时刻，当然就没有退路了。打砸抢烧的老百姓中，
很多可能对当年邓小平的决策一无所知，高举的反而是毛泽东画像。
没有负好说明责任的政府，对愤怒的百姓说“要理性、
依法表达爱国情绪”，显然缺乏说服力。
中日综合国力十分接近，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化，
是造成这次危机的第三个原因。
目前日本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接近，
东亚进入“两强”时代。基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甚至国粹主义，
一国国民对对方进行进攻性的权利诉求，采取扩张性的态势，
在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无法避免。在历史、领土、商业、贸易、
知识产权、食品安全等各种领域，两国的利益不停碰撞，
矛盾不时激化在所难免。我们需要耐心。
最后，两国国内执政能力下降，是危机的第四个，也是最主要原因。
我把这次危机90%以上的原因归结于内政。
虽然日本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
但两国领导层的执政水准和权力基础在下降，却是高度一致的。
在石原慎太郎做出“购岛”宣言时，野田首相为何没能说服他“
别买”，而不得不以“国有化”方式才能抑制他的购岛欲望呢？
如果首相的权力连地方首长都不如，又怎么搞外交呢？
在中国100多个城市发生人数上十万的反日游行，
并出现打砸抢烧、自己人打自己人、义和团式的暴力场面，
中国政府为什么没能好好控制局面、
以威信和说服力疏导民众情绪呢？
上面四个原因，第三个是历史大趋势，不可逆转。
第四个是两国内政问题，只好期待两国领导人的勇气和民间智慧。
而第一、第二个原因更多是技术层面的问题，
因此可以有所缓和和改进。
因此，我的建议是，两国政府都应当对国民做更通透、
全面的事实交代，让民众基于事实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给外交斡旋创造空间。
一方面，始终坚持“领土问题不存在”说法的日本政府，
必须向本国国民传达一个事实，即“对日本来说，领土问题不存在，
但在外交上，与中国的分歧切实存在，
政府正基于和平解决的精神与中方保持紧密沟通。”日本是个岛国，
老百姓很内向，对国际问题不怎么关心，
也不注重国际社会又是如何看待日本的。渡边淳一撰写的《钝感力》
值得欣赏，在日本也成为了畅销书，
但在全球化浪潮一步步深化的今天，
要让日本国民明白自己在国际社会的位置，抱有全球意识，
政府必须告知本国国民与中国领土争端的来龙去脉。
另一方面，始终没有把“全部事实”告诉给本国人民的中国政府，
也必须向中国人民传达一个事实，即“
钓鱼岛目前的确是由日本实际控制，这不可否认，
但我们坚持主张钓鱼岛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政府将以和平解决的精神与日方保持紧密沟通。”
只有两国政府都能对自己的公民做出明确交代，
其外交谈判才能有退路。如果毫无退路，
政府能够妥协的余地就变得越来越少，各方只好强硬，
强硬与强硬之间不断碰撞，甚至有可能发生武力冲突。
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这段时间以来，可以说，日中双方政府与国民的各自判断，
是基于不对称的信息做出的，
传播是在不考虑对方体制和国情的前提下展开的。
假如两国之间的沟通畅通一些，信息又是对称的，
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即使难以根本性地避免，
也可以控制为局部矛盾，而不至于爆发全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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