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总理衙门，是个奇怪的机构。从编制上讲，它是个临时机构，但自成立以来，管的事却越来越多，六部的所有事务，只要跟洋人、洋物沾边，它就得管。所以，作为行政中枢的军机大臣，要是不兼总理衙门大臣，就等于被架空了一样。自然，这个衙门管事的也多，总理衙门大臣少说也有六七个，多的时候，能有十好几个。跟军机处一样，一般都有一个亲王兼任的大臣，王大臣作为惯例性的首领。
这样的衙门，说起来是办洋务，跟洋人打交道的，但却没有沾染半点洋人的习气，跟所有的中国衙门一样，拖沓，推诿，讲形式，讲排场。有人吃饭，没人干活。每个跟总理衙门打过交道的外国使节，都对这个机构没有好感。其实，对待洋人，衙门里的人还是足够客气，只要人家上门办事，肯定预备果酒。无论皮里阳秋的英国人，还是总是板着脸的德国人还是经常咆哮的法国人，衙门的大臣都笑脸相迎。当然，都是皮笑肉不笑，这种本事，衙门里的人，早就练出来了。只是，轮到办正事了，就难了。
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眼里，中国的总理衙门的大臣，都是些机械的木头人，一举一动，全听王大臣的，王大臣说，大家就跟着说，不说，就全体沉默，王大臣说什么，大家就跟着说什么，一如群犬之吠影吠声。1896年上任的德国公使海靖，第一次进总理衙门，印象就大坏。说恭亲王加上七个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总理衙门大臣），个个面目僵硬得吓人，就像戴了面具一样。这次会晤之后，海靖得出一个结论，说跟这些人根本没法谈正经事，但是他们能够听明白权力的声音，但也仅于此而已。
按我们的标准，海靖是个对中国人极不友好的帝国主义分子，但是出身普鲁士贵族的他，洞察力却不一般。事实上，不仅总理衙门如此，其他的衙门也一样，中国衙门里的人，的确只能听得懂权力的声音。换言之，跟权力相比，规矩甚至法律都是排在第二、第三位的。想要办好事，进行改革，单单制定一个法律，多半没戏，非得铁腕人物凭借生杀予夺之权，亲自推行才行。不雷厉风行地亲自推动，底下给你做点官样文章，应应景已经就相当不错了。更常见的是做坏事，以权谋私，也是认权不认人。古往今来，下级到上级衙门办事，上级到下面视察，或者出行路过，历朝历代都有规矩，该怎样办事，经什么手续，接待有何种标准，都清清楚楚，但从来没有人照章办事。真要是公事公办，下级到上级办事，肯定办不成。上级到下属地方办事，下级按规矩接待，多半乌纱帽不保。弹劾你的时候，没人会提接待这个茬儿，说的都是特别堂皇的理由。甚至见领导，进家门还得给门子门包，不给，就不给通报。晚清庆亲王奕劻贪，舆论反映不好，他自己亲自写了条子，贴在大门上：不收门包。但是门子照收不误。来人如果指着这个条子说事，门子会说，我们老爷不能不这么写，您的钱还是不能省。
只要对方来头大，下级官员就难以抵御他们不法和非分的索要，更无法抵制来自上级的不合规矩的指示。办事如此，徇私如此，办案也是如此。中国最多的冤案，都是权力干扰的结果，有时审理者明明知道里面有冤屈，但上级要求如此办，也就只能如此办。要想伸冤平反，也只能等到更大的人物出面，凭借手里的权力才可以做得到。不是没有人不想按规矩办事，甚至也想抵制来自权力的不法的声音，但是这样的抵制，结果大多不佳。丢乌纱帽事小，丢脑袋，甚至牵连家人事大。像海瑞那样，办了总督的公子，总督却拿他没办法。一来是当时的总督胡宗宪还算是个明白人，比较不错的官儿。二来海瑞也办的明白，打着维护总督清誉的旗号办的这个事。如果换了别个，有一百个官帽子也丢了。
只能听懂权力的声音的官场，实际上是一个人治的场。有权的人，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只能凭借权力的杠杆，官大一级压死人，一级压一级。规矩法律都是虚的，只有触犯了权力，才是这个场中最危险的事，别的，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以，官场的人，只在意权力。
来源：张鸣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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