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按：魏英杰，笔名孤云，我的老友。一个劳作于杭州的福建书生，书卷气与侠气集于一身。除了不善饮，他几乎是我能想到的最佳喝酒对象了。下面是他为拙著《人人都是历史学家》的书评。溢美之处，我当是老友的鼓励；批评之处，我当是老兄的鞭刺。）
文/魏英杰
宋石男兄嘱我为他的新著《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写书评。这是去年书还没出版时就答应他的事情。
读其书，知其人，反之亦然。读这本书时，我常想起这位老兄的言行风格，时而会心一笑。如正文首篇《热爱历史的幻术师》，完全是其性格介乎正邪之间、文风亦庄亦谐、才气逼人心魄的写照。这篇看上去小说不像小说、史论不像史论的文章，借助一位幻术师与一位妓女的对话，将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娓娓道来，读罢既让人佩服他的史识，又羡慕他的文采。
这篇文章与书中其他文章风格迥然不同，却颇能够代表宋石男的治史态度与方式。一方面，他的学术态度非常端正，言必有据，论亦成理，不尚怪谈；另一方面，他对历史学的看法不拘一格、视野开放，不囿于权威定见（所以他才说“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大概是因为，他虽然并非历史专业出身（大学读的是经济学专业），却能够长期对历史保持关注与研究，才能达致如此境界。
我向来深信，一个有所成就的写作者，至少都有过一段疯狂读书的时期，而这段时期的阅读，将深刻影响其写作理路。一般来讲，这段时期会发生在一个人最有求知欲的高中或大学阶段。宋石男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他大学期间在图书馆偷书，以及狂读中国文史类书籍的经历，相信这段生涯为他的历史写作打下了基础。在个人知识体系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一个人读到的让他印象深刻的任何书（哪怕是二三流作品），便可能影响和决定他的写作兴趣。例如，巴金在十五岁那年读到了克鲁泡特金，结果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成了他一生的思想底色。
不过，一个好的作家还要善于不断自我超越，摆脱既往阅读经验对其思维行识的束缚，才能有所进步。这并不容易做到。仍以巴金为例，正如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所言：很多中国作家（巴金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他们未经指导、青春期间所嗜读的书，往往便是他们终生写作的灵感泉源与行动方针。“他们在写作方面表现得庸碌平凡，一半要归咎于自己无法超越青春期间的文艺修养，和这一时期的领悟能力。”这是一个令人警醒的论断。遗憾的是，包括巴金在内，许多中国作家一生都难以走出这一困境。
宋石男似乎挺幸运地经历过这段自我超越之路。如果说大学时期的阅读，奠定了他对历史的兴趣，他于2006年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的“蹭读”，则决定性地规划了他今后的治学方向。那年，他太太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人，而他作为家属前往“陪读”。在这里，他却遭遇“好到令人发指”的一座图书馆。他用了三个月时间，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中文图书架浏览一过，每天扑在各种书籍上狼吞虎咽。面对如此富饶的图书馆，他产生了一种被刺激后，有点像精神病人的抱负。“我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领域，在其中摧城拔寨，成一家之言。如果最终我没能成功，那也无所谓，只要活得明白，活得干净，我的人生就有其价值。”那一年，他28岁。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读书、教书、写书。
从时间维度看，他此后的写作活动无非是对这一理想的践行，而这本书则是其中一个小结。在本书结集出版前，宋石男已出版了一本传记《伟大的旁观者：李普曼传》以及一本随笔集《十三亿种活法》，但他自己尤为看重这本书。这并非没有道理。在我看来，《李普曼传》只是一部策划性质的作品，《十三亿种活法》无疑是一本杂著，这本书才能够体现他治学与写作的阶段性成果。从2006年至今，七年时间过去了，宋石男念兹在兹的依然是当年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这本书涉及题材广泛，从明代厂卫制度到清代地方官员问责制，从孔子考论到“文人约架”那些事儿，无所不包。不过，本书主要考察和研究的历史范畴，大致限定在明清至民国时期，论题则与当前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对于这一类写作，如今有一个流行词叫作“影射史学”，说白了也就是以史为鉴、借古讽今。这个词本身略带贬义，盖因在写作中，论述者经常会犯主题先行、预设观点、以偏概全等毛病。例如读《炎黄春秋》某些作者的文章，无论说什么事，最终总是一句话，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这种大而化之的结论，不仅抹去了历史的复杂性，也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判断，难以令人满意。
但在这本书里，不难看到宋石男对这种“流行的谬误”不仅有所警惕，而且尽量加以避免。这些文章让我欣赏的地方，一者在于作者对史料的掌握能力，一者在于分析与立论的小心谨慎。如在论及四川保路运动的文章中，他对造成这场运动的各种因素条缕分析，但并不是武断地把责任归咎于其中一方，而是客观加以评判，进而得出一个相对公允的结论。又如谈及清代地方官员的问责制，在总结其特色之余，并没有草率地“以古非今”，而是基于现代权力监督理念，认为其“仍不能过高评价”。
事实也是如此，历史看似不断重复，却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历史不变，社会却在往前走，历史经验可作镜鉴，却非改变现状的独味药方。从这类历史写作，我更能够感受到的是作者的历史洞察力，以及对现实的关怀意识。正如宋石男自己所说：读书、教书、写书，是想“为人类精神文明增添一些不起眼的，但带有体温的，也拥有智力活动迹象的成果”。一个没有问题意识的学人，充其量只是藏身于象牙塔里的四脚书橱，一个没有现实关怀意识的学人，对社会恐怕也作不出什么大贡献。
在互联网社交时代，有些人是这样，相见等于告别，还有些人是这样，相见不如相忘于江湖，而像宋石男，却给人“一见如故，相见甚欢”的感觉。在他身上，既有文人的狂狷气质，又有学者的严谨精神，难得的是还有江湖中人的任侠秉性。这也决定了，他不是那种坐而论道的学究，而还有着起而行之的担当。
我和宋石男几年前在成都见过面。去年因腾讯笔会活动，和他在海南某地共住多日，多有交流。期间，我听他讲过冉云飞兄身陷囚牢后诸多朋友的义举。在这其中，自然也有他出的一份力量。对冉兄的捐助，后来在微博上发展成“送饭党”模式，一时煞为热闹，我辈自是乐观其成。遗憾的是，因此却也生出不少事端。当年成都一聚，席上猜拳行令的若干人，今日有的已分道扬镳，还有的甚至反目成仇。究其原因，固然有理念不合之故，却也不无意气之争的因素。旁观这场混战，我独服宋石男兄的理念和做法。至始至终，我看到他为此所作的一切，毫不涉及个人恩怨，全凭大是大非原则作出独立判断。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具有现实关怀意识而又甘心坐学术冷板凳者少矣，能够固守原则而又不失温情的人更少。宋石男的历史写作，取材于故纸堆，立足于现实社会，着眼于未来变局，让人在炎夏中感受到一丝清凉，在严冬里体会到一点暖意。我愿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好，写出更多有份量的作品，成为一个“以历史照亮现实的路”的燃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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