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到秦代，商鞅变法时，就明文规定：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者同罚。”
也就是说，将老百姓按十家或伍户组织起来，互相保证，互相监视，有问题要互相纠举揭发，否则全部惩罚。自此之后，各朝各代大都有连坐之法。甚至到了民国，也还在一些地区推行过以连坐为基础的保甲制度。
显然，这种将与犯罪分子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列为惩治对象的连坐制度，不符合现代文明。它作为基层社会的控制形式，让人人自危，户户自保，最终相互袒护。对此，韩非子早就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
“盖里相坐而已，禁尚有连于已者，理不得不相窥，唯恐不得免、有奸心者不令得志，窥者多矣。如此，则慎已窥彼，发奸之密，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株连刑，如此则奸类发矣，奸不容细，私告任坐使然也。”
因此，废除“封建”的连坐制，曾作为共和国的伟大成就而被称赞。特别是经过“文革”那场民族的浩劫后，中国人从各种株连的痛苦中清醒过来，下决心要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要真正做到“一人犯法一人当”这一最朴素的法制原则了。
然而，曾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连坐制，又以“社会管理创新”的面目出现了。有些地方，就建立了以户为单位的“网格制”，要求在同一网格中的各户互相监督，互相举报，否则全部受罚；有些地方，要求上访者亲属参与维稳，如果不能制止上访者继续上访，则下岗待业，有的甚至丧失人身自由，等等。
我原来总将这些各种奇葩的连坐式规定，归结为基层干部素质不高等原因。现在看来，并不尽然。除了已经根植于国民精神之中的思想观念之外，某种统治结构的需要更应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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