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潔平
編者按：從「通緝犯」變成談判代表，進而成為新一任烏坎村黨總支書記，林祖鑾說：「我一開始，就從來沒有站在和黨對立的地方。我支持群眾的想法和做法，不等於我和黨對抗。黨正應該站在人民這邊。」
村裏人幾乎是眼看著林祖鑾瘦成一根杆的。
壓力最大的時候，他晚上十二點多睡，三、四點就起床，打太極，或者自己在外面遛彎，「想問題」。從早上八點開始見人、開會，一撥一撥的人，一場一場的會，東海鎮、陸豐市、汕尾市、省工作組的領導有事都找他，村裏的大小事務也找他商量；吃飯的時候，和村民代表就把文檔材料鋪在桌子上邊吃邊工作，深夜還接受記者採訪。林太太一再攔著他，擔心他的身體，他就發火，說你不懂，我們是把腦袋拎在手上往前衝啊！
從9月23日看不過警察和烏坎村民之間的暴力衝突，站出來主持公道，到後來烏坎經歷集會、遊行、抓捕、對峙，最後峰迴路轉，省工作組下來解套，林祖鑾從「通緝犯」變成談判代表，進而成為新一任烏坎村黨總支書記，並主持籌備新一屆村委會的直選——整整四個半月的時間，這個68歲的老人，成了烏坎名副其實的精神領袖。
連離開家鄉二十多年，已經很不熟悉烏坎的江永才都說：「林祖鑾是包青天啊！」林祖鑾所做的事，他聽親人說、朋友說，在電視上看。只要說起烏坎的風波，人們都會提到他：「多虧有林叔」。更不止一個人喊他「包青天」、「海瑞」。
林祖鑾1965年當兵，四年軍隊生涯正值文革，據他所說，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憑著一股熱情管了不少閒事，沒想到最後都是陷入虛空。他不願意更多回憶，只說自己「一停許多年，再也不問世事。」
1969年，他做過烏坎村委會的副主任，1973年，在東海開發區做負責人，工作十年，1983年「下海」經商，直至1995年退休回家。如今三個兒子在外工作，他和夫人帶著孫女在烏坎生活，家財無憂，原本是過清閒養老的日子了。
他自認不是做官做生意的料：「我這個人很笨，不知道要錢，自己有吃的就行了。我對自己的戒律是，不要貪人家的。我相信人家也會不貪，錯了！所以後來我意識到，我不能當官，不能做大事，不能做生意。」而村民信任他，卻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德高望重、為人正直」，在村裏大街小巷地問，對林祖鑾的評價常常是這樣。
也有人說他「嗓門大」，嗓門大、敢擔當，「投票就要選嗓門大的！」不識字的阿姨說。
對外人來說，看他從一個被「通緝」的遊行領袖轉身成為領導基層自治的黨總支書記，過程顯得不可思議。村民們期待他為村民爭取更多，政府期待他積極斡旋，村外的旁觀者，冷眼擔心，這一位英雄進入體制，烏坎會不會陷入新的循環？
只有他自己知道，烏坎的大風大浪早就變成暗流險灘，路越走越窄，平衡越來越難，走錯一步不光可能要了命，還可能斷送了烏坎村民所有的抗爭果實。
他自己幽默地說：現在自己是老鼠戲老虎，靠的是意志，還得靠點藝術。
他並沒有讀過什麼書，但熱愛思考，言談幽默，也有沒法被左右的剛烈性情。他不滿世風日下，官場腐敗，人心自私，甚至琢磨過基因遺傳能不能改造一個人。但理性上他明白，好制度可以約束壞人，而不好的制度會把好人變成壞人。所以在村委會選舉的籌備中，他和他的同事們所討論最多的內容，就是怎麼在制度上削減村委會主任的權力。
威望往往也伴隨著霸道。抗爭結束，烏坎的事務轉向了建設的階段，他的脾氣反而越來越大。他不滿意曾經一起戰鬥的隊友開始有了私心，或者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做出一些在他看來「愚蠢之極」、「會害死烏坎」的決定。「人不能有傲氣，但不能無傲骨」，他經常說這句話，然後慨歎傲骨之人，寥寥無幾。
他1965年入黨。直至2011年，在烏坎做黨總支書記是他擔任的第一個黨內重要職務。他相信自己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因為「黨就是應該和人民站在一起的。」
以下是1月至2月，記者在烏坎與林祖鑾進行的多次訪談摘要：
陽光時務：你自己怎麼總結2月1日的選委會選舉？
