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30 July 2020

汉朝外交官带来的为何是战争而非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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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历史

宋·陈居中《苏李别意图》(局部)

灭亡卫氏朝鲜

高祖初年,燕王卢绾叛逃入匈奴后,燕人卫满也率领千余人进入朝鲜自立为王。

从汉惠帝时期起,卫氏朝鲜便臣服于汉王朝。卫满的孙子卫右渠继承王位后,开始诱招汉朝流民,并不再朝觐汉家天子。

汉使涉何奉武帝之命前往朝鲜责让、晓谕卫右渠。然而,卫右渠始终不肯接受天子诏令。

涉何返回汉边时,突然命人刺杀护送自己的朝鲜小王长,然后一路飞奔回汉朝。汉武帝并未怪罪涉何,反而认为他杀敌有功,任命为辽东郡东部都尉。

朝鲜王非常震怒,发兵袭杀了涉何。公元前109年—前108年,汉武帝用了两年时间派兵灭亡卫氏朝鲜。

解析涉何动机:要理解汉使涉何此举的动因,我们还得先说说公元前113年的南越国。

南越国早在文景时期便已经向汉王朝称臣纳贡。到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即位的南越王赵兴年少,其母穋氏为中原人士,人心不附,而辅佐过三代国王的丞相吕嘉大权在握。

穋太后怕发生政变,打算内属汉王朝,比照汉朝内地诸侯,撤去边境关防。她想依靠汉王朝的势力巩固自己的权势,于是设宴,打算借汉使之手除掉丞相吕嘉。然而,汉使犹豫不决,没敢动手,吕嘉全身而退。

汉武帝知悉此事后,震怒,怪罪汉使怯懦不能决断,遂发动战争,用了3年时间灭亡南越国。

有了南越国的前车之鉴,汉使涉何当然知道汉武帝最想要的就是“不辱使命”。

然而,他并未能说服朝鲜王接受天子诏令,这样回国,自然会被皇帝怪罪。但涉何又不敢在朝鲜王的朝堂上发难,于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鸡贼的做法:在边境上刺杀了护送自己的朝鲜官员,然后一路狂奔回国。

涉何此举果然得到了汉武帝的嘉许。武帝认为他有“杀敌之美名”,并未怪罪他朝鲜之行未能完成使命。

发动汗血马战争

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国盛产一种特别优秀的马,汗出如血,每日能奔行千里,名曰汗血宝马。

汉武帝知悉后,派遣以车令为首的外交使团,带着黄金20万两以及一匹用黄金铸成的金马,前往大宛,以期换取汗血宝马。

黄金和金马并未打动大宛国王和贵族。他们虽然畏惧汉王朝的强大,却仗着两国之间万里之遥,更兼路途艰险,认定汉王朝拿自己没折,所以,拒绝交换自己视若珍宝的汗血马。

这原本完全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外交斡旋、利益疏通来解决问题。然而,汉使车令却在大宛国的朝堂上对大宛王破口大骂,并用铁锤击碎了带去的金马,然后扬长而去。

因为车令不理智的行为,受到侮辱的大宛王下令截杀汉使,不仅将20万两黄金和使团所携带的财物全部夺取,更诛杀了使团的所有成员。

西汉使团被全部诛杀,这是汉武帝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汉武帝自然将其视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他选择了用武力解决问题。

于是有了历史上著名的“汗血马战争”:西汉王朝历时四年,“靡亿万之费”,倾举国之力,并为之付出了十万将士的生命,最终换回了“骏马三十匹。”

解析车令动机: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自西汉王朝联通西域之后,汉武帝向西域诸国派遣了许许多多的使团,使节的素质却是参差不齐。

汉武帝自身偏好于任用那些巧言令色的浮夸之辈。再加上当时前往西域,路途艰险,往往需要冒着生命危险。所以,愿意出使之人,大多是些家境贫寒的亡命之徒。

他们铤而走险,无非是希望能效法博望侯张骞晋爵封侯,甚至单纯地只是将政府交托给他们的国礼偷入私囊,从中渔利而已。

车令花了数年的时间,穿越大漠流沙、高原雪岭,九死一生终于来到大宛国,可大宛王却拒绝了他交换汗血马的请求。

这对车令来说,无疑是出使失败,他所期冀的皇帝的嘉许、荣华富贵、晋爵封侯就此成为泡影,说不定九死一生地回去,还会被皇帝斥责办事不利。这样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车令在大宛王朝堂上的失态了。

比之涉何,车令最倒霉的地方在于,长安和大宛相距万里,他没法如涉何一般惹祸后一口气狂奔回国。

挑衅匈奴

说起汉武帝时代的汉匈战争,大家往往津津乐道于卫青、霍去病的卓著战功,却不会关注两千年前两个大国在征战之外的外交往来。

较之金戈铁马的沙场喋血,外交很难让人热血沸腾,毕竟,外交本应该是战争的对立面,关乎和平。不过,汉武帝时代出使匈奴的汉使并没能为国家带来和平。

任敞

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人决战漠北后,匈奴因为损失了大量的人口,退至漠北,很长时间都无力南下;汉朝也因为损失了大量马匹,无力继续北伐。

这个时候,伊稚斜单于遣使到汉廷,请求恢复与汉王朝的和亲关系。

这原本应该是个让两个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恢复和平的契机。

毕竟从以后的历史来看,汉武帝晚年持续十余年继续北伐匈奴的战争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而从汉昭帝和汉宣帝对待匈奴的策略看,汉王朝在公元前119年与匈奴决战漠北后,战争已经不是解决匈奴问题的好办法了。

