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家规格极高的机构，以接近中枢获得的天子近臣威势，成为元首绕开重床叠屋的书记处、办公厅、部委的掣肘，一文一武，以“改革”、“国家安全”这两大强势话语，直接插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种大政的炙手可热的“军机处”。
如许多海外媒体和中国民间舆论所广泛认同的，此次全会终结了前任胡温的所谓“击鼓传花”的时代，奠定了习李体制“政左经右”的基本格局。
所谓政左，之前一年多的做法大致是主动出击，并通过治理网络谣言，打击大V，建立网络大军等方式压制异议批判，并试图以国家主义重塑合法性。而经右，则体现在李克强主导的“自贸区”试验、减少行政审批、鼓励民营经济等经济施政蓝图。
今天，三中全会上制定，即将公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通过传统的党政渠道在党内传达学习，并将于几天后公开。本台获得了这份长达48页《决定》草案，并对其中的主要亮点进行解读。
《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去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决定》首先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制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方式。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和劳动的利益共同体。
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等。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率，2020年提高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对非公有制企业，《决定》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在市场准入方面，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领域。推进工商注册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把注册资本实缴等级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
土地制度方面，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
财政方面，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承担一部分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信息共享。
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能有效调解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
推动公办事业单位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
如此等等，这份的《决定》，很多经济改革细节正体现了习李体制体制经济自由化的一面，这与政治的极权化似乎有些吊诡，但其实并行不悖。
政治评论家莫之许认为：“有限市场化会支持和改善极权体制，因此，深化市场化的举措也并不指向极权的消解，也并不预示着指向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可能，而只是（新）极权体制自我完善，增强其资源攫取能力的企图。
那种将深化市场化改革看作更大范围内改革前奏，即所谓“深水区，过大关”的一厢情愿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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