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与薄熙来是两个中共体制内个性、思想方法截然不同的代表人物。一般认为吴邦国、李长春、贾庆林、周永康等为代表的江系力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而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贺国强则劲推汪洋的“幸福广东”。而被称为“王储”的习近平的态度一直不明朗。
就在中共内部，“薄汪”两股势力扭在一起、打得不可开交之际，重庆的“打黑英雄”王立军与薄熙来发生内讧，导致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提交了可致薄熙来于死地的机密材料，举世震惊，从而使“薄汪内斗”最终演化为中共最高层的“江胡斗”，戏剧性促使美国政府卷入其中。
然而滑稽的是中共为维护表面的平静，让薄熙来在重庆搞起了“和谐”，而汪洋却在广东搞起了“唱红打黑”。这场你方唱罢、我方登场的闹剧正在热演中。但无论其规则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保持对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王立军事件标志着薄熙来及“重庆模式”的惨败
导致薄汪之争薄方惨败的关键是王立军逃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并提交给美国有关薄熙来的6条罪状。
时事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在对广泛流传的王立军抛出的有关薄熙来6条罪状分析后指出，从目前各种已被证实的消息的相互印证来看，这份匿名爆料的材料有相当的真实性。更令中共难堪的是，目前这些资料均在美国政府手中，美国明确表示无意与中共私下交易这一资料，而且还故意显示这一资料对中共的致命作用。
这六条罪状中，除第一条“薄熙来及其家属历年贪腐的证据”在人人皆贪的中共官场上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外，其余的5条，条条都可致薄熙来于死地：第二条薄熙来到任重庆后收买军队高层的证据；第三条薄熙来指示处死文强等重庆高官及下令逮捕李庄的证据；第四条得到江支持的薄、周联手搞掉习近平密谋夺权的计划与证据；第五条薄掌握实权后计划制造民意把重庆模式推向全国，以胡温派系、民间资本家、异议人士、宗教异议者为清洗对象的文革式政治运动，“不惜牺牲50万人，也要确保红色江山不变天”的证据；第六条薄熙来指示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证据（录音、密件等）及政法系统下达的对法轮功及异议人士的镇压文件。
上述所透露出的六条，尤其是血腥的清洗计划一旦得逞，不仅中共高层的胡温派系、习近平派系将遭到大清洗，民间的大屠杀也将在所难免。这就是薄熙来宁可冒“军事政变”和引发国际争端的风险，派遣70辆警车跨境四川、包围美国领事馆、拚死抢夺王立军的原因。
法国赛尔奇•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27日在BBC上也发表文章称，作为参与创造“重庆模式”的核心人物之一，王立军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宣告：他自己就最不信什么“重庆模式”，以“唱红打黑”著称的重庆从根本上讲是最不安全的。
重庆的“唱红打黑”
2007年12月，因为迫害轮功、镇压国内异议人士，时任商务部部长的薄熙来在国外访问期间东躲西藏，到处被以酷刑罪、反人类罪控告，无法履行商务部长的职责，被胡温贬到重庆任市委书记。
显然，不甘寂寞、心胸狭窄而又野心勃勃的薄熙来不会就此罢休。被贬至重庆后，为了抓住重庆市原领导贺国强和汪洋的把柄，摆平胡锦涛，也为了在2012年的中共18大入选常委，他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利用社会两极分化和穷人仇富的心理，自2008年就搞起了“二次文革”，严控、打压、震慑当地媒体，竭力收买海外媒体，依靠“唱红”，麻醉了部份具有“文革”情结的人，摘取人的灵魂；依靠“黑打黑”、模仿毛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策略，铲除异己，包装了600多个黑社会组织、抢夺民企财产上千亿，使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毁灭性打击和政治迫害。
据重庆当地媒体2009年披露，仅仅在2008年7月至9月短短两个月内，重庆打击黑恶案件32,771起，侦破年内案件25,931起，查处治安案件5,2671起，逮捕9,521人，打掉团伙92个，使整个城市全部看守所爆满，而黎强，文强等人不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已。
显然，薄熙来的这一系列抓捕，尤其是对文强、黎强等人的抓捕，是薄熙来与汪洋和贺国强的明争暗斗，以反腐倡廉为藉口，收集对方的材料。在这一波的内斗中，中共太子党薄熙来似乎占据了上风，并得到了中共江派人士的力挺，迷惑并赢得了国内相当一部份民众。
但海内外的众多评论家却不这样认为。如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曾表示，薄熙来的这一套，尽管影响很大，但很多人还是比较反感，尤其是有历史经验、中年以上的人，文革就是红色道路一次最大的灾难。所以现在再要走红的、左的道路，那完全是历史的倒退。
