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香港主权回归北京的纪念日，但自2003年起，这一天也是港人在街头游行集会，表达民主诉求的日子。17年来从未间断。2003年的七一游行，50万港人上街，最终迫使港府收回了就《基本法》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条款立法的安排。17年后的今天，港府已经不必为是否和如何重推《基本法》23条立法为难，因为北京全国人大已经决定绕过香港立法会，直接制定“港区国安法”，并在香港设置督促执行“港区国安法”的机构。而港人传统的七一大游行今年也首次被警方以新冠疫情的理由拒绝举行。一年前的7月1日，港府逃犯条例修订案引发政治危机在经历了6月9日和16日两次百万港人和平大游行之后，走向白热化，部分抗议人士冲破大门，进入并占领了立法会。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系攻读博士的梁继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也是那次占领行动中唯一摘下口罩，面对媒体的年轻人。今年6月10日，香港裁判法院正式对包括梁继平在内的参加占领立法会行动的12人起诉，并对他们加控“暴动”罪。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被判处10年监禁。梁继平先生接受了法广电话采访。
制度的不民主是整个政治困局的根本原因
法广：首先，一年前，您和同伴冲进立法会并决定占领，这一天立法会内并没有议员活动，当时为什么把立法会作为目标？回想当时，那是一次临时的即兴决定，还是此前已经有计划？
梁继平：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讲。第一是要看当时运动的脉络。林郑月娥为首的特区政府一直没有听到香港人的声音。经过6月9日（法广注：2019年6月9日，超过百万香港人街头和平集会，反对港府逃犯条例修订案）和6月12日（法广注：香港民众自发包围立法会，阻止立法会二读审议并通过港府逃犯条例修订案，警民发生激烈冲突）的非常大规模的冲突，林郑月娥政府也没有说要撤回逃犯条例，也没有处理警暴问题，反而是更大力地用警方去镇压抗议活动。所以，我觉得（运动）整个脉络就是：不民主的制度是整个运动的根本原因。所以，在7月1日所谓特区政府回归中国的日子， 去做一种宣告其实非常重要：制度的不民主是整个运动、整个政治困局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层面，整个运动，特别是7月1日的行动是没有规划的。当天有很多群众围在立法会门外，想要进去。那天一整天， 从中午到晚上，没有人知道有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抗争者当时没有办法可以把门撬开，也不知道警察会不会来，所以，整个情况……有点随机吧，就是没有人预料到我们的行动会不会成功、有没有办法进去。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形势使然，是看情况而行动，没有规划。
七一占领立法会：五大诉求成型的起点
法广：那天，进入立法会后，您是唯一一位在占领活动中摘下口罩的人：当时是否意识到它的后果？
梁继平：我觉得，那时候……那种力量是来自一种感觉：这可能是唯一一次能够占领立法会的抗议活动，因为，这之后，我们知道，政府会有反制的策略，所以，再次进入立法会的难度会更高，特别是立法会的象征意义非常大，所以，一定要宣告我们的行动的意义……那是一种可一而不可再的感觉吧，一定要把整个行动的逻辑，行动的诉求宣告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没有想后果，就是要把那一刻的行动做好，把运动从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改变过来。我们知道，冲进立法会，大众会产生很多疑问，政府可以产生反弹的机会.那个时候，没有从后果的角度去想， 就是说整个事件的正当性、要怎么处理的角度去讲。是一次很当刻的判断。
抗争运动一周年，当局非常恐惧
法广：一年之后回想，您怎么看这次占领行动的意义？是否仍然觉得那是一次理性的行动？
梁继平：我完全不会后悔，也觉得这是历史上非常意义重大的一次行动。一方面，就是我一直讲的，从整个立法选举制度的不民主来讲，我们第一次能够透过占领立法会，来表达对整个制度的不信任和愤怒，这在香港的意义非常大；另外，（占领）立法会的行动，特别是晚上宣读的那份宣言，由我来读出的那份宣言，其中包括五大诉求，从整个运动的脉络来讲，7月1日确立了这五大诉求成为运动最主体的口号。所以，我觉得，那是整个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法广：今年6月10日，香港裁判法院宣布对当日12名参与行动的人除了指控“进入或逗留在会议厅范围”罪以外，再对他们加控“暴动”罪。您也是一样。加控“暴动”罪意味着有可能面对10年的刑罚。您对这样的控罪感到意外吗？
