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7 月19 日，董建華在23 條立法失敗後，倉皇前赴北京述職。面對七一50 萬人上街的嚴峻形勢，包括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在內的8位中央領導，破格地傾巢而出接見董建華，以行動高調地「挺董」。
其中，總理溫家寶在會見董建華時，矢言特區政府應該「努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這是解決香港目前面臨的各種問題的根本之策」。
匆匆轉眼已是10 個寒暑。10 年後的今天，北京領導人在談到香港問題時，還是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掛在嘴邊；特區政府高層亦心領神會規行矩步，開口閉口都是「推動經濟增長」、「做民生實事」之類的陳腔濫調。
當然，北京一直把香港定位為「經濟城巿」、總是想將香港社會「非政治化」，自然堅持以「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為主調的治港策略。
但是，10 年的實踐經驗理應讓北京明白，這種治港方針已經徹底破產。而失敗之原因，不僅僅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方針完全無法滿足港人日益高漲的普選訴求，並且與公民社會的多元價值嚴重脫節，更根本的問題是在現時的管治體制之下，特區政府其實就連搞好經濟民生也是有心無力 —— 換言之，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治港策略，一方面應付不了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普選訴求，另一方面亦因為政策拖延而難以滿足普羅百姓的期望。
梁振英政府上台一年來，在各種大大小小的經濟民生政策上，接連碰得焦頭爛額摔個四腳朝天，不過是為上述早已破產的治港策略，寫下了一個新的註腳。
體制矛盾重重政府長期積弱
一年前，梁振英打「民生特首」的旗號上台，強調要搞「十大民生工程」，聲言要「齊心做實事」。
但一年下來，梁振英政府在推動經濟民生上，卻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例如一度被寄予厚望會帶來變革的施政報告，最終只是換來了10 多個研究委員會，結果慘被輿論譏諷為「拖政報告」；理應廣獲掌聲的長者生活津貼，由於政府在資產審查上寸步不讓，結果只能在各黨派的罵聲中通過立法會，對新政府的民望毫無幫助；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則先是挑起了中港矛盾本土之爭，計劃修訂後又惹來官商勾結疑雲；擴建堆填區更加慘遭滑鐵盧，甚至引發建制派公開倒戈全面分裂等等。
我們沒有水晶球，卻早已預見梁振英必然難有作為，並且注定陷入管治危機（見筆者2012 年3 月30 日本報觀點版文章〈特首選舉後，香港往何處去？〉）。箇中原因簡單不過 —— 回歸以來，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積弱不振，15 年來的平均「立法成功率」只有57%，董曾兩屆政府並合共擱置或押後了超過204 條法案，當中幾乎全部都是北京念茲在茲、要求特區政府專注處理的經濟民生政策（見附表）；殷鑑不遠，我們憑什麼理由相信，梁振英可以扭轉政府管治積弱、經濟民生問題長期積累的局面？
事實上，香港管治體制矛盾重重，特區政府早已陷入結構性的管治危機：特首並非由普選產生、認受性不足，根本無力駕馭民主派及公民社會的挑戰，總是傾向迴避及押後處理爭議政策；特首與建制派的聯盟有名無實，無法在議會建立穩定支持，不時面對建制派分裂以至倒戈相向；而由工商專業界精英主導的傳統諮詢委員會，更加無法適應日趨多元、流動及網絡化的公民社會，官民衝突正在不斷加劇。
一個早已破爛的管治體制，再加上一個醜聞不斷、民望低沉的管治班子，梁振英政府上台僅僅一年，就已經弄得焦頭爛額寸步難行，這個結局其實不是早已經寫在牆上嗎？
體制不改誰當特首都一樣
回歸16 年，政府管治危機從未間斷，今天還有什麼人會相信，只換特首不改制度，就能夠解決香港的管治問題？沒有公平公正的普選制度，特首如何在社會建立管治權威？沒有「聯盟政府」之類的政治統合機制，特首如何在立法會建立穩定支持推動施政？沒有全面開放的公眾參與機制，特首如何與公民社會建立伙伴關係創造良性互動？
管治體制不改，無論北京領導人如何咬牙切齒要求特首搞好經濟民生，最終都必然是失望而回；管治體制不改，無論特首如何強調專注經濟民生為先，最終仍然是難有作為；管治體制不改，無論普羅百姓如何寄望特首改革經濟民生，最終都只會是一場空。
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上台之初都曾經令社會抱有期望，但特區16 年的管治危機已經表明，香港要向前走，唯有進行全面的管治體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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