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18 July 2013

練乙錚: 談中俄不平等條約 論中華帝國主義




本土主義、港人港地等脫北意識在此間急促抬頭,標榜民族主義的中共及其屬下特區諸領導、左派當權派等,有權無力,難以招架,而區區一位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提出「佔中」二字,正義之力卻撼動整個香江,衝擊波直達中南海。專制政治下的權與力完全錯配,效果只能如此。當權派不能明白箇中道理,於是只有諉諸「外國勢力」操控。不過,共產黨自己的民族主義招牌卻「擦極唔靚」,一來因為本身是靠外國勢力起家,二來更因大權在握之後便欺負少數民族成性,所謂「民族主義」其實充斥着民族沙文主義,所以其道義感召力很弱。不錯,北京近年在釣魚台問題上對付「小日本」有聲有色不遺餘力,但是,計一計數,東海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還未收回,同是失諸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的東北方面九十一萬平方公里土地(若算整個北面則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卻在中共治下的江澤民時代再一次簽訂條約拱手讓人、永遠要不回來了。如此「民族主義」招牌,如何擦得靚、撐得起?

月前,筆者有機會在俄羅斯和一些學生、教授一起討論數百年來的中俄關係史;此中目的,並非重新挑起民族之間的恩怨,而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民族主義、尤其是那種訴諸領土主權衝動的民族主義,往往缺乏完整的歷史理性,通常是刻意割裂或掩蓋一部分歷史事實的政治加工品。以中國為例,中國是十九世紀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國人多記得自己挨打,不記得「自古以來」,中國便是一個經常併吞周邊土地、臣服周邊少數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直至遇上比她更強的「列強」。

今年三、四月,我在俄國海參崴遠東國立大學(FEFU)作客,講授人口學和東北亞地緣政治。人口學,除了基礎部分,講的也是東北亞諸國包括日本、韓國、俄羅斯乃至中國的人口問題。講完這個課題之後,轉講比較敏感的東北亞地緣政治矛盾。東道主俄國同事很周到,一再着我不必有任何政治顧忌,要暢所欲言,讓學生知道各種觀點和背後的理據,「因為俄羅斯的大學有絕對的學術自由」。

我說我百無禁忌,只講事實和道理;對方聽了很高興。於是,我第一講就先講了三百多年來中俄關係史上的四個主要條約:1689年沙俄與大清帝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sk)18581860年的《璦琿條約》(Treaty of Aigun)、《中俄北京條約》,以及1991年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蘇聯解體之後一年,此條約名稱中的「蘇」字改為「俄」字)。

不稱「條約」稱「協定」

這四個條約內容及其意義,我的俄羅斯學生看來只是一知半解;不過,對香港人而言,如果大家記得中學時代念過的列強侵華史,或者近幾年曾經讀過程翔先生的有關文章,一定耳熟能詳,所以我在這裏只作簡單介紹。

《尼布楚條約》是中俄之間的第一個條約,之前的幾百年裏,滿族人的勢力和人口已經從發源地長白山向北伸展到外興安嶺(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英文Stanovoy Range),即今中俄邊界黑龍江、烏蘇里江交滙點的北西北面約一千公里處。其後,於1640年左右,俄國勢力亦從歐洲伸展至此,與滿族發生衝突;碰巧滿人於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實力強大蒸蒸日上,一個繼漢、唐、元朝之後、首屈一指名副其實的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俄羅斯人因此無法東進。

1698年,清聖祖康熙與俄國彼得大帝(當時與其長兄依凡五世共治)簽訂《尼布楚條約》,界定大興安嶺以南、額爾古納河(Argun River)以東至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的大片土地,正式納入大清版圖。這片土地,包括今天俄國遠東的阿穆爾州、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南半、猶太自治州和濱海邊疆區(含海參崴市)。對開的庫頁島——俄國稱薩哈林——於十二世紀時由滿人的祖先女真族創立的金朝管轄,於元朝之時已入中國版圖,而簽訂《尼布楚條約》之時,俄人根本不知該島存在,因此不具爭議,條約未提及(條約正本為拉丁文,附俄、滿文版本,另有漢文界碑。詳見維基文庫網站。當時的漢文「俄羅斯」作「鄂羅斯」)。