林祖鑾：比想像的成功。我想我們突破了三種偏見：一是民主的推行是不行的；二是群眾和記者是不可信的；三是打破了原來的固有模式。今天六千多人投票，選舉選委會，不管從大的方面、小的方面，我們都闖關了。今天晚上選委會自己也闖關了。他們11個人，無記名投票，選出主任、副主任，這也是很好的事情。皆大歡喜。從群眾、村民到上面，一致都會歡喜。
但未來不會那麼順利。我們上面有四級政府，我相信有些官員看著我的時候，臉上笑笑地說，心裏恨恨地咒。不是所有人這樣，但有些人這樣。我們的責任很艱巨。我們拉動的這輛車，不是單車也不是摩托車，也不是汽車，是一台很老很破舊的牛拉車！
陽光時務：烏坎村以前是黨支部，這一次為什麼把黨支部改成黨總支？
林祖鑾：在選舉村委會之前，原來我們的計劃是成立臨時黨支部。但是黨章裏沒有「臨時黨支部」這樣的規定，報給省工作組的時候，他們說沒有先例，所以把臨時黨支部改成黨總支。級別升了一級，是為了更方便以後查土地案。我原來不願意做書記，我知道很麻煩。如果別人當頭頭，我可以避開人事關係，做自己的工作。後來各層關係介入，不行。
陽光時務：他們為什麼要讓你做黨總支書記？
林祖鑾：他們也知道，如果我不受他們利用，會很亂。應該這麼說，現在有好處，也有不好的地方。好處是在應用這方面，會得到很多資源。不好的方面，很難掌握平衡。這裏面要靠意志，要靠藝術。在我的理解裏，我始終是要和村民在一起的。宣布黨總支成立的時候，我只說了三句話：一、為村民所想，為村民所做；二、依法依規；三、做好工作。這樣，也是向他們表態了。意志要堅強，但這個堅強是要以理為依據，以法為準繩，不是談自己的衝動，不是用比較簡單的想法去處理事情。一定要以理據來說話。只要具備這三點，我判斷，不會失敗。
陽光時務：你怎麼看自己角色的轉變，從抗爭者變成黨總支書記？
林祖鑾：我自己，於私來說，我該退了。如果9月22日沒有警民摩擦，我可能不會介入，沒有什麼利益我要追求的。再說，我兩公婆在這裏住，孩子都在外面工作，沒必要關心這些事。當時我的想法還很粗淺，認為一些土地被貪官賣了而已，沒有想像到這麼嚴重。等我參與以後，逐步認識到很嚴重，但是已經退不出來了。朱明國（廣東省委副書記）來談了之後，我也可以把烏坎的事情完全交給省工作組去處理，我有個台階下了。但是於公，這時候如果不出來承擔，烏坎幾個月來的努力會一下子一落千丈，結果會更壞。
陽光時務：為什麼這麼說？
林祖鑾：目前看，烏坎事件，要理順還很難。東海鎮、陸豐市、汕尾市，態度不是那麼明朗。三級地方政府參與，總是有各種阻力。不然，如果只是村官的事，東海鎮一反映一揭發，不就完了嗎？東海鎮有問題，陸豐市一插手，不是完了嗎？但我們上訪，結果是省裏批回汕尾市處理，汕尾市批回陸豐市處理，陸豐市批回東海鎮處理。當時我就意識到，以後會遇到巨大的阻力和壓力。這也涉及到他們自己的利益所在。比如薛錦波的事情，如果依法依規，我認為領導一定要道歉，要認錯，但他們拉了政府出來。這是兩碼事。省裏也不是都開明。比如之前被佈置到烏坎來給各個村民做工作的外地學生、親屬，沒有省裏的參與，誰有這個權力？比如我的孩子從東莞幾次弄回來，沒有省裏的參與，我看不可能。省裏處理的指導思想還是求穩為重。求穩對於解決問題是一大障礙。事情都不是單獨的事情。從9月份一踩上腳，我就意識到，牽扯面很廣，而且職位也很高，很難拉得動。
陽光時務：能不能說說12月21日，你一個人去和省工作組談判的情況？
林祖鑾：當時和省工作組的談判是我一個人去的。省委副書記朱明國，朱明國的秘書，和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三個人和我談，還有一個聯絡人張水金（烏坎人）在場。他以前在陸豐做財務工作，烏坎事件裏一直做連絡人的工作。四個人和我開閉門會議。
回頭來看，當時有兩個決定不明確。一是群眾上訪，是肯定完全合法合理的，但當時還是把一些過激行為算進去，用三七分、四六分的態度看，這樣不合理。問題總是有主有次，有因有果。群眾運動，群眾訴求，不能和部隊一樣那麼處理，出了一點問題都賴在群眾身上，不解套。比如他們抓的人，放回來，還搞「取保候審」，這樣我覺得不公平。擔保就意味著你有前科，我什麼時候要你，你什麼時候都得到來，不然就罪加一等。有錯，從政府來說是要包容的；有罪，從法律來說是要堅決打擊的。但這兩者是有區別的，錯，是人民內部矛盾。
