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德国之声
中国经济降温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中国经济到底得了哪些“病”？治病又能有哪些“药方”？其中又有哪些是“良方”、哪些是偏方？各路专家有话要说。
2015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跌至了25年来的最低值，今年1月的对外贸易额同比出人意料地大幅下滑。与此同时，中国的负债率在猛烈上升，钢铁、水泥等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进一步下跌至49.0，低于50的枯荣线；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则将中国债务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而从2014年以来，中国当局已经连续多次降低利息、银行准备金率，出台了各项措施来支撑股市、楼市。华东理工大学的宏观经济学家沈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这两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把能试的药方都试遍了。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或是刺激需求；现在还提出要改革金融市场、推动供给侧改革。可是都还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中国经济到底得了什么病？
沈凌认为，现在的中国经济正面临短期困难与长期问题的相互叠加，“而且是中长期的问题更甚于短期的问题。”而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曾林（Max J. Zenglein）更是直接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旧有模式宣告终结：“中国经济过去一直依靠生产廉价商品、大量出口廉价产品来拉动增长；但是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越来越小，旧的模式已经无法持续。”
曾林认为，应对这种情况，中国经济只有一条路可走：真正实现产业升级。
在本周末即将召开的全国人大上，将审议并正式发布“十三五规划”。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已经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的制订建议，并花了较大篇幅来阐述“构建产业新体系”。可以说，中国政界高层，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产业升级的迫切性。
产业升级导致工人失业？
曾林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要推动产业升级，一方面要让企业更多地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这也是中国政府推出“中国制造2025”战略、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动机。“而另一方面，产业升级也意味着要淘汰过剩的产能，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工业更加稳健、更加现代化。这一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企业裁员。”
本周二，路透社援引两名政府高层内部人士消息称，今后三年内，那些依赖公共财政输血而勉强存活的企业，将大幅裁剪500万～600万员工，从而缓解工业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在周一，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为了减少工业产能过剩，180万职工将被分流安置，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将成为化解产能过剩的切入点。
“就业市场正是中国政府的阿喀琉斯之踵！”长期研究中国经济政策的德国经济学家曾林表示，从短期来看，中国政府甚至愿意接受较慢的增长率，“只要失业率不大幅增长。”
而早年曾在德国留学的中国经济学家沈凌则认为，此次裁减数百万产业工人，压根就是“中国特色的集体失业”。他说，如果当初主管当局能够坚持市场原则，让私营企业继续主导煤、钢等行业，而不是搞“国进民退”，那有些企业自然会顺应市场潮流，在市场饱和前提前淘汰落后产能或是退出该行业。“但是政府却一再给这些企业输血，让他们苟延残喘，直到问题集中爆发、导致休克性的大规模失业。”沈凌指出，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在如今产能过剩的行业违背了市场规律，才造成了现在“长期转型措施导致短期经济降温”这一怪诞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沈凌也开出了药方：“长期来看，治本的方法就是收回政府的手，不让他去替代市场的手。”而至于短期内的失业率高企，沈凌认为也不是难事：“90年代朱镕基当政、推动国企改革时，下岗的人数高达数千万；而现在的财政收入已经是当年的七、八倍，完全有能力通过低保、救济、再就业培训等方式妥善解决失业工人问题。”
抑制工资增长充其量只是一剂偏方
面对中国经济的降温，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则开出了他的独特“药方”。今年2月19日，他在一个有关供给侧改革的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工资增长过快，不利于生产率的提高，削弱了中国的竞争力。楼继伟还认为，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保护严重不足，造成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
长期关注并协助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德国劳动法律师格夫肯（Rolf Geffken）强烈反对楼继伟的这一论调。他对德国之声表示，认为抑制工资增长就能够加强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只是纸上谈兵、一厢情愿。“中国的低工资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压制工资，只会让罢工等工人抗议运动风起云涌，到头来只会让经济危机上升到政治层面，造成巨大的危险。”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GDP相比上年增长了6.9%，劳动生产率增长了6.6%，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上涨了7.4%（已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德国经济学家曾林认为，中国的工资上涨幅度在相匹配的适度区间内。他反驳财政部长楼继伟的观点，指出：“只要生产率上升了，工资也可以同步上涨。”曾林还认为，提高工资水平，还有助于拉动内需、促进服务业发展、助推产业转型。他警告说，要真正进行供给侧改革，提升生产水平、促进生产率增长才是关键。
对症下药 让市场说话
中国经济学家沈凌更是指责楼继伟的建议“本末倒置，非常地肤浅、不人道”。他说，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GDP本身，而是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当前经济降温是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企业税收过高、国企改革滞后、政府过多干涉产业方向都是重要的原因，怎么可以在没有仔细做核算分析的情况下就指责工资增长呢！”
沈凌还接着指出：“政府干涉过多、市长取代市场才是中国经济长期问题的根源。”
沈凌希望，在接下来的产业转型中，应当让市场而非市长来决定产业的导向，真正落实中央文件中提到的“让市场配置起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沈凌认为，相比产业转型，健全市场机制才是更为长期的治病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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