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國璋】
佔中三子和學生輸了嗎？以目前香港佔領運動的發展來看，顯然是「輸到脫褲子」。運動不幸如我所擔憂的，因未能有效應對存心跟抗命者打消耗戰的梁振英政府，陷入曠日持久的窘境，民意流失、進退失據。
佔領運動未能善終
這種困境來自博弈兩方：一是對手在愚蠢的九月底催淚彈驅離行動後吸取教訓，以「不作為」應萬變，任整個社會長期承受佔領運動的代價。另方面，又透過 本土親建制媒體及中國媒體發動鋪天蓋地的輿論抹黑及反擊，更以港人極在意的「法治受損」為主軸，藉民間團體出面向法院申請禁制令的方式清場，戰術上竟無懈 可擊。反觀抗命者，則不僅沒統一的組織、領導，策略更不同調。佔中三子在學運新世代眼中，無異保守迂腐之輩；而「雙學」（學聯與學民思潮）在崇尚「勇武抗 共」的熱血公民等激進團體眼中，則又是小綿羊，一再錯失將行動「升級」的衝擊良機。於是激進的取代溫和的，更激進的再取代激進的，一小撮人的意志，最終主 導了原本應是群眾導向的群眾運動。運動的原則性與道德上的悲壯色彩，或許因此變得更加純粹、濃郁，卻也逐漸遠離凡間，成了學運及社運菁英的私人戰場。
一直以為，對馬來西亞社運界而言，香港佔領運動其實比今年四月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有更多值得借鑑深究之處。光榮退場的太陽花學運，對佔領運動既是祝 福也是詛咒。它給了香港學生挑戰體制的莫大勇氣與信心，卻也讓他們昧於兩地差異，在苦等不到當權者對政改的任何具體回應後，選擇了遊走於暴力邊緣的抗爭手 法，正中敵手佈下的陷阱。
人在香港，這麼說並非昧於香港民情的複雜，尤其年輕一輩對「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抗爭手法的不耐，但這恐怕恰是問題癥結所在。 佔中三子打自運動初起，就已遭邊緣化，雖為配合學生的行動提前「佔中」（事實上已成「佔鐘」──佔領金鐘），亂了自家規劃，卻還是在同道圈內動輒得咎，哪 方面都不討好。
究其實，佔中本是「和理非非」理念下的產物。照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原意，佔中是向中央政府施壓、要求守諾落實真普選的終極手段，事若不成，佔中 才會登場，所以尊嚴表態的意味遠多於和強權對幹。其目標，了不起以違法抗命手法癱瘓中環運作三、五日，重點是向國際社會展現港人堅定的民主訴求，然後── 如果照原先規劃──這批人數頂多上萬的中年中產階級靜坐者，就要乖乖束手就擒，或主動自首，完成這自我犧牲的抗命之舉。總之，佔中違法卻強調「愛與和 平」，並未試圖逾越「和理非非」的框架。
抗命者的世代差異
但香港年輕一輩，顯然普遍鄙視回歸以來已多次證明無效的「和理非非」抗爭手法。尤其自2003年的五十萬人七一大遊行以來，由爭取2007及 2008年雙普選、反高鐵及反新界東北開發等抗爭運動來看，當權者對規規矩矩的遊行示威已無動於衷，倘不另圖新法施壓，就是「憨居」。這種世代差異，反映 的不僅是中年務實保守心態與青年理想冒進情懷之間的天然對立，更是兩代民運及社運人的不同心靈面貌。
簡單的說，老一輩香港民主運動者，如陳健民和民主黨的何俊仁，土生土長於英殖民時期、中國國勢仍衰的1960至70年代，大多還深懷民族主義情操， 爭取民主的基調是「愛國不愛黨」。年復一年的六四紀念活動，正是此輩民運者民族情懷的展現。而新一代的社運參與者，則多成長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的1980及 90年代，雖經歷香港回歸，諷刺的是恰與台灣年輕世代類似，對中國缺乏熱情，排拒其經濟與社會「入侵」的本土意識濃烈，少數人去年更開始挑戰港人紀念六四 的真義。所以對年輕社運者而言，拒共或抗共才是基調，對中央政府自然沒信任及妥協的傾向。
