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生活 2013年6月2日
【明報專訊】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我正在應考高級程度會考。我的考試時間相當長，由四月直踩至五月，因為我要考「中國歷史」。那是一個未改制的中國歷史科，共有三卷﹕是的，三份考卷，分兩天，共考九小時。
翻開當時准考證（見圖），我考完經濟科之後，約有兩個星期準備中史科。但隨後兩個星期，好不平靜。電視畫面整天到晚都是北京的學運消息。還記得有一晚，正與家父熱烈討論個人考試及前途之際，就被眼前的電視直播嚇呆了。電視上正讀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即是日後著名的四．二六社論。
自此已經沒有太大心情準備考試，心緒頗不寧靜。中國歷史卷三是斷代史。中史老師避開了全宇宙都選擇的隋唐史，另闢蹊徑，轉攻清史。修讀清史，好容易民族主義上身。尤其是清中葉衰敗之後的種種事件，從鴉片戰爭至辛亥革命，中間的光緒新政、維新變法、甲午戰爭、義和團、八國聯軍等等，都是一連串所謂「喪權辱國」的歷史紀錄，讀畢往往義憤填膺，有拋頭顱灑熱血的熱情。
當時一邊看報看新聞，追看北京學運最新情况，一邊卻要「死念」康梁變法失敗原因評析、甲午戰爭清國戰敗理由甚至英帝治外法權等模擬試題及答案，愈讀愈熱血沸騰，丁汝昌附體， 有千斤重擔兩肩挑、中國前途在我手之感。正是外邊打到飛起，自己卻要平復翻滾的心情應考，有立即劈筆拒考，飛去北京投入學生運動之衝動！
後來的事……大家也清楚。
我輩沒想「香港人vs中國人」
人生第一次上街，是六四屠城之後。中史老師好心，逐個學生打電話，一起上街。我負責買黑布，也順便買了一件黑衣。買布的時候，街檔的老闆，知道我買來參加遊行，給我一個點頭，以示支持。
至於高考，中史科考獲A(1)，順利考入港大。這是另一個故事。
畢業後，百無聊賴，在學兄李植悅介紹下，進入了政團工作。在九七年之前，大都在做議員助理及政策研究的工作，經常要落區幫手。在九七年前，民主派的議員助理或政策研究的同輩，六四或多或少是驅使參與公共政策研究，以至無悔無怨地，每天直踩十多小時工作的原動力。我輩當時相信民主派前輩的分析，認同「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認同「中國無民主、香港也沒有民主」的口號（還未至於論述那麼高層次），認同既然中國一時三刻也沒有民主，在後鄧還是政治肅殺的年代，香港民主派更要緊守崗位，做好中國土地下之民主示範單位，接好民主棒，爭取民主，寸土必爭。
這是一個相信香港的民主發展，是必要、也是需要與中國民主發展扣連的年代。在九七年前，華叔有一次在民主黨黨校講座，談到香港民主運動時，不是從八八直選談起，也不是由二次大戰後港督楊慕琦的政制改革談起，而是由1925年省港大罷工及鄧中夏談起，講到香港與鄰近的廣東省人民，如何一起英勇抗英反殖。華叔由這段歷史談起，我輩聽教聽話，咸認同香港與中國（至少是粵省）應放在同一視角下策動群眾運動，行裏應外合之效，對香港及中國命運繫於一線之口號沒有提出異議，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從來也沒有想過，要在香港參與群眾運動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中國人，還是香港人，更要先搞一輪身分認同之腦內思想鬥爭。
回想起來，中學時中國歷史科的教育，六四的洗禮，以至大學畢業後參與政治活動的過程，從來不會質疑甚至懷疑有所謂「香港人 vs 中國人」的身分認同爭論，更遑論把它當作是一個「問題」。當時也不會想到，建設民主中國這句口號有什麼問題，更不用說討論應否杯葛出席六四燭光晚會（儘管過去我只是出席了兩三次），以至上升至國族論述之層次。參加六四之示威及悼念活動，就是一件很自然之事，既不會在出席之前先問自己究竟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也不會問自己之國族、族群、身分以至性別立場，然後再反問，自己應否因為自己是不是認同愛（中）國，才決定出席。
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
然而，每一代人，都有他們那一代的群眾運動。我輩的群眾運動，六四必然在心中排在首位。但八十後或之後的一輩，卻不是六四，而是七一。我輩對六四仍有一份執著，因為我輩對民主中國仍有一絲希望（可能現在這一絲只有一毫米那麼幼），因為我輩仍認同，當時北京的民主運動，希望終有一天，德先生和賽先生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遍地開花。在我輩的目光之中，六四不完全，甚至並不是一場本土民主運動，而是一場香港或港人有份參與及支持的中國民主運動。
