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26 March 2015

《纽约时报》李光耀之后，新加坡何去何从

新加坡——在担任新加坡领导人的50年间，李光耀(Lee Kuan Yew)下达过很多命令，其中包括要拆掉自己的住所。
李光耀几年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我已经告诉内阁，‘我死后，要拆了它’。”
李光耀面对死亡的态度非常务实，他也反对个人崇拜。于是他表示，住所需要耗费大量资金维护，“人们缓步地从中走过时”会乱糟糟的。李光耀于周一逝世，享年91岁。
周二，李光耀住所所在的安静街道上，没有出现拆房子的设备。周三，李光耀的棺材摆在议会大楼里供公众瞻仰之后，官方的追思会才开始。
但新加坡人也对李光耀建造的更大房屋——现代新加坡和该国引以为傲的“新加坡模式”——提出了同样的疑问。李光耀去世后，这种模式还会持续下去吗？这个井井有条的亚洲金融中心是否已经可以脱离“听爸爸的没错”的政府治理模式？
新加坡选民愈发大胆自信，也提出了更多诉求。一些人要求形成新的社会契约，建立一个更乐于协商的政府，允许民众参与规则的制定。
“新加坡现在处于转折点，”前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说。“我认为，新加坡的年轻人认可新加坡的力量，也认可新加坡政府带来的稳定，但他们还希望发出更多声音。因此，你得为他们创造对社 会议题、政治议题和经济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变革快要到来了。”
新加坡模式将这个偏僻的前英国殖民地转变成一个干净整洁、光彩照人的大都市。这种模式融合了半威权主义、一党执政制度，周密的城市规划，自由放任的 经济政策，低税负，以及大量外国人才的涌入。让渡个人自由、接受政府干涉（比如压制政治异见、对不冲公共厕所的人给予罚款），从而换取良好秩序和繁荣发展 ——整整一代新加坡人接受了这样的交易，他们认为新加坡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越了邻国。
李光耀在世时不可想象的问题，现在则无法轻易地置之不理。比如，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可能会分裂成几个派别，一些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已经开始显现。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副院长陈思贤(Kenneth Paul Tan)说。“当你把一些很有才能的人聚集在一个组织里，他们的看法和目标都会出现分歧。”
互联网放大了意见分歧，越过了管控严格的媒体。多年来，媒体更多的是为政府及其目标充当拉拉队，起到的监督作用较小。新加坡国内的分歧似乎扩大了，这部分是因为社交媒体的盛行。
最突出且最具争议的问题是民生问题：过去10年，移民人数猛增，生活成本上涨，房价飙升。
45岁的管理顾问陈伟清（Tan Wee Cheng，音）表示，新加坡人感觉自己处于弱势，担心他们“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如何维生，而且这里的就业市场对全世界开放。”
批评人士表示，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本就脆弱，塑造认同的过程仍在进行，就被移民潮所打断了。
反对移民的声浪向政府涌来，于是政府做出回应，采取了限制措施，加大了企业雇佣外国人的难度。但与此同时，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将人口增加至690万，手段主要是移民。
新加坡模式显现出的其他问题，源于民众对缺乏言论自由和政治多元主义的不满。社会批评家、作家林宝音(Catherine Lim)去年给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批评政府不倾听民众的关切，这封信广为传播。信的开头写道，“我们目前正处在一个政治危机之中，即人们不再信赖他们的 政府，而政府也无暇挽回他们的信任。”
陈思贤表示，他希望悼念李光耀的活动结束，周日举行国葬之后，新加坡进入一个反省阶段。
“不能只是由政府领路，”他说。“民众也应该参与其中，如此一来，在所有人看来都具有合法性的新的社会契约才会形成。”
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堂课政府还没学好。周一，政府禁止人们在芳林公园(Hong Lim Park)举行抗议活动或其他集会。芳林公园的演讲角是一个传统上容许言论自由的地方。
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Board)宣布，该公园将成为“纪念辞世的李光耀”的指定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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