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
後以來，除了少許敢與中國國民黨對立的媒體之外，中國民族認同一直是台灣媒體界最核心的工作宗旨，余紀忠、蔡衍明都不諱言對於台灣被中國併吞的期待，王效
蘭則直說「別叫我台灣人」、「你們台灣人真可惡」(後者指尖閣諸島爭議)；認同本身無可厚非，但支撐該認同的權力機制如何運作，就值得大大檢討了。
《戒嚴遺產》
在兩蔣時期，這類媒體一直與國民教育洗腦工程互相支援，並且憑著「戒嚴經濟體制」，大發民主國難財。解嚴後媒體市場自由化漸完成，它們不僅沒有遭到清算，反能憑借之前文化殖民成果與既有品牌優勢，繼續稱霸媒體圈，相關人員擴散至各電子媒體。
當中國民族認同漸失擁護後，則改以言論傾銷來守住市場佔有率，立場不妥協、賠錢不在惜，因為它們已經另有金主或另有回報管道，無需單獨面對台灣民意市場的考驗。
理
論上，媒體們的政治傾向分佈，會反映著民意分佈，但在電子媒體裏，中國民族認同媒體的市佔率，卻遠遠超過支持該立場的民意比例，這起因於政府對頻道此罕有
資源的分配不當，明顯偏頗特定認同；民進黨曾經弱勢執政，無力進行矯正，國民黨班師回朝後，更不可能更動此不公不義狀態。
《中國幽魂的質變》
約
莫2006年左右，中國國民黨開始高張「聯共制台獨」旗幟，親近該黨的台灣媒體也產生質變，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原本的中國民族認同立場，跳進擁護中國極權
-民族主義的洪流裏，即從本來對中國之身份歸屬與相關符號的堅持，轉變為對中國國力的稱頌與擁戴，從精神性的「親中（反共）」變成利益導向的「親中共」。
現
在看來，儘管蔡衍明所說的「中國許多地方都很民主」，以及對中國置入性行銷的辯護，並沒有出現在余紀忠的口中過，但我們很難保證他若活到現在，會如何看待
所謂的「中國崛起」？畢竟，這類媒體在二十世紀時觀黨國而後行，跟在二十一世紀觀中共而後動，其服從最高威權的本質是前後相連貫的。
財務危機的中時之所以會變成旺旺中時，其實都可以視作上述質變的結果，其無法避免的副作用，就是中國傳媒市場規順利向台灣擴張：最支持中共政權、最可受中共政權使弄的有錢人，就是合作對象。
《民主的內建式危機》
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相濡以沫的關係，早就是公開的：前者靠著後者的勝選，加強其統治的合法性，後者靠著前者對台壓力，取得政權；而體現該壓力者，又以親中媒體的聯手恐嚇最具效率。
2004年惟覺的「連宋沒當選、台灣會血流成河」，2006年的紅衫軍運動，2012年張榮發的「沒有九二共識、台灣經濟會很慘」…都獲得親中媒體以誇張的頻率、毫無平衡的手法強力放送。
另
外，當我們對中國市場是無條件地擁抱，對於民主防衛機制無所意識時，言論自由必定會降服於進軍中國市場的誘惑，三立電視台換掉鄭鴻儀節目就是例子；請注
意，從2012年開始，中國傳媒市場規則的向外擴張，已經轉變成中國言論規則的向外擴張，中共有權力決定台灣人應看到什麼樣的政論節目。
媒體生態的惡化，對於有識之士而言，當然是台灣民主一大威脅，但很諷刺地，國人是無法聯手對付之，因為此民主危機，恰恰好也是中國國民黨未來可不斷打贏選戰的利基。講白一點，我們的民主的勝選遊戲規則，帶來我們民主的危機，所謂「民主的內建式危機」是也。
如今所見，中共所支持的在台政權執政後，台灣人權與新聞自由之國際評比皆倒退，這本是早可預見的。
《中國因素不只是認同也是民主與否》
當中國認同變質成中國極權-國族主義後，檢討台灣媒體圈的「中國因素」，已經不一定要鑲進統獨或認同原則裏去思考，光是「全世界最大獨裁政權的在台喉舌」這一點就夠了。
但是，若連這一點，都要被中國國民黨支持者視作為統獨激化，那我們的確該想想：是不是台灣的統獨分野，已經同時是支持獨裁與支持民主的分野了？其實，回首看看台灣的媒體史，作用於權力場域中，那不散的中國幽魂，不就是一直站在民主的對立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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