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黑打黑”完全就是毛文革的再现，恰如毛文革期间共产党内部的血腥内斗，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贺龙等等一批所谓“革命功臣”在相互间的内讧中惨死。
广东的“改革”与“放权”
与薄熙来被免去商务部长贬往重庆任市委书记的同时，汪洋则由重庆市市委书记转任经济大省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与心狠手毒的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相反，汪洋则在广东搞起了“民主法治”。
汪洋的广东，在一定的程度、一定时期内，曾有限地解除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力。姜维平曾乐观地认为，汪洋在广东宽容地鼓动老百姓“骂娘”，对“小悦悦事件”这一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事件，做为中共省委书记的汪洋也曾公开地表示同情和反思。并试图循序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尖锐的社会矛盾，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在“增城骚乱”，“潮州事件”、“小悦悦事件”及“乌坎事件”上表现出一定的宽容和民主政治。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则持谨慎乐观态度。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汪洋提出来要局部的、有限的开放新闻，现在政治改革上也有一点松动的表示，这说明汪洋领导的广东省的这个团队，是比较清醒、比较现实的政治路线，他不走红色道路。那当然是好事，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这还是比较符合整个国家很多人的想法的。
但也有中国问题专家却认为，汪洋大谈改革，明显跟十八大权斗有关。汪洋显示出一些改革的姿态，发表了一些“放权”的谈话，但所有这些行动都未触及实质问题。
著名评论家存中剑则尖锐地指出，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之后，中共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最近终于通过媒体大唱“改革”高调。中央级别的有新华社发文《从春天再出发》、《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以及人民日报的《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等与官方媒体相呼应。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走邓小平权贵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占了上风，压倒了由薄熙来扛旗的走毛泽东共产原教旨主义路线的造反派。然而这一切既是放风又是试水的小伎俩，无非打着早就发霉变臭了的“改革”招牌，换种花样忽悠人民。说穿了还是继续击鼓传花，想要把胡氏“河蟹社会”进行到底。
薄熙来由“唱红打黑”到“民主法治”的转向
预感到王立军被中央调查，今年1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突然开始转向，从之前的“唱红打黑”换招到“民生十条”、“共富十二条”，再到“民主法治十五条”，试图改变其极“左”形象。
薄熙来突然间破天荒地强调“为民”是核心，畅通民意是起点，表示要进一步发展扩大基层民主，加强民主监督以提高官员选用的公信度。有分析指，薄的突然转向，其目的是为了打造自己拥护改革和民主的形象，改变“极左”的形象，安抚那些担忧他上台之后会搞“小文革”的声音。
姜维平在《薄熙来破坏法治的新动向》一文中曾讽刺道，虽然薄熙来能言善辩，但即使换上了赵本山的小马甲，人们也足可预知，如果他十八大上位得逞，中国将进入无法无天，倒退动荡的年代！
王立军事件之后，中共高层为了维护其表面的和谐、试图将王立军事件消声，仍然给予了薄熙来一定的自由，这又给了薄熙来一次利用媒体做可能是最后挣扎的表演机会。在自以为合适的时机，仍不忘兜售他的“唱红”。如，近日薄熙来借部署“314”向胡锦涛隔空示好后再度发力，高调会见历任雷锋班班长及雷锋战友，借“学雷锋”重提“唱红”，并陪澳门前特首何厚铧看了一场红歌表演。
但薄在其它所有场合，均前所未有地向胡锦涛献媚。据《重庆日报》报导，2月24号在薄熙来主持召开的重庆市委常委会议上说，胡锦涛的“314”总体部署是“重庆发展的总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不敢再如以往强调“唱红打黑”，而是频提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观”，强调共同富裕。
广东模式变调：汪洋由“民主法治”向“唱红打黑”转变
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正当重庆“打黑英雄”王立军落马之时，与“重庆模式”不咬弦的“广东模式”领军人物汪洋却高调打黑，不仅媒体大量报导，而且声称要深挖黑社会，“直捣黄龙”。
