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曉穎
BBC中文網記者 香港報道
去年12月,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佈關於香港市民身份認同感的 最新研究結果。67.6%的受訪者認為自已是廣義的香港人(回答「香港人」加上「中國的香港人」),而31.1%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回答「中國人」加上「香港的中國人」)。18至29歲的受訪者中,只有13.3%認為自已是中國人。
香港人身份認同並不一直如此強勢。北京舉行奧運的那一年,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達到頂峰,逾51%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何謂「香港人」?
鴉片戰爭後,清廷割讓香港予英國,自此香港與中國大陸走上不一樣的道路。
五十年代前,香港與中國大陸沒有邊界,人口流動性極高,難以建立香港本土認同感。之後,港英政府開始設立邊界控制、向香港居民發行身份證,才把香港與中國大陸人口分隔開來。
「香港人」身份由來,一般認為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前,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只存在於精英階層;七十年代,香港土生土長的「嬰兒潮」(baby boomers)一代成長,成為社會的中流砥柱。香港人的身份,建基在與中國大陸的不同。從這一角度看,中國大陸是香港的「他者」。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羅永生說:「香港人的文化特性是,有半唐番、不中不西等這些說法。」 不少香港人為這種混合特質感到自豪。
香港經濟騰飛,加上粵語流行文化——包括電視、電視劇、流行曲等——變得強勢,這一代香港人視香港為家,獨持的身份認同開始成形。香港的繁榮穩定,對照中國大陸政局的動蕩不安,令香港人認為他們是與中國大陸有別的「中國人」。
香港人特別的身份認同,殖民地政府亦有推波助瀾。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擔任港督期間,大力推動教育、福利改革,亦舉辦香港節、清潔香港等計劃,加強香港人的本土意識。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方志恒解釋說:「麥理浩要凖備香港前途談判,要確保手中有籌碼……最重要的籌碼就是香港人、香港人認同殖民管治。」
香港身份認同在七十年代萌芽、醞釀,八九十年代則急速鞏固。羅永生說:「當時中國大陸正進行開放改革,依靠香港,香港人在八十年代有相當強的自信,(認為)我們與你們(大陸人)不同,但我有能力為你們帶來好的東西。」
羅永生續說:「當時大陸的態度是,歡迎香港教導他們如何現代化,所以鞏固了香港人的自我認同。」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在1984年中英兩國簽訂聯合聲明後,更加強化。
八十年代期間,大部分民意支持繼續接受英國統治。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並決定1997年香港主權交回中國。雖然普通香港人無份參與談判、意願落空,但當時氣氛仍算樂觀的。
方志恒說:「當時有一種期待、良好意願,中國慢慢走向改革開放,會帶動政治上亦會走向開明。一國兩制只是過渡性質,中港最終會融合,而融合會向香港的一制融合。其實鄧小平原先也是這樣說的,他說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不需要變,因為五十年後會有無數這麼多個香港,到時就會一國一制。」
這就是當時流行的「民主回歸論」。方志恒說:「這就是所謂的同向異速,大家都是向文明的方向走。」
1989年,中國政府鎮壓北京示威的學生,自始在香港人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烙印。不過,六四事件未有令香港人切割中國人的身份。羅永生說:「當時(香港人)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反而令香港人的認同感抹有一種悲劇色彩,而這種悲劇色彩很有感召力。五星旗下中國大地,只有香港才能悼念(死難者),讓正義事業能維持下去的地方。這個是另一種定位、一個相當強的認同。」
本土認同與中國模式
羅永生說:「以往的有所謂二元的認同,我既是香港人,亦是中國人,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感覺。例如,我在體育運動上支持中國隊,我身為中國人感到自豪。假如中國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變得低了。不過這些已成過去,因為以前還存在拉扯的空間。」
2008年,香港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到達高峰。北京奧運展現的蓬勃國力,令香港人為身為中國人感到光榮。