當時三點訴求，放人、還屍，這是一塊，恢復臨時代表的名分是一塊，這是大塊，重中之重。如果不恢復代表的名義，就會把烏坎人全部都定性為違法的。他們都同意了。接下來的工作，我只是提到，依法依規，必須拉近村民和政府的感情，什麼事情都好說。我說兩夫妻如果感情不好，在床上還互相頂角呢。把群眾樹為敵人，你們怎麼去做工作。他們都支持。認為我提得好。
當官這個詞，是從封建社會抄襲到現在的。其實現在外界已經看你是「公務員」了。所謂公務員，就是人家信任你，把他們的所得一部分養活你，讓你來為他們工作。而不是你去佔有人家，強加於人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大政府還是大人民。我對於草根百姓這個詞，也有抵觸，不是草根百姓，而是偉大百姓。沒有百姓，哪來你當官的？大政府，不合適。如果是人民大，政府就小了。這裏面主要是體制問題。
陽光時務：你曾經被政府定性為「通緝犯」，對外界的觀察者來說，這相當於處在黨和政府的對立面，而你從對立面變成黨的書記，這在歷史上非常少見，你覺得烏坎為什麼能做到？
林祖鑾：不能這樣去看，應該說，我一開始，就從來沒有站在和黨對立的地方。我支持群眾的想法和做法，不等於我和黨對抗。黨正應該站在人民這邊。他們認為我站在對立面，他們也錯了。他們錯在把群眾看成是對立面，現在改變了想法。
陽光時務：什麼東西促使他們改變的呢？
林祖鑾：愛面子不是黨的基本作風。黨的基本作風是知錯能改，這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我們不追求完名，只想有錯就改，但現在這樣的黨員不多。現在很多人的理念還是封建的，只顧及自己的利益。
陽光時務：民主選舉正在把烏坎帶向真正的基層「自治」，你怎麼理解「自治」？應該怎樣實行？
林祖鑾：我自己的看法是這樣，農村自治，最大的好處，一切權力應該歸村民代表會。我會把村民的意願寄託在村民代表這一塊，會把他們的權力疏通，讓他們掌握自己的命運。也只有把這一塊從體制上完善下來，才能避免腐敗孵化，和權力過於集中，造成反彈。具體就是完善村民代表權力機構這一方面的制度，比如說，大的事情包括經濟、政治、人事任免，都要交回村民代表討論通過，這裏也包括了比較大的項目建設。決定由村民代表會議做，村委會負責執行，黨支部就是做一個中間人，傳達作用。村民最實在的問題，其他沒有，就是土地。土地應該由村民來保管、使用，村民代表會議決定，這樣可以把財產和權力分開，黨政分開。這樣就不會出現一言堂，或者領導說了算的情況。
陽光時務：村民代表這種設置，你是怎麼想到的？
林祖鑾：是從人民代表這種形式來的。現在的人民代表被稀釋了，沒有發揮他們應該有的作用。從組織建設來說，我們還是挺封建的，常常一人說了算。一人說了算本身就是帝制。一個國家和一個單位、家庭一樣，過分集中，就沒有活力，過分分散，就沒有凝聚力，也辦不了大事。我覺得應該為弱勢的群體傾斜。所謂弱勢，無非是幾種情況，一是很老實的人，也就是沒用的人，在這個社會，老實本身就沒用；一個是受環境和條件所限制的；第三種是有天災人禍（造成）的。這些人在什麼時候都是很大一塊。這種平衡不能由人來做，而應該讓制度來做。
陽光時務：所以村民代表決策，村委會執行，那麼黨的角色是什麼？
林祖鑾：黨溝通上級和下級，做政策面的解釋。我知道，村民和政府兩頭都會爭取黨支部。
陽光時務：的確，萬一黨和政府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發生衝突，你如何自處？
林祖鑾：支持烏坎的上級領導是有誠意的，這點我相信。萬一有什麼波折，我認為也終究會達到目的。我相信人民力量最大，誰都害怕。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最終都會妥協。你看今年全世界各個國家發生的抗爭，都是人民贏了。雖然付出了很多犧牲和代價，但歸根結底，都贏了。本來黨應該是以群眾基礎為準繩，特別是不能脫離群眾，脫離群眾就不是黨了。那還要黨幹什麼？比如現在各個國家在選舉的時候，總是到群眾裏面去拉票，沒有群眾他哪來的選票？群眾的需求不同了。很簡單的道理，沒吃的時候一定要求吃，有吃的時候，一定要把自己提高，有更高層次的需求。這就是政治。有時候政治飽了，餓經濟，文革就是這樣，現在反過來了，吃飽了餓政治。