其次，老一輩民運者多重視組織力量且相信漸進改革成效，關注傳統的政經社會議題；新一代社運者則多出身於文化、藝術、保育界，更關注「非物質類」與 非主流議題如文化保育、「集體回憶」、性別及發展本土農業等，鄙視等級、結構嚴謹的組織力量，也更重視原則，不願輕率地為他們認為自欺欺人的運動「階段性 勝利」妥協。2012年的反國教科（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運動，就是此輩的代表作。這種差異反映在抗爭手段上，以最簡化的說法，就是老一輩民運者還強調「和 理非非」，也可接受在適當時機作適度妥協，總之手段不該過激。新一代社運者則更傾向於為捍衛抗爭原則，不惜拉高對當權者的壓力，雖創意不拘一格，卻不無漸 走偏鋒的風險。
以香港近幾年的社運發展情勢看，老前輩可謂「失勢」，基本上都已經是新社運及學運份子帶的頭，近例正是眼下這場氣勢已衰的佔領運動。學生領袖到了運 動中、後期，顯然已無法忍受佔中三子（我一向謔之為「佔中三老」）與部份泛民政治人物的不斷勸退，拒絕滿足於他們認為虛幻的「階段性勝利」，卻又無法有效 逼使當權者回應訴求或出來對幹。另方面，學生也過於愛惜光環，經不起部份同道的譴責而在退場時機上遲疑不決，終至陷入今天的窘境。
佔領運動未能善終，佔中三子和雙學無疑都是大輸家。另外同樣「輸到脫褲子」的，還有香港警方。兩個多月的現場觀察，我不得不說，香港警方基本上仍相 當克制。偶有過度使用武力的失控案例或「染黑」嫌疑，卻會被網軍們放大渲染，形象大壞。年輕人對警察的信任，尤其已深受影響。佔領區內的大小商戶，當然也 是輸家，佔領活動對區內經濟、交通運作的影響甚為明顯，若硬要淡化其負面衝擊，未免昧著良心。
佔領運動的贏家？
有沒有贏家？貌似有一個。梁振英政府和在其背後力撐的中央政府，自催淚彈驅離行動灰頭土臉後就打定主意不作為，和抗命者對耗卻不對幹。此即駐港的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十一國慶慶典上針對佔領運動那句「太陽照常升起」的回應深意。轉眼兩個多月過去，11月4日理工大學民調顯示，73.2%受訪者認為佔領 者該撤了；11月16日中文大學民調再度證實，67.4%受訪者認為佔領者該撤；11月25日香港大學民調又來一記悶棍：梁振英的民望已在兩星期內顯著回 升（由40.4分升至44.7分）。我相信一眾當權者密室相聚，當竊笑不已。佔領運動拖拉不決的結果，不僅啃盡老本，還弔詭地讓梁振英成了僵局的最大獲利 者。
雙學11月30日晚發動圍攻政府總部的行動，是促使佔中三子將自首安排由12月5日提前至3日的關鍵，也是「和理非非」與「超越和理非非」兩套路線 的公然決裂。對照太陽花學運，這樣的場景當然似曾相識。太陽花雖未真正攻佔行政院，其威力已經在台灣上週的九合一地方選舉得到驗證。反觀香港，以民意當前 的負面反彈來看，明年區議會及後年立法會的選舉，泛民主派的局勢可謂凶險。兩相映照，香港年輕人不免神傷。
不過且慢。《明報》今年11月底（即佔領運動後期）針對香港中學生及大學生的一項調查顯示，47%受訪者最不滿政府處理政治議題的表現，當中包括政 制爭議（24%）及無力確保港人的高度自治（16%）。而認為政府最急需處理政治議題者（共46%），更是高於民生議題如樓價過高、中港矛盾、貧富懸殊等 事（共40%）。當權者對青年極在意的佔領運動訴求置諸不理，卻開始盤算著如何透過促進青年向上流動、置業及拉拔親建制派的青年迅速上位等「青年政策」， 來收編年輕人，顯然是重蹈國民黨對台灣青年群體誤讀之誤，更是中國執政者在大國崛起的自滿及霸氣下，對香港核心價值觀的錯誤理解。
簡言之，香港的佔領運動，實具備了所有民主政治轉型案例裡的前期運動特質，重點根本不在成敗，而在啟蒙，尤其是對青年菁英與中產菁英的啟蒙。以啟蒙 論啟蒙，沒有人可以否定運動在初期就已「達標」，絕非自欺欺人的「階段性勝利」而已。運動雖無法善終，由民調來看，也未斲損其啟蒙光芒。而「超越和理非 非」在香港民意的現實考驗裡之未能超越「和理非非」，長遠來看，其實是香港民主轉型之福。這麼說不免又要被人譏為「迂腐之輩」，但我始終以為，我們對太陽 花學運誠有過譽，對香港的佔領運動，卻還缺一個公平評價。但願歷史終會補上這筆缺憾。
 王國璋 |
馬來西亞檳州北海人，現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 |
from 燧火評論 http://www.pfirereview.com/2014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