十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已由強轉弱,至鴉片戰爭之後,更是一蹶不振;俄國乘虛而入,逼迫大清簽訂了《璦琿條約》及《中俄北京條約》這兩條國人至今認為是不平等的條約。前者從中國版圖割掉約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另約四十萬平方公里土地變成「中俄共管」;此條約由大清前線將軍奕山與俄方簽署,其後咸豐帝拒不承認。《中俄北京條約》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之後,大清被迫簽訂的三條《北京條約》之一,其他兩條分別是《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和《中法北京條約》;此條約不僅確認了大清拒認的《璦琿條約》,還把先前雙方同意「共管」的那片土地也完全割讓予俄,從而基本上界定了今天中俄邊界東段。

1991年簽訂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是一個很奇怪的條約。整個談判過程中,北京非常低調,海內外華人基本上不知道有這回事。中共把兩個國家之間在如此重要事情上達成協議的文件稱作「協定」而不稱「條約」,以免勾起國人的記憶和聯想,乃是低調中的低調。假若此事是去年大陸人反日情緒最高亢之際曝光的話,發生現代版「火燒X家樓」甚或「火燒中南海」也甚有可能。畢竟,如此慷慨讓渡予人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是釣魚台那(還未收得回來的)七平方公里的二十三萬倍。

土地得失不成比例

那麼,收得回來的又如何?上述1991年的協定是一個大原則的協議,其後於2004年簽訂的《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才是具體劃界的協議。簽妥之後,中共官媒介紹「勝利收回」的北方神聖領土,主要就是那個處於黑龍江與烏蘇里江交滙處、面積三百二十七平方公里的沙洲濕地黑瞎子島的一半;其次就是另一塊五十餘平方公里、處於河中時隱時現的沉積地阿巴該圖洲渚(Abagaitu Islet)的三分之二。

這是中共幾十年來聲稱不惜 代價捍衞領土主權之餘的一項具體業績,但得失顯然不成比例;加上收回港、澳那一千一百零四和二十九點九平方公里土地,合共也只是一千三百多平方公里。這個 面積,和中華民國政府抗戰八年歷盡艱辛得回來的臺灣那三萬六千二百平方公里土地比較,還只是個零頭。

這還沒算中共當年,為了要支持列寧的「少數民族解放理論」,與斯大林裏應外合把外蒙古分裂出去而損失掉的那另一塊差不多也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話怕計數,若以捍衞主權領土為指標的民族主義來衡量中共的話,則其總業績淨值到今天依然是個天大的負數。

我 在給俄羅斯學生講東北亞地緣政治問題的第一課裏,就詳盡講了上述歷史,又給學生閱讀條約文獻,輔以地圖講解;大家可以想像,過程當中,由於話題敏感,學生 尤其是研究院生,臉上表情和發問時的語氣,少不免都有點不自然。不過,這種不安感覺,很快就在其後幾課的深入討論中消退。

第二課,我給學生講解兩點:一、為什麼中共六十年來在領土及更大的外交關係上,總的來說對日、美強硬而對俄國軟弱,最終導致上述「業績」;二、今後可能出現的變化。

中共對俄軟弱,遠、近因都有。

中 共簽訂《中蘇國界東段協定》之時,六四大屠殺剛發生不久,民怨極大,北京在世界上亦因此非常孤立;內外交困之際,為了爭取「朋友」,中共於是草草與本身亦 極度弱勢的俄國簽署該條約(蘇聯於同年解體),完全默認、接受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的領土決定。六四因此是中共該次談判領土之時對俄軟弱的近因。協 議訂定之後,大陸各地不是沒有反對聲音,但在六四血腥未散、官方媒體粗暴打壓異見是謂「常態」的境況之下,反對無效。

低調處理邊界問題

本 來,鄧小平主張,十九世紀因兩個不平等條約而失去的土地不必追回,但俄國必須承認那些條約是不平等的;然而,中共後來連這一點也沒有堅持,可見其軟弱之 極。其後十多年裏,中俄邊界其餘部分,亦以同樣「低調」的手法處理完成,以至官媒只能就幾個公里大的河中小島煞有介事做文章,強調「勝利收回」。【註】

