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习近平集权辩护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集权是为了改革，集权也有利于改革。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习近平的集权并没有打破改革的僵局。
集权有利于反腐，这个道理是容易看清楚的，如果不集权，已经全面腐败的各级官员就会完全失控，整个局面就会崩盘，这是凭常识就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集权往往不利于改革，这个道理就不是那么直观了。
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改革就取得了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革后的政治格局有利于推动良性的地方分权。因为中央和地方大员中，都有一批勇于改革的实权人物，他们在权力博弈中上下配合，推动了改革。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政治格局。
令地方分权困难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改革，与官僚阶层的利益直接冲突。这一条，大家都看到了，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却看不到有深度的分析。经常看到的一些要求政府"断臂"，自己割自己的肉的道德口号，这样的口号当然不会有结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唯有严重的经济危机才能逼出真正的改革。我对这个逻辑并不十分认同。首先是，如果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也有可能让改革更加困难，或者让当权者更不敢改革。其次，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水平，加上现代的技术手段，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实质性改革，经济也可以维持，无非是浪费更多资源、时间和生命，比如生产更多没用、但也毒不死人的疫苗，生产更多劣质产品。
全球经济形势不好，对于中国维持这样一种低质量的经济增长也是很大的支持，这是因为，全球经济疲软，有利于支持人民币高估，从而减缓中国通胀的压力，也就是说，给中国政府多发票子提供了空间。
中国改革僵局难破更深层的原因，一是来自中国偏好中央集权的传统，这个倾向，不论精英还是一般民众，都很普遍，这个传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改革的想像力。如果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会冒险去改革，而经济规模重回全球老大的地位，显然无助于激励中国改革。
另外一个深层原因，是世界多数国家其实乐见一个改革活力不足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强大又难打交道的中国。中国继续快速成长，会迫使世界不得不做出很多困难的调整。当然，他们也不愿意看见中国经济崩盘，大量输出难民。因此，中国内部的改革僵局，发展停滞而不解体的状态，最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虽然他们嘴上不能明说。
在这个背景下，发达国家不会再像前三十年那样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改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想像的，更何况，发达国家自己也面临著非常困难的变革。
在微信群组中，有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局面都不好，是中国改革的大好机会。这个道理虽然不错，但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比现在更好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问题中国精英已经有了一些反思，但还非常不足。
最近看到刘仲敬去年的一个报告，提出一个非常悲观的看法，就是中国文化有根本性的缺陷，不借助外力，无法重建大一统，更无力输出秩序。按照刘的逻辑，中国正面临一次新的解体危机。刘的分析给我启发，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宿命论倾向。
上周，党媒《人民日报》批评社会风气不好，网民不服气，贴了一条黑色幽默："这届人民不行"，言下之意，是你们当权者不行，而不是人民不行。
这件事让我想到，历史和文化的惯性有可能让这届精英和这届人民打不破中国改革的僵局，但由于中国已经深度卷入世界，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下一届，或下一代领导人会有机会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RFA
集权有利于反腐，这个道理是容易看清楚的，如果不集权，已经全面腐败的各级官员就会完全失控，整个局面就会崩盘，这是凭常识就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中国，集权往往不利于改革，这个道理就不是那么直观了。
毛去世后不久，中国改革就取得了突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革后的政治格局有利于推动良性的地方分权。因为中央和地方大员中，都有一批勇于改革的实权人物，他们在权力博弈中上下配合，推动了改革。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政治格局。
令地方分权困难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改革，与官僚阶层的利益直接冲突。这一条，大家都看到了，但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却看不到有深度的分析。经常看到的一些要求政府"断臂"，自己割自己的肉的道德口号，这样的口号当然不会有结果。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有一种观点认为，唯有严重的经济危机才能逼出真正的改革。我对这个逻辑并不十分认同。首先是，如果经济危机非常严重，也有可能让改革更加困难，或者让当权者更不敢改革。其次，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水平，加上现代的技术手段，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实质性改革，经济也可以维持，无非是浪费更多资源、时间和生命，比如生产更多没用、但也毒不死人的疫苗，生产更多劣质产品。
全球经济形势不好，对于中国维持这样一种低质量的经济增长也是很大的支持，这是因为，全球经济疲软，有利于支持人民币高估，从而减缓中国通胀的压力，也就是说，给中国政府多发票子提供了空间。
中国改革僵局难破更深层的原因，一是来自中国偏好中央集权的传统，这个倾向，不论精英还是一般民众，都很普遍，这个传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改革的想像力。如果不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不会冒险去改革，而经济规模重回全球老大的地位，显然无助于激励中国改革。
另外一个深层原因，是世界多数国家其实乐见一个改革活力不足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强大又难打交道的中国。中国继续快速成长，会迫使世界不得不做出很多困难的调整。当然，他们也不愿意看见中国经济崩盘，大量输出难民。因此，中国内部的改革僵局，发展停滞而不解体的状态，最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虽然他们嘴上不能明说。
在这个背景下，发达国家不会再像前三十年那样积极地支持中国的改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想像的，更何况，发达国家自己也面临著非常困难的变革。
在微信群组中，有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局面都不好，是中国改革的大好机会。这个道理虽然不错，但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许多比现在更好的机会，都没有把握住。为什么会这样？对这个问题中国精英已经有了一些反思，但还非常不足。
最近看到刘仲敬去年的一个报告，提出一个非常悲观的看法，就是中国文化有根本性的缺陷，不借助外力，无法重建大一统，更无力输出秩序。按照刘的逻辑，中国正面临一次新的解体危机。刘的分析给我启发，但我不能接受他的宿命论倾向。
上周，党媒《人民日报》批评社会风气不好，网民不服气，贴了一条黑色幽默："这届人民不行"，言下之意，是你们当权者不行，而不是人民不行。
这件事让我想到，历史和文化的惯性有可能让这届精英和这届人民打不破中国改革的僵局，但由于中国已经深度卷入世界，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下一届，或下一代领导人会有机会实现历史性的突破。
——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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