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 China Ripe for a Revolution?
Stephen R. Platt
Published February 9, 2012
當然，中國現政府對1912年的事例沒甚麼好怕的。由滿洲人於1644年南下征服中國後建立的清朝，在1912年被高度組織、得到海外武器資助、擁有建基於共和愛國主義的連貫執政思想的革命運動推翻了。今天的共產黨並不面臨這樣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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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所面臨的威脅是巨大、初始階段的農村動盪。中國經濟崛起的黑暗面是富庶的沿海地區和貧困的內陸之間那日益加深、令人吃驚的鴻溝；地方官員普遍貪污； 以及依據我們所能蒐集的資料所示，廣泛的怒氣和不滿。政府承認每年有數以十萬宗"群體性事件"，這指的可以是一些年老的寡婦抗議腐敗的房地產徵地，可以是 社區的公然反抗(就如南部的烏坎村那樣)，也可以是會出人命的種族暴亂，就如過去幾年在內蒙古、西部的新疆省以及在藏人當中發生的那些。
這樣看來，對現政府最具警示含義的反而會是，在1912年之前50年那幾乎推翻清朝的太平起義。那場堪稱史上最血腥的內戰、在被平息前至少奪去了二千萬人性命的暴動，使那些希望民眾起義—中國之春—能在今天出現的人不能不小心留神。
太平起義是1850年代初在中國南部爆發的。那年代像今天一樣，經濟混亂、腐敗、道德真空。
農村的貧困人口很多，地方官員瘋狂腐敗；北京政府遙遠得似乎不存在。觸發起義的是說廣東話的中國人和客家人就土地權而起流血種族衝突。許多客家人加入了一個信徒不斷增加的邪教，其中心人物名叫洪秀全，一個認為自己乃耶穌基督之弟的人。當清朝的地方官員站在中國農民那一邊的時候，客家人—和他們的教派—舉兵造反了。
太平天國令人嘖嘖稱奇、也令人惴惴不安的是，它擴展迅捷而自發。和1912年那推翻帝制的革命或是1949年那促成共產黨執政的革命不同的是，它並不依賴多年的初步“革命”準備工作。而儘管洪秀全的信徒形成了其教派核心，但當他的教派突破清帝國的封鎖線並向北推進的時候，其所到之處，風靡了成千上萬的其他農民，這些人都有各自的苦難和委屈，跟著造反對他們來說沒有損失。失業的礦工、貧窮的農民、犯罪團伙以及所有其他不滿者紛紛加入壯大了的叛軍。到了1853年，由招募和強徵入伍的人組成的叛軍人數達到50萬。那一年，太平軍佔領了南京城，屠戮城內所有的滿族人，並以那城市為他們的首都，直到11 年後內戰結束為止。
1950-60年代，中國的中小學生受的教育是，太平天國乃共產黨的前身, 洪秀全為毛澤東的精神祖先。這個比喻現在已經擱在一邊了，因為中國政府已經不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者。故此，不足為怪的，近年來對太平軍的描述常常是負面的，指他們鼓動迷信和宗派暴力，威脅社會秩序。而曾國藩，那個鎮壓他們的中國將軍，受了幾代人唾罵，抨擊他支持滿族人即背叛自己的民族。但現在對他的評價變了。今天，他是中國最受歡迎的歷史人物之一，一個儒家忠貞不二和自律的典範。他對中國歷史的主要貢獻是無情的壓碎暴力異議，這正好合乎國家需要。
北京已經從歷史汲取了教訓。我們可以從它在法輪功和其他類似太平天國的教派變得軍事化之前，展開迅速而殘酷的鎮壓中看到這點。我們可以從當今“群體性事件”的數字中看到這點。據估計，在2010年有18萬宗，聽起來確實不祥。但事實上，群體性事件”數量之多顯示，抗議是無組織的，也（還）沒有聚合成足以威脅國家的勢力。中國共產黨寧可面對數以萬計甚至數以十萬計的獨立、小規模抗爭，也不願看見它們聚合成單一一個越滾越大的叛亂。政府最害怕的不是暴力抗爭，而是這些抗爭會聚合為一。
對西方而言，太平天國也是一個教訓。19世紀的中國統治者，一如今天的那些，在外國普遍惹人反感。人們視滿族為傲慢腐敗、阻礙貿易和憎恨外國人的暴君。所有的幻想都在太平軍那一邊，在起事初期外國稱譽他們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者。正如一個當時在上海的美國傳教士所說，“美國人對政府賴以建立和發展的原則信念之牢固，使得他們無法不同情那些為反對外國奴役而戰的英勇人民。”
當習先生準備於週二訪問美國的時候，類似的同情塑造我們對中國目前動亂的看法。就在上週末，參議員約翰·麥凱恩警告中國副外交部長說：“阿拉伯之春天會到中國來的。”西方新聞報導的主調是，共產黨終於嚐到它貪污腐敗，在農村的暴虐，以及漠視民主人權的惡果了。而在這表象之下，潛藏著一種通常不會宣之於口，但深深感受到的幸災樂禍情緒—對共產黨被本國人民推翻的一種渴望。
但我們應該注意的是我們期望什麼。西方在19世紀時儘管蔑視中國政府，但當太平天國把它推向毀滅邊緣時，英國介入了，以保著當時的政府不被推翻。當時英國經濟對中國市場依賴程度之深，使它根本無法承受叛軍勝利可能造成的風險（在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中失掉美國市場之後更是如此）。在美國鼓勵下，英國向滿清政府提供武器、砲艦和軍事人員，並最終使戰爭局面轉為對清朝政府有利。
我們可能不會和當時的英國相去甚遠。考慮到我們經濟今天所處的不穩狀態，特別是美國對與中國貿易那幾乎攸關生存的依賴，人們不禁要問：我們儘管原則上譴責中國政府在政治權利和人權的立場，但如果它真的面臨一場由內而起的革命—即使是由要求更大民主的聯盟領導的革命—我們在最終不會期望革命失敗的可能性有多大？
阿默斯特馬薩諸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著有“太平天國之秋：中國、西方、太平內戰的史詩故事” （ 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 China, the West, 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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