當 時處理中俄邊界領土問題的主要責任人是江澤民,其次就是李鵬。大家知道,這兩個關鍵人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一個是留蘇學生,一個是到蘇聯受訓 的專家。毛澤東當年「一面倒」親蘇,包含深刻的價值選擇,亦是對列寧、斯大林兩大「理論權威」的臣服。當時,全國人民稱蘇聯為「老大哥」,稱斯大林為「爺 爺」,留蘇的幹部頭上都沾有一點聖光。就算是毛氏後來「反蘇」,反的也是「修正主義」,也就是說,是為了維護列寧、斯大林的革命路線,因而可說是真正的親 蘇。當年那種極富宗教色彩兼父權崇拜的時代心理,今人很難明白。江、李兩人都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親蘇的基因恐怕都植在骨子裏,當個技術員還可以,當國家 領導與蘇聯談判要土地,吃虧難免。對叛逆父權的恐懼,掩蓋在「戰略考慮」的大道理下面,談判之時因而有「讓利」意識。這是遠因。

親俄反 美,是中共長期以來的政策,有深刻歷史原因,中國因而不構成對俄羅斯的一個地緣政治威脅,此有中俄邊界領土談判的纍纍結果為證。我這樣對俄羅斯學生說,明 顯稍解他們當中的一些憂慮。不過,我卻留了一個懸念讓學生們細嚼:五、六十年代留蘇的中共骨幹,年齡所限,還有十年時間左右,便將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中共 親蘇意識的基礎將因此急促削弱。這個變化如何影響東北亞地緣政治,殊堪思索。

一個我沒有向俄羅斯學生提出、卻是國人包括港人會有興趣討論 的命題是:釣魚台主權出問題,也是中共走親蘇路線的一個結果,中共對此要負很大責任。為何有此一說?大家知道,美、日在二次大戰中是敵對國,美、中則是盟 國;戰後,美、日迅速修好成為盟國,美、中轉眼之間卻反而成為敵對國。

一面倒親蘇極錯

如此戰略形勢大挪移,原因很清楚, 就是因為1949年之後,中共向蘇聯「一面倒」,蘇聯因此如虎添翼,有席捲東亞之勢,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出現由中、蘇共支持甚或操控的共黨武裝叛亂;美國 因此要在亞洲培植勢力,選中本來已經倒下去了的日本,不僅大力幫助她重建,並刻意於歸還琉球治權予她之時,把釣魚台列嶼也一併交付。釣魚台主權歷史上有爭 議,美國就算不考慮島嶼本身的地理戰略價值,也不會把它交還給一個敵對國。

當然,如果中共親蘇反美有大得多的好處,則區區一個釣魚台出問 題,作為代價,不算什麽,還是親蘇比親美或保持中立好。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親蘇,儘管初期在經濟、科技、文教方面得到一些好處,但若循蘇俄的社會 主義模式發展下去,乃死路一條,毛澤東於是走一條比蘇聯更左的道路,結果「死」得更慘(「大躍進」那幾年死了四千萬人,相當於今天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口)。

領 土方面,北面的一大片送給俄國了,東海的又給日本拿掉了,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損失之大,難以算計。因此,說中共在這些民族主義關鍵點上恰恰成為民族罪 人,絕不為過。反而是改革開放之後,那怕僅僅是有限度和美國修好,投資便來了,技術便來了,經貿發展了,人才培養了。六十年回望,除了一些冥頑不靈的極左 派,誰還能不承認1949年以來的「一面倒」路線大錯特錯?

在俄羅斯講東北亞地緣政治中俄關係的最後一課裏,我向學生提出一個觀點:客觀 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自古以來」,中華帝國,起碼在 漢、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 國運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跟着的討論非常活躍有趣。篇幅所限,另文敍述。

俄羅斯講學記.之二

【註】2005年,中俄邊界全線劃定。當時的一篇《環球》文章大肆批評大陸內部反對聲音,替官方、替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辯護,論調卻完全和年來中共積極推銷的那一套相左(讀者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5-10/18/content_36373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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