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核運動訪問系列（四）
朱漢強（「獨立媒體」方鈺鈞攝）
八十年代以前，香港的環保組織寥寥可數，但在香港第一波反核運動的影響下，環保組織紛紛組成，1983年成立的香港地球之友是其中最早成立的環保組織之一。香港地球之友環境事務經理朱漢強說，縱使當年地球之友只是一個剛起步，主要由義工組成的組織，動員力有限，但在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站的運動中，地球之友還是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如動員市民參與行動、簽名和舉辦論壇等。
九十年代朱漢強曾任職記者，主力跑環保新聞，尤其是核能。他回顧80年代反核運動的歷史說：「那時的運動多是外藉人士帶領，的確能發揮提供資訊及領導的作用，但他們與群眾有一定距離，層次亦有所不同」。
香港地球之友的創辦人司徒蓮 (Linda Siddall)是大律師，1983年在倫敦工作期間，眼見同行投身英國婦女的反核和平運動，深受感動。她回港後即創辦香港地球之友會，第一炮是在希爾頓酒店舉辦「核子辯論會」，並邀請了兩位英國國會議員出席，其中一位是核子物理學家。據她回憶，出席「核子辯論會」的人數多達七百人，而活動的成功奠定了地球之友的地位（註1）。
1981年英國婦女在美軍核武基地Greenham Commons 建立長期的抗議基地。（圖片來源）
評86年反核運動
八十年代初，西方數以萬計的民眾投入新一波核裁軍運動，其中英國婦女搞的Greenham Commons Women’s Peace Camp尤其著名。但在香港，像核武競賽和核裁軍這類消息，通常只見於報章國際版，不大引起人們關注。一般認為，引發香港人廣泛關注核議題的，是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爾的核災難。雖然朱漢強不否認這事實，但他認為另一個主要原因是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他認為，中英聯合聲明標誌香港正式進入回歸的過渡期，觸發了「港人對內地的恐懼和不信任」。
朱漢強認為，在這場群眾運動中，情緒的因素較大，而理性的分析及反省反較為次要。他認為當年香港人並非反對核電，而是反對將核電廠建在香港的後院。根據曾任職《明報》的資深傳媒人張圭陽稱，當年香港報章的主流意見是「主張中國政府另外覓地興建，遠離香港」(註2)。
後來米已成炊，中電和中方簽訂合作協議。「這等如是給環保人士澆一盆冷水。」朱漢強說，這個本來屬於環保議題的運動後來演變為政治議題，因為有些人認為不如去爭取其他東西，比如八八直選。「大家認為可能在區議會或市政局會找到出路。」
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在2003年寫的一篇文章中說，反對大亞灣興建核電站的運動「讓不同的民間團體首次有機會集合在一起，建立了初步的共識、信任和聯繫。這是本港公民社會形成及發展的一大步。」（註 3）他認為，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會議是後來爭取八八直選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民促會）的雛型。
1988年9月在維園舉行的爭取88直選集會。（圖片來源）
雖然反核運動為香港民主運動作出了貢獻，但自身的力量卻因而削弱了。朱漢強說：「面對既成事實，即主場是中國大陸不是香港和力量不足，加上原本一個有關環境的運動換了場地走入了議會，雖然得到了政治上的收成，但核電議題上卻沒有深化，也沒有反省整個能源政策。」
朱漢強指運動的領袖們先後離開了他們的崗位，社會有關核電的討論大不如前，議題不再引起大眾的關心。在香港政府宣布支持興建大亞灣核電廠以後，討論變得更加斷斷續續。後來，核電站建造期間被發現偷工減料，漏放了三百多條鋼筋，投產不夠一年又出現了燃料棒無法降溫以至必須暫停核電供應等事件，一度引起社會關注，但可惜沒有持續的行動。
1995和1996年間仍任記者的朱漢強比較留意大亞灣核電廠的情況，例如核電廠曾發生多少意外，管理上有甚麼問題，外界是否知道這些問題，核電公司是否有召開記者會等等。他認為這些資訊必須公開讓社會知道，因為面對核事故，香港是完全沒有後路的。雖然這樣想，由於他只是記者，他感到自己能夠掌握的資料還是很有限。
反核新契機