更有趣的是，广东不仅搞起了“打黑”，还唱起了“红歌”。近日，在广东珠海大会堂，广州中共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在此献演“红歌”情景演唱会。据悉，广州中共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的成员均为所谓的革命前辈后代“红二代”组成。有舆论称，中共高干子女提倡唱红，是别有用心，是为了强调“江山继承权”的合理性，为了继续保持和扩大谋取 利益的特权。
新华社报导说，2月9日，汪洋主持广东省打击欺行霸市等违法犯罪行为的“三打两建”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此次行动要破除一切障碍和阻力，打掉涉黑犯罪团伙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铲除非法犯罪土壤，还市场一片净土。
姜维平在《“打黑英雄”落马 汪洋何以高调打黑》一文中分析说，这可能不是汪洋偶然的心血来潮之举，而是受命于中南海高层，他明确显示的信号是：高压维稳的既定方针不变，王立军的倒台，不意味着重庆等地的因为打黑“黑打”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会在短期内得到纠正。这对热盼中共自我否定“唱红打黑”，进行自上而下政改的人士，是当头猛泼一瓢冷水。大有为王立军接力的味道。这真是有点蹊跷和诡异。
中共的专制政权得以维护的基石就是两块，一是欺骗，一是严打。显然，中共的“打黑”连累了自身和嫡系，引起了内斗火拚，闹成了惊天动地的国际事件，尽管王立军已被中共政治体制所丢弃，但维护专制统治的法宝，绝不能丢，剩下的就是欺骗。
德国之声也对广东的“唱红打黑”评论说，汪洋在王立军事件波谲云诡，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入“常”规划阵脚大乱，形成十八大换届接班前的政治风暴之际，突然高调宣布打黑，政治目的耐人寻味。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都将以惨败收场
王立军事件的突然发生，结束了持续几年的为18大升官、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腥风血雨般的“薄汪斗”，结果以薄熙来的惨败而告终。这场荒唐的内斗中，内斗双方轮番举着“唱红打黑”与“民主法治”的两个招牌，在中共内斗史上留下了荒唐的一页。
《纽约时报》特约中国专栏作家、现年84岁的贝拉先生最近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他表示：“要(中共)抛弃法家与毛的思想会是一项挑战，因为在整个毛掌权的时代早已根深蒂固，”“毛的照片还在天安门上，共产党试图将毛泽东思想分出好和坏的部份，但是对不起，这不行，必须要抛弃整个思想。”
贝拉先生认为，中国民众在道德层面似乎没有归宿感。事实上很多中国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个笑话，没有认真对待它。
他说“我认为中国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毛泽东是个怪兽，他是历史上最恶劣的人之一。”
时事评论员李天笑博士则进一步分析指出，从现有迹象看，中共想从两方面采取保命措施。一方面，中共首度公开承认不改革就会亡党，力图用改革再度在民众中制造幻想，苟延残喘。中共喉舌《人民日报》2月23日发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文章，提出二个宁要：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并称改革有风险，但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只会让危机跑在改革前面，最终酿成更大危机。同时，中共在互联网上首度解禁赵紫阳，重新勾起人们平反六四的幻觉。这说明中共确实感到政权不稳、面临垮台的威胁，不得不拿出最后的护身符。
加拿大时事评论员刘淇昆则表示，中共在所谓“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摇摆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十八大召开前，中共十八大前党内高层斗争的激化，说明哪一派目前都不是处于绝对优势，才会出现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况。然而中共不管唱红脸还是唱白脸都是一种手腕，都是想延续一党专制，维护当前的既得利益。
正如《九评》“评共产党是什么”中所阐述的：在其（共产党）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中共历史上的所谓十多次“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
中共解体在即。顺势者昌，逆势者亡。这就是摆在中共高层面前的选择。
(来源: 大纪元2012年0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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