陽光時務：烏坎村的選舉正在進行，到目前為止，你覺得最大的困難在哪裏？
林祖鑾：排查人員難度最大。這次選舉，烏坎村民覺得有希望通過選舉把土地拿回來，所以外出的人很多都爭取回來投票。統計起來，選民人數很大。烏坎原來是六個自然村，後來變成七個，原來劃分的村界打亂了，人口流動又大，原來的村委會沒底，派出所戶口也很亂，所以逐戶登記選民很困難。再一個是我們都沒有經驗，這一點從東海鎮到汕尾市都給了很多支持。選舉是最重要的事，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班子，要清理好烏坎的事情，很難。我總覺得，事情是要自己做的，不是靠人家做的。因為自己最懂，也最清楚。
陽光時務：選舉前，各個宗族都在開會動員，你怎麼看宗族關係對選舉的影響？
林祖鑾：宗族拉票很激烈。各個姓氏都在開會，大的姓氏、小的姓氏都在開會。有人怕，我不怕。我認為很好。他們弄清了幾個問題，第一，這次選舉是選什麼；第二，這一張選票代表什麼意義，他們心裏都有底了。我看效果很好，比開大會注意力更強。現在他們知道了自己有民主的權利，可以用選票去要自己的利益。他們都沒有參加過選舉，都是新鮮事物，挨家挨戶都在討論，自己家討論，鄰居間也討論，這一點很好。事情總是要通過表態、通過探討來認識。
所以，看起來好像各個派系在拉票，但它把參加選舉推動了。我認為好處比壞處多。第一，各宗族確實有自己的利益，選舉讓這種利益浮現，這也是正常的；第二，每人心目中，都有他們自己的意願。有個別人想用自己的意願去挑撥利用大家，我看奏效很少。大家都慢慢明白權力在自己手裏，他們不會把宗親關係，代替了自己的意願。我是這麼認為的。
陽光時務：所以你覺得，村民真正了解選舉嗎？
林祖鑾：大部分村民沒有問題，他們都有自己的打算。尤其烏坎目前，土地這一塊，他們看得比較清楚，土地就是他們的利益所在，他們要的是利益，不是虛偽的宗親關係。只有村官選好了，對他們才是最大的好處。所以他們並不那麼容易被左右。絕大部分人通過投票，會更明白。
陽光時務：就你了解，上級怎麼看待烏坎的選舉？
林祖鑾：從領導層的角度看，他們有點擔心，怕走過了頭，難以控制。這點看起來是客觀存在的。但領導層也知道烏坎的選舉關係重大，影響重大，不管願意不願意，隨著選舉群眾的心願去主持，並沒有提出強烈的阻擋和異議。他們也知道，這是群眾的事。
陽光時務：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說要「解剖烏坎這隻麻雀」，外面很多人也說烏坎模式可以提供鏡鑒，你怎麼看？
林祖鑾：其實什麼叫解剖小麻雀？把小麻雀釘死了，拿小麻雀開刀，那貓，吃麻雀的，開刀不開刀？抓貓的，開刀不開刀？社會上的事，不是我們一個村能夠解決的。中午和他們（上級官員，記者注）吃飯，他們說你了不起。我說你們不要老是說奉承話，希望你們以後多批評。批評是一種武器，這種武器不拿來用，人就會官僚，就會腐敗，他們笑笑說是。
烏坎鬧成這個樣子，不單是村委會主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官僚主義作風。所謂官僚主義，就是領導說了算。這是黨和政府最大的弊病。所謂領導說了算，領導就是一個人，不受機制所牽制，他可以憑自己的想像和猜測發號施令。比如烏坎事件，12月9日抓人這件事，如果不要以個人思維去解決，通過集體討論，我估計不會有抓人致死的問題。從處理這個問題上，他們現在還愛面子。其實愛面子的不是政府，愛面子的是領導。領導有錯不改，他怕丟官，怕受法規法律所規範。這問題我想不單單是烏坎事件，普遍的官員都這樣想。
現在當官的也好，百姓也好，認為撈到錢他就偉大，不知道錢有正義的，有非正義的，有應該拿的和不應該拿的，這他們一概不分。這就有點不知廉恥。個人的想法，歸根結底是一個夢。現在是整個社會利益在攪拌。只有通過機制、通過法例，逐步規範，社會才進步，只靠個人做夢，社會不會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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