方志恒說:「從2008年開始,中國走向維穩,在經濟上是國家資本主義,政治上是收縮、維穩體系的中國模式,而這種模式與香港是矛盾的。」
方志恒認為,北京對港政策越趨強硬,令香港人認為「一國」壓倒「兩制」,香港的制度及核心價值被中央蠶食。他以廣東話、繁體字、831決定(人大就香港政改的決定)、經濟融合為例,不少香港人認為這都是來自中央政府的壓逼。
方志恒說:「最初為何會有一國兩制?就是承認香港有其獨特性…… 一國兩制原先很寬鬆,對(香港)主體性、獨特性很寬容。而現在的問題是,北京對這些不同的東西的容忍度越來越低。在它看來,這些(香港的獨特性)看似是礙眼的東西。」
梁振英2012年登上特首寶座,但不少香港市民認為他對中央唯唯諾諾,並非保衛香港人的利益。這種印象,由他當選後已揮之不去。
有一種說法指,中國經濟急速發展,香港對中國經濟重要性日漸褪色。1990年,香港的全民生產總值(GDP)佔中國全國生產總值25%,不過到2010年,只佔約2%。港人心裏感到失落,排斥中國人身份。不過,羅永生對這種說法不以為然。
羅永生說:「本土派很多都是年青人,他們根本沒有享受過所謂的在大陸人面前很有優越感(的時期)。十幾二十歲那些,在大陸人面前有多少優越感的經歷?」
本土與排外
本土主義在香港引起不少討論,當中最嚴重的指控是排外、抗拒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不過,方志恒與羅永生皆認為,現在本土主義正在調整階段,未來或能向更健康的方向發展。
方志恒說:「任何地方出現一種本土主義、本土思潮的時候,在初期都很容易出現一些走得比較偏鋒、排拒性比較強烈色彩的語言或行動。」
他舉台灣經驗為例。台灣在八九十年代開始講本土化,最初亦非常排拒外省人。但到2000年初,台灣開始提出一種「整合性」的本土論述,強調四大族群──包括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融洽相處;只要認同台灣,就是台灣人。
羅永生說:「本土主義(之前)變成一種次文化,只有少部分激烈的人去做,但現在已邁向了另一台階。」不少本土派支持者參與旺角衝突、梁天琦新東補選取得約15%的選票,這一切都令本土主義進入公共領域,而本土派不得不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不同本土派團體都有意參選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羅永生認為,只要本土派團體參與選舉,選舉都能令他們步入理性化,修正負面情緒主導的主張──只要選舉還是公平的話。
本土與分離
香港人身份迅速鞏固,建制陣營亦不得不正視這股民情。民建聯副主席周浩鼎則為本土主義下另一個定義。「本土這東西本來是不足為奇、很正常。」他指上海人、北京人也會為自己的本土文化為傲,所以世界不同地方也有本土主義。「比較極端的人士將本土與港獨、或者分離、分裂的想法捆綁在一起,這樣我認為騎劫本土這詞語。」
周浩鼎認為大眾對「一國」壓倒「兩制」這種說法是有點妄自菲薄。「我們的價值、文化與現時運行的制度其實不單單靠一套法律去維持。法律的維持固然非常重要,但同樣地重要的是,我們相信自已文化及制度的堅固程度。」
他認為,香港人的利益沒必要與大陸人的利益對立起來。「一國兩制對中國有好處……我們認為,這套制度比較容易與國際接軌,對於中國長期開展發展工作,我覺得我們能夠發揮作用。假如沒有一國兩制的話,對中國沒有好處。」
至於何謂「本土建制」,周浩鼎說:「要更貼近香港人的聲音、貼近香港人的想法去處理任何事情。」他以普教中為例,指廣東話為香港人母語,沒有必要推行普教中。
2047年後,周浩鼎希望「一國兩制」能夠延續。「假設在未來三十年,大家能透過各種方式修補關係,將一國兩制放在運作良好的層面……我相信機會亦大。」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最近亦發表言論,中央政府現時的政策與當初設計「一國兩制」的「河水不犯井水」相去甚遠。周浩鼎說:「我覺得中央應該不時要檢視自已對香港的政策。」
潘多拉的盒子?
方志恒認為,現時本土主義可略分為「本土自治」、「本土獨立」及「本土建制」。至於未來香港的本土主義向那個方向發展,關鍵在於北京對港的政策。
方志恒說:「假如有機會放鬆一些,(本土主義)可能會洩一洩氣,那種本土抵抗情緒會稍為緩和。但本土主義出現了,我覺得難以收回。」 他估計,假如北京對港繼續強硬,將會推向更多人支持「本土獨立」的思潮。
不過,最近中方官員的言論,看來對港的政策有所調整,香港傳媒更形容北京「吹暖風」。比如,對於旺角衝突,總理李克強未有大力批評示威者;港澳辦主任王光亞形容「出了點事」;與《南華早報》的 專訪中,港澳辦副主任馮巍指,在闡述立場及理解香港人的層面上,中央政府有進步的空間。他亦指,激進派有機會在九月立法會選舉取得數席,而且認為他們參與政治後會變得「成熟」。
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加上明年的特首選舉,將會更清楚看到中央的取態。至於香港的本土主義的未來發展,中央政府的決策或許是最重要的因素。
(責編: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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