汉武帝于是让大臣们讨论,接下来的对匈政策。

这个时候,一个不愿意被青史埋没的人横空出世。他叫任敞,时任丞相长史。他对汉武帝说:“匈奴新困,宜使为外臣,朝请于边。”也就是说,要和平可以,但匈奴得向汉王朝称臣,单于定时在边境向汉家天子朝拜。

汉武帝当然高兴听到这样的建议,于是让任敞带着他的“美妙”建议出使匈奴。结果是,匈奴单于大怒,扣留任敞不归。

汉匈之间的和平,化为泡影。

解析任敞动机:两千年后的我们都知道,匈奴会在汉宣帝时期降汉,称藩保塞。不过,公元前119年,匈奴还远远没到需要臣服汉王朝才能生存下去的地步。

所以,任敞的建议无疑是个馊主意,因为这不是和解,而是招降。那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西汉立国之初,汉匈两国属于“邻敌之国”,是两个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各有强弱的势均力敌的国家。当汉匈战争进行到公元前119年之后,原本在军事上弱于匈奴的汉王朝用武力完胜匈奴。

所以,汉王朝对匈奴的基本策略由汉初维持两个国家的稳定、和平,转而变成希望匈奴能从“邻国”降为“藩属”。

任敞很清楚,汉武帝根本没有将国家带入和平的意愿,他要的,是匈奴单于对自己俯首称臣,实现“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的文化理念。

我们可以想见,朝堂上,任敞不过是大声说出了汉武帝的心声,以为这样能换来皇帝的格外垂青。他应该没有想到,汉武帝会让他带着这个“美妙”的建议出使匈奴。

郭吉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动用18万骑兵巡边,从今天的陕西淳化出发,直至今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天子巡边,旌旗千里,彰显的是汉王朝的武功军威。

之后,汉使郭吉奉命来到了漠北单于庭。

按照惯例,匈奴官员会在单于召见汉使前询问其来访的目的。生怕言辞不当得不到单于召见的郭吉态度非常谦卑恭顺,用《汉书》上的话来说,即是“礼卑言好”。

可当他见到单于后,却嚣张地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子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

无论哪个匈奴单于听到这样的话都会暴跳如雷,单于当即扣押郭吉,将他囚禁于北海。

解析郭吉动机:和之前几位汉使相比,郭吉应该是最无奈的。毕竟,汉武帝18万骑巡边,要的就是让匈奴单于认清目前的形势,要么南下,痛痛快快与汉决一雌雄;要么向汉家天子俯首称臣。

郭吉对匈奴单于说的那番话,显然就是武帝授意,即便死,也得说出去。

张胜

公元前101年,汉军取得了汗血马战争的胜利。

这个时候,匈奴且鞮侯单于初立,政权不稳,怕汉军攻击自己,于是很谦卑地对汉武帝说:“我儿子,安敢望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并主动送还了多年来扣押的汉使。

匈奴单于的谦卑让汉武帝很满意,也将历年来扣押的匈奴使者送还,并派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

这次出使成就了“苏武北海牧羊”的千古英雄传奇,不过,成就苏武的,却是他的副使张胜。

匈奴缑王和长水人虞常等谋划劫持单于母亲降汉,并打算射杀丁零王卫律。他们将消息透露给了苏武的副使张胜。如此惊天谋划,张胜非但不通报给自己的上司苏武,更送了虞常很多礼物以表支持。

结果消息败露,缑王被杀,虞常被擒,供出张胜。张胜慌了神,这才将整件事报告苏武。

匈奴单于审讯虞常后,得知汉使张胜于背后支持,非常愤怒,本打算诛杀全部西汉使节。但这样的行为无疑会将两个国家推向全面战争,于是,单于让丁零王卫律传话给苏武,令其投降。

苏武绝不投降,甚至数度自杀。而张胜,却在丁零王卫律处死虞常,威胁不降即死时,便即刻请降。

这件事之后,汉武帝再度组织起大规模的北击匈奴的战役。然而,这些战役几乎都以汉军的惨败作结。

解析张胜动机:张胜为何要支持匈奴内部的叛乱?因为,缑王和虞常的计划一旦成功,便是奇功一件,汉王朝有单于母亲这个棋子在手中,再施加以武力威胁,便更容易让匈奴单于对自己俯首称臣。

而且,张胜显然非常了解汉武帝的性情,皇帝就喜欢这种所谓的“鹰派”作风,强硬,毫不妥协,不讲道理,甚至不按常理出牌。

险是别人在冒,血也是别人在流,功劳却是自己的,何乐而不为?

总结

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外交的目的是用交流的方式化解争端和矛盾,用和平的方式最大程度维护国家利益。

当两千多年前,汉王朝凭借庞大的体量所体现的国家实力,在亚洲地区打遍天下无敌手时,在彼时彼地的历史大环境下,谈和平,也许是奢侈的。

而彼时汉使出使的目的,并非为了国际交流,而是为了帝王的权威能否无远弗届,为了“德化蛮夷”。

不过,几乎与汉武帝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论义务》一书中谈及战争时,提出如下观点:

有两种解决争端的途径:一、通过谈判,二、通过武力。由于前者是人的本性,后者则属于兽性,我们只有在无法用谈判解决争端时方可以诉诸武力。因此,我们开战的唯一理由只能是为了可以不受伤害地生活在和平中……

也许,我们无法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汉武帝时代的汉使,甚至也无法用西塞罗的观点去衡量彼时彼地的战争与和平。

但今天的我们却很有必要谈谈国家利益,反思这些建立在三千多万人痛苦血泪基础上的战争是不是都是必打的,都是值得的?

文末,想起300多年前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批判君主制的一句名言:

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所幸,今天的我们早已走出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帝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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