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BBC
自2019年香港爆发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案的“反送中”示威运动以来,台湾和香港两地政府关系持续紧张。2020年,香港《国安法》通过,许多针对台湾的法案以及对于香港政治言论的新管控,让在香港定居的台湾人,对于是否要离开香港有了考量。
决定留在香港的台湾人开始重新思考怎么在香港工作,要离开的人,也有所不舍。
BBC中文采访了定居在香港多年的台湾人,了解他们在港台之间的去留考量以及如何思考香港政治情势。
台港关系持续紧张
台湾和香港政府关系这几年每况愈下,特别是针对香港男子陈同佳涉嫌在台湾犯下杀人案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出“逃犯条例”修订一案,在香港引起翻天覆地的政治变化。2019年10月,陈同佳在香港出狱后,港府再次要求台湾引渡陈同佳,引起两边政府相互指责,政治摩擦加剧。
2020年7月1日,由北京研拟、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规定,港府可以向“外国及台湾政治性组织及外国及台湾代理人要求因涉港活动提供资料”。台湾“如果不提供资料,或资料虚假不实,不正确或不完整,即属犯罪行为,可罚款或监禁”,此举引起台港官方政治摩擦。
台湾总统蔡英文回应港府称,若香港《国安法》对台湾民众有不合理影响,台湾政府会考虑发起反制措施。同一时间,七月一日,在香港数千人上街抗议,有多篇报道称一位民众在抗议现场手执中华民国国旗被香港警方逮捕,在台港两地引起议论。
法案通过并实施,同时也开始影响在香港工作或定居的台湾人,思考是否要离开香港。
在网路论坛上,记者发现,许多已经有家庭的台湾朋友开始讨论需不需要将小孩与伴侣送回台湾,自己则留在香港工作;亦有人考虑是否要全家搬迁回台湾。其中原因是忧虑香港实施《国安法》,港府通过《国歌法》后,在香港上学的台湾小孩也必须要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等情况。
“香港像是过去的台湾”
这种忧虑在Andy(安迪)的访问中得到回响。安迪今年45岁,来港多年,与港籍妻子在台湾相识,两人育有一名8岁女儿,就读小学二年级。
他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工作,因为香港《国安法》通过后,开始有打算举家搬回台湾的打算。“尤其是香港学校现在又一直不上课,肯定希望让小孩回台湾念书”,他表示。
初期在港生活期间,安迪觉得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他表示,他对香港的情势越来越悲观,特别是在教育方面。
对女儿教育亲力亲为的安迪对香港教育有所批评,不仅是他认为香港有“过激”的升学主义与高昂的学费,还有最近正在校园推动的“爱国思想教育”,是他最不安的地方之一。安迪说,“讲个最简单的,我们台湾都把‘三民主义’从联考废掉了,但香港却是颠倒,要把这些东西加回来,走回头路”。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安迪的焦虑更深。细看此法,除了针对台湾的施行细则之外,他告诉记者,其实《国安法》“包天盖地”的法律规章,就足以让人恐惧。
“《国安法》不是说,规定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只要被认为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或者煽惑香港居民对中国政府有仇恨之心,那么都有可能触法。那如果我回台湾,如果我去参加民进党或什么本土政党选举的造势活动,或者只是经过,被拍照下来,或者我的照片背后有什么台湾国旗等等,那我就会出事。”
对于香港的未来,安迪并不乐观。他说:“我觉得以香港的情况,其实已经很难改变了。香港应该会渐渐地深圳或上海化,虽然我太太觉得台湾或香港两边都OK,但我认为小孩离开香港比较好”。
“我们本来就想走,《国安法》是个催化剂”
与安迪有相似观点的是好友Duke(杜克)。杜克与安迪年纪相仿,同样在台北认识港籍的妻子,多年前两人一起回到香港,两家人在香港认识,成为好友。
杜克在台湾出生,自小到美国求学,在台北与香港妻子认识成婚后搬到香港,经营教育工作多年。
他告诉BBC中文,自从2016年以来,“香港的政治情况越来越糟”。
不过,虽然身为儿童教育经营者,许多客户都是中国大陆家长,在香港赚的钱一定比台湾多,但他仍打算不久后与工作团队离开香港,在台湾重新出发。杜克说,“我们信仰的的价值就是不一样。”
杜克表示,回到台湾,虽然生活上的调整一定会有,但总比《国安法》通过后,香港那种“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感觉好。”
他强调:“香港《国安法》让我们看到,这种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我在台湾从‘戒严’到‘解严’,心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可以畅所欲言。此法让香港人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也不能批评政府,公然举台湾国旗也会被检控。”
他补充说,“虽然有朋友告诉我们,不要想那么多,但是我跟太太都觉得疫情的情况,加上要失去的自由,让我们觉得总是要离开。”
“就当在上海工作吧”
不过,虽然有台湾家庭选择离开,但是单身的Frida(弗蕾达),却有另一种看法。
就在香港《国安法》通过前夕,身居某金融公司管理高层的弗蕾达,正在香港与各大地产中介周旋,法案通过后,她在港岛买了生平第一套公寓。
来自台湾的她在台北工作几年后前往欧洲就读,毕业之后在香港找到工作。
自去年开始,香港政治急剧变化,深爱香港的她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但是严峻的《国安法》在香港通过后,她也有相当的感叹:“就当在上海或北京工作吧”。
弗蕾达补充说,“对我来说,《国安法》让我恐惧的是,主要就是没有言论自由,人身财产安全降低(有机会被随意扣帽子然后扣押财产)以及公平正义会慢慢消失。”
如今在港岛定居已十多年,单身的她表示十分心疼香港年轻人,对台湾的防疫或民主成绩感到骄傲。但弗蕾达也告诉记者,《国安法》通过后,要不要移民或离开香港,立即成为所有同事或台湾朋友圈的日常话题:“很多朋友周末都去参加许多投资移民的工作坊。或者担心因为《国安法》会被扣押财产,许多朋友也拼命地买美金,或者把资产转移,离开香港或回到台湾”。
不过,由于目前工作顺利,她短期内并没有离开香港的打算。“毕竟工作上主要市场就是香港跟中国,而且职涯上仍有机会再升级,离开香港也就表示要耕耘新市场,职涯要找新位置。还没有办法有说走就走的洒脱。”
但她又说,虽然有动心过搬回台湾退休,但香港已是她的第二故乡,她对香港这座城市给了她机会,心怀感激。
据统计,目前在香港同时拥有台湾身分证及香港居民身分的人数约6万9千多人,只领有台湾身分证的约5400人。
(因为受访者要求,以上人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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