梁继平：嗯……不意外是因为香港的司法体制已经非常高度地政治化。从整个司法程序来讲，谁会被告（起诉）什么罪名、什么时候（起诉）、什么刑罚，这些都有很多空间给予政府做出政治判断。它（政府）可以透过律政司去控制、去影响。所以，毫无疑问，过去一年，包括15名泛民主派议员被抓，包括在运动一周年之际，对整个（去年）7月1日的行动者，以暴动的罪名起诉，很明显是要在运动一周年的时候，把所有的抗争压下去。这是要给一个强烈的政治信息：不能再发生（去年）7月1日的行动，也不要有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为什么要等一整年，在这个时候才以“暴动”的罪名起诉我们？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政治判断。它本可以在半年之前， 一年之前的7月1日马上提诉，但是，它没有那么做。我觉得，在运动一周年的时候，他们非常恐惧，怕人们再站出来，去游行和抗议。
法广：您的意思是，这是想威慑港人，不要发生新的抗争行动……
梁继平：绝对是。
法广：您当天在立法会宣读的那份“七一宣言”提到： “立法会选举制度无法表达民意，尤以功能组别为甚，纯沦为政治工具”。您刚才也提到对立法会选举制度没有信任。香港9月将举行新的立法会选举。您怎么看这次选举？您会呼吁港人去投票吗？
梁继平：我觉得首先需要认清楚：立法会现在有一半的议席是以不民主的方式产生，只有一半的议席是民主选举。整个制度对亲北京的候选人有优势，这是不民主的现实。但是我觉得，关于9月的立法会选举，我们一直在希望泛民主派能那下整个议会的多数，要那过半的议席，就是35席。我觉得这（种愿望）触发了北京很大的反弹，因为整个制度就是不想让泛民主派拿到过半议席，也就是拿到真正的权力，因为只有（议席）过半，才能够否决议案，才能否决财政预算。从北京的角度来讲，就是整个制度不允许反对派议席过半。这在根本上违背民主的意义。民主的意义就是由民众来决定谁是领导，或是公共权力怎样运用。所以，我会呼吁香港人去体现民主的真正意义，不要让北京去决定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夺权，什么是违法。我觉得要透过我们的选票，透过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抗争，去表达，是由香港人来定义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我们想要的政治的前路。这是很重要的讯息，不能够就这样屈服了。
法广：就是说，您还是鼓励香港人参加立法会投票……
梁继平：对。
法广：香港人在这次抗争运动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各种消息显示，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港版国安法很快就会出台。街头抗争相信会更困难。您怎么看这场运动的前景？港人是否只有“离开”或“屈服”的选择？
梁继平：我觉得不单是街头运动会受到打压……整场运动其实有三个概念（纬度）：街头运动、制度空间和国际阵线，可以说是一个铁三角。我们在过去一年强调，每个阵线都非常重要，要互补互助，互相发挥其他阵线的力量。所以，虽然立法会会受到打压，候选人会被取消参选资格（disqualified)，街头运动会（规模）越来越小，国际阵线在本地可以做的工作会越来越少，但是其他空间还是有，比如在中美关系紧张背景下，美国在考虑、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要重新考虑他们的对华政策，所以，我觉得香港仍然可以扮演一个国际阵线的角色，去影响国际舆论，人权、民主、自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另外，我觉得就本地来讲，9月的立法会选举，或者是暑期的街头运动很有可能会有另一波运动，所以，我不会觉得灰心，暑假应该是另一波新的运动的一个机会。
“香港人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的群体”
法广：离开香港前，您也是香港大学学生会2014年雨伞运动前出版的刊物“香港民族论”的作者之一。对您来说，民族的含意是什么？这个“香港民族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梁继平：我们的核心内容就是反对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政治控制和洗脑的工具。中国共产党长期用文化和血缘的理论洗脑，说你生出来就是中华人民，或者是中国人。这其实是有很大的政治控制的含义。（“香港民族论”）其中的一个诉求就是，香港其实是一个不同的身份认同，是一个不同的文化群体，也是一个不同的政治群体。“民族”包含文化和政治上想要做自己规划、做自己决定的一个群体，怎样摆脱中华民族的思维及其政治枷锁，确立香港人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和政治身份认同的群体。
法广：您说的“独立的政治身份认同”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梁继平：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是最核心的概念。大多数香港人都会认同。但这些价值都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控制下实现的，所以是一个非常难的抗争过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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