其實在福島核災難發生前，有另一契機讓市民關注核能。2010年9月，政府發表了《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以氣候變化為理由，提出將核電佔發電組合比例由現時的23%增加到50%。樂施會和兩個環保團體於2009年組成了一個「香港對抗氣候變化聯盟」，目的是關注氣候變化及推動政府制訂與氣候變化相關之政策。地球之友後來也加入了這個聯盟。政府提議增加核電比例，聯盟成員立即從氣候變化和安全角度反對政府的建議。朱漢強說，雖然聯盟成員全都反對增加使用核電，但它們都是各自表述，加上社會欠缺氣氛，媒體對這議題也不大關注，令人感到難以推動深層次的討論或持續的運動。
日本去年三月福島的核災難，核能議題一下子熾熱起來，香港的環保團體和政黨即時舉辦了連串活動。公民黨在福島核災後不久即發佈了一個調查，顯示香港六成市民希望廣東省立即暫停省內的核電站計劃，更有66%的市民認為香港應該放棄使用核電。綠色和平牽頭搞了個「大亞灣民間監察會」，成員包括泛民的立法會議員、學者、記者和民間團體代表，還有1986年爭取停建大亞灣核電廠聯席的召集人馮智活。4月24月香港的反核遊行有近五百人參加，其中包括泛民多名立法會議員。4月29月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輸入核電的問題，出席者大部份對繼續使用核電表示憂慮（註4）。另外，一群反核人士和民間團體因不滿綠色和平等團體以「反對增加輸入核能」為訴求，另外組成了「反核之眾」。這段期間，朱漢強自己也寫了幾篇有關核能的文章。
但是，反核潮來得快也退得快，半年後香港報章上幾乎已讀不到福島核災的報導，偶然的反核行動也只有零星的參加者。朱漢強指香港人非常現實，關注冷卻是因為核災不是在他們身邊發生，加上沒有足夠的資訊：「比起八十年代，我們失去了反對的基點。」
去年福島核災後成立的大亞灣民間監察會。（圖片來源）
在暗淡的前景找尋出路
朱漢強說，近月特首選舉，地球之友曾建議借此機會搞論壇，邀請特首候選人就核能議題表態，但隨即預見特首候選人在論壇上只會作一些空洞的表述，因為他們根本不能承諾什麼。即使他們作出承諾，也只會是策略上的小小妥協，如輸入核電比率減少5％。朱漢強說：「群眾可能會滿意，但我們自己知道，核電比率多少與核危機的關係其實不大。」結果建議不了了之。
朱漢強批評，3．11以前，政府把核能視為解決氣候問題的靈丹妙藥，但無視核安全對氣候問題帶來的危機。朱漢強說，核更是一門生意，可以為核工業帶來經濟好處。「因此政府會願意花大量金錢去做遊說工作。」他慨嘆，環保運動面對的是非常龐大的力量。
被問到香港反核的前景時，朱漢強不表樂觀，甚至坦言「暫時看不到希望」。他埋怨政黨不願意從房屋、貧窮、民生等其他較受關注的議題抽出時間和資源，投放在核能議題上，因為談核不會增加市民對他們的支持。加上核電站不在香港，令反核變得更難。
雖然如此，朱漢強並未絶望。他說：「個人可以做的固然有限，但我們還是有力量。現在要做的是爭取訊息透明及公開。我們不可以單單依靠政府由上而下提供的資訊。譬如，現在是完全沒有撤退計劃的。政府的應變計劃內容空洞，近乎是要市民坐以待斃。所以，我們應該更加進取，要求更完善的通報機制，同時加強對風險的認識。提升了危機意識，我們才可以有更大的力量去爭取更多。」
福島核災難後成立的「大亞灣民間監察會」，目的就是「獨立監察大亞灣核電廠的運作，提升資訊透明度，促成特區政府成立獨立運作的核電監管機構」。去年十二月，該會向政府遞交了一份「就檢討大亞灣緊急應變計劃之建議」，促請政府借鏡福島的經驗，全面檢討緊急應變計劃。
「大亞灣民間監察會」有十三個成員，並且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從「綠色和平」網頁上的會議紀錄可以看到，監察會第一次會議有11名成員出席，到去年七月召開第二次會議時，出席的成員只有5名。網頁上沒有看到第三次會議的紀錄。日前，關注環保議題的記者陳曉蕾在報上撰文，宣佈退出民間察監會，原因是「『無力感』非常巨大。」（註5）
註釋
- 司徒蓮：「從頭說起」，香港地球之友會網頁
- 見張圭陽：《金庸與明報》第15章。
- 蔡子強：「香港政制發展的回顧與展望」
- 見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2011年4月29日特別會議紀要
- 陳曉蕾：「退出監察大亞灣」，《信報》，2012年2月21日。
訪問：方鈺鈞、歐輝
編輯：張彩雲、方鈺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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