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復旦大學張維為的文章《中國道路與改革》提到一句「馬英九的能力還不如上海一個區委書記」。這句話似乎很少吸引台灣人的注意。其實，這一則新聞背後是有很多值得討論與深思的問題。
第一，馬英九確實笨，但是共產黨真的用人唯才，以致馬英九的能力確實不如上海一個區委書記嗎？
第二，馬英九確實笨，這意味著台灣的民主制度確實有問題。那麼，我們應該放棄民主制度，改成讓市場治理一切？還是改成用中國共產黨的精英極權統治？還是說有更好的民主制度，可以讓台灣學習、攻錯，以便用第三條路邁向更好的未來？
先談第一個問題中的一個小問題：上海市的一個區委書記到底有多大？
一、一個上海區委書記能有多了不起？
上海市有 2,415萬人口，分為十六個行政區和一個縣，每一個行政區設一個區委會書記作為作高行政首長。因為上海是中國國家中心城市和直轄市，是人才匯聚的中心之一，所以可以推想其區委會書記的重要性並不低於台北市。以此觀之，「馬英九的能力還不如上海一個區委書記」可以大致上翻譯成「以中國共產黨的選才標準，馬英九的能力還不配當台北市長（或高雄市長）。」這個評語其實不算污衊馬英九或台灣人，而堪稱公允，或者至少是「雖不中，亦不遠矣」。
二、中國共產黨用人唯才嗎？
我沒去過大陸，不知道。
不過這個問題可以先換成一個容易回答的：作者張維為的話真的可信嗎？這個問題容易回答：張維為說的話不見得可靠，而他的「學術背景」則有涉及矇混、欺世盜名的嫌疑──他也許真的有拿過日內瓦大學的博士學位，但他卻以日內瓦野雞大學的任教經歷去矇騙中國的復旦大學，而取得「特聘教授」的資格，因此他的學術底子確實有問題；而他的言論更是一貫地討好中南海，因此其言難信（詳見一篇認真考據的文章〈「野雞大學」冒牌教授張維為〉，文中用「始於作偽，終於無恥」來形容張維為）。
沒去過中國而要論斷中國，很難（應該說是荒唐）；去過中國後想要論斷中國，還是很難：因為中國太大，表面上的事和骨子裡的事大相逕庭；你若把看到的當作是事實，你可能是白癡；你若把聽到的當事實，也仍舊可能是白癡。
別的不說，這些年頂著「國際知名」學者頭銜吹捧大陸各種制度的「學者」大有人在，個個以「學術嚴謹性」做幌子，說的經常是胡吹牛的大話。像張維為這樣用吹捧中國來換取名利地位的人大有人在，還有在大陸任教的老美也如此。甚至連在台灣以吹捧「新古典經濟學」和美式新自由主義出名的張五常，2008年以後也變成是吹捧「大陸經濟奇蹟」、「中國經濟制度」的「中國制度經濟學全球首席權威」（台灣的張五常迷們：讀一讀他這一篇老王賣瓜的專訪吧〈张五常:中国地方干部很多非常好 是真的拼命为国家做事〉）。
嚴復曾說：「華風之弊，八字盡之，始於作偽，終於無恥。」根據程曜（台灣長大，台灣清大動力機械系畢業的學者，目前任教於北京清華大學）對大陸學術界的觀察，這個評論仍舊入木三分。想要了解大陸，評論大陸的人，務須小心謹慎以防「以偽亂真」。
所以，「中國共產黨用人唯才嗎」這個問題我放棄作答，不與置評。還好，即使不牽強地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往下開展更重要的討論。
三、民主制度可以改良嗎？
民主政治的最大弊病，就是會被素質低劣的選民拖垮選舉的品質；此外，四年一任的選舉制度很容易造成人才培養與政策、制度的斷層。
民主是一個充滿缺點的制度，尤其是啟蒙運動設計的三權分立，確實已經不足以對付同時壟斷媒體、政治與經濟（甚至還包括學術）要衝的財閥們。但她不是不能改良。
民主制度的改良一定要搭配著財經制度的改良，整體配套，才有成功的機會。因為，民主不只是政治問題，他同時也是財經的問題。或者更根本說：政治上的不公
平與腐敗一定伴隨著經濟上的不公平競爭與不公平分配；政治上的不平等跟經濟上的不平等會相互強化，以政治為手段，以經濟資源的瓜分與寡佔為最終的目的。
萊茵制度是遠比放任式的美式資本主義民主更值得借鏡的民主制度，也是超越三權分立的精緻民主：（1）資本私有化，但是勞方和資方共享公司治理權，既可以
藉此培養勞方較深厚的民主素養與公共事務的判斷能力；（2）勞資共治，可以較公平地分配生產過程所獲得的利潤，也可以較有效率地發揮人力的潛力和組織的生
產效率；（3）當公司內部的所得分配與生產效率都提高後，需要政府介入的部份就縮小，政府的權利與角色也就可以同時被縮小，從而減少貪污腐敗的機會。（我同意芝加哥學派一點：要盡量減少政府干預的空間與必要性，我跟芝加哥學派的差異在於主張用萊茵模式改善分配與失業的問題，而不贊成打壓工會和放任貧富差距擴大）。
Milton Friedman 的負所得稅制是我們該吸納進制度的，因為它可以進行第二次所得分配，卻將政府貪污腐敗的機會降至最低。
最後，北歐的媒體監督與公共參予是我們該認真學習的。第一優先是要通過萊茵制度解決第一次的所得分配、失業與產業經營問題；萊茵制度解決不了的用負所得
稅制進行第二次所得分配（扶貧，但無法解決失業），這樣的目的是將政府責任與權力同時極小化，以降低貪污腐敗的機會，也降低民眾管理政府的複雜度與困難
度，同時還培養了民眾管理政府的能力。至於這兩個制度合併起來還無法解決的問題，就必須要靠政府來解決。但是，不管這時候政府的職權被減到多小，都還是需
要民眾的公共參予有媒體的有效監督，否則政府還是會被居心不良的人綁架。
民主還有許多可以被改善的空間：（1）將股票繼承稅降到極低，但是將股票買賣或轉現時的所得稅訂得極高，使股票持有人樂於長期持有公司股票與資產，積極追求資本的長期（跨世代）成長而非短期獲利，也從而追求「資本私有化，公司經營長期化，資本的 utility 則屬於勞資共享的公共財」。（2）國營企業產權公有化，營運目標公有化，經營權私有化。etc
簡單地說，民主的改良方向在於「比三權分立的堅接民主更徹底地將權力分散化、均勻化，將經濟決定權盡可能均勻地分散給競爭能力相近的各公司，再將公司內部的決定權盡可能均勻地分散給資方與勞方」。權力分配越均勻，貪污腐敗的誘因越少，且政治與經濟上的不平等會越獲得改善。
如果我們可以認真沿上述途徑深化民主，即使選出像馬笨伯這樣的總統，也不會出什麼亂子。這遠比選擇菁英統治，又只能期待「明君世出而昏君不世出」來得實在。
以為「民主=選舉」，這是極其膚淺的見識。民主是一整個社會公民素養、教育、經濟與生產制度、媒體與受眾的互動等複雜的社會累積，是一種文化，一種素養，而不只是制度或法令。
從這觀點看，台灣的問題是民主深化不足，而不是民主制度不值得追求。
四、假如共產黨用人唯才，我們要放棄民主嗎？
很多世襲的極權政府都「用人唯才」，兩蔣就是一例。試想，如果台灣就是蔣家世襲的產業，他們會不想「用人唯才」嗎？假如李光耀家族把新加坡當作他們世襲的產業，他們會不想「用人唯才」嗎？
「用人唯才」的政府通常經濟成長率都很高，因為他們還有另外許多優勢：不須與反對者溝通，決策效率高；政策可以長期規劃，人才培養沒有斷層；etc。
但是這個較高的經濟成長率卻可能伴隨著嚴重的貧富不均（新加坡不就有這問題嗎），甚至嚴重的貪污與官商勾結。也就是說，即使經濟成長率高，照樣會在分配上出問題，而製造大量不勞而獲的不義之財。因此，這些年來大陸的經濟發展是「樂了少數，苦了萬眾」。
這些年來大陸浮現一種聲音：一黨專政不見得比兩黨政治差。我同意，前提是：一黨專政必須同時搭配黨內民主（也就是說，把西方「一國兩黨」的競爭模式換成「一黨兩派」的競爭模式，換湯不換藥）。關鍵不在於有幾個黨，而在於權力能否均分配。因為，權力分配的不均衡一定會被用來轉換成政治與經濟上的不平等。
問題是：中國共產黨有可能有公平競爭的黨內民主嗎？很難！因為一個主張菁英統治的政權，就已經違反了我們前面說的「權力分散」的原則；權力的集中必然造成（政治與經濟）資
源的集中，從而誘惑居心不良的人，製造貪污和腐敗。這個人類共有的法則普遍存在於所有君主政體、民主政體、共產政體之中，因為它是催生於人類共通而難以拔
除的人性：「人就是想要付出比別人少，獲得比別人多；而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利用經濟買通權力，利用權力聚居不勞而獲的財富」。
解決這問題的唯一辦法的權力的分散與制衡，不幸地，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主張卻是「菁英統治」。也難怪大陸太子黨貪污腐敗之風如此盛行，所有從極權轉向自由化的國家也都面臨「權力分配的不均被轉化成經濟競爭上的不公平，因而貪污腐敗層出不窮。」
from 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 http://mhperng.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