回到七一，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香港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牽動着大部分香港年輕人的心。2003年之七一示威，讓八十後一代看到香港的希望，是他們那個年代的群眾運動，催生了之後更強烈的香港人主體意識，告別了「獅子山下」式的I love Hong Kong，而是重新建構對香港的認同，催生了日後皇后碼頭、反高鐵以至菜園村的抗爭行動，一場立足本土的社會運動。
正當我輩部分朋友，仍勉力理解和嘗試明白本土社運的發展及意涵的時候，民主派前輩卻變得手足無措，對於年輕一代主體意識爆升的情况，百思不得其解，搞不清來龍去脈，以至部分前輩至今還認為，菜園村明明是一個房屋安置政策的問題，為什麼要把它扯到城鄉矛盾以至規劃公義等議題。
年輕人主體意識爆升、躁動，催生了一個朦朧的本土意識，以至本土認同。而且，相關討論在網絡有愈來愈烈之勢：有因應本土認同而產生的本土性與中國性的爭論，有因為本土認同而催生了國族認同的討論，香港人與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之矛盾（if any），政治上則是質疑「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的論述，認為香港民主命運可以甚至應該與中國命運割裂，甚至應如何建構一個，以香港人為主體的香港歷史，而不是由北京當權者定義的香港歷史，所以既然中史要必修，則香港史亦同時要獨立成科及必修！
這些意識形態之對立與罵戰，對民主派前輩而言，是一件火星的事情。因此，當「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惹起了紛爭，他們確實搲破頭，因為他們不理解或不知道，原來年輕人的主體意識已經爆晒燈，也不理解年輕人在網絡世界上的討論，已經去到何等程度。兩個世代，出現另類的「數碼區隔」。所以，當有青年朋友提到，六四事件是否應該有本土視角的時候，民主派前輩怔了一怔，因為他們腦裏面，還是認為六四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在香港之中國人，參與的中國民主運動，為什麼要有本土視角？
問題是，主體意識之上升，就等同本土化，就等同族群矛盾、在地鄉土以至最後之去中國化嗎？這次支聯會的口號，特別是有關「愛國」、「愛民」的網上或社會討論，則見這幾個概念不斷拋來拋去。事實上，每個概念都有其背後的系譜，極需要詳細梳理，但可悲的是，網上及主流報章，並不是意識形態討論的場域，結果是，你用族群意識開帖，他就用香港中國、一邊一國講港獨回擊，你用國家認同開帖，他用去中國化還帖，一時之間又變成誰是真正本土，誰是假本土真賣港的口水討論！
對普羅市民而言，這些論爭都在互聯網發生，的確「離身」。我輩好多「正常生活」朋友上網，談的不是風花雪月，就是子女playgroup，平日對政治無甚興趣。他們會一年復一年地去六四維園悼念死難者，相信也不太理會（或者不理解）這些論爭的緣起及走向。但一石激起千重浪，網上討論愈烈，遲早也會燒到現實社會。當「中國人 vs 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國族認同以至主體性等語言進入尋常百姓家（就像台灣一樣，在民主化之後，身分認同等學術語言走入群眾及選舉）之後，已不再是學術語言，而是街坊語言，也不是談論Stuart Hall或Frantz Fanon，而是談論為什麼柴米油鹽衛生巾都給強國人搶光光。對街坊而言，主體意識的呈現，是藥房買不到奶粉，是嘲笑強國人喝益力多居然可以豐胸，而不是什麼後殖民性的主體意識覺醒。
悼六四 想像美好中國
悼念六四，是一種對民主中國的期待，到底，還是懷着一種對美好中國的想像。想像的中國，與現實的中國，從來都是兩回事。假如有人說，因為六四是人類災難而值得香港人悼念的話，這沒有錯，但是全球各地，每天都有災難發生，例如為何不在每年九月十一日，在香港維園搞一場悼念美國九一一死者的悼念晚會，向紐約消防員致敬？願意出席六四晚會的話，到底心底裏，還有一點兒「中國」的存在。有親北京人士常說，不希望看到六四晚會有那麼多燭光。好的，今年支聯會在自己隊友亂踢波，開罪了丁子霖，結果不喊「愛國愛民」，沒有了「國」。假如未來幾年，六四晚會出席的人數愈來愈少，又或者在表述、口號以至文宣都沒有了「國」，北京官員也不要沾沾自喜，可是一個「告別中國」的開始。
李純恩 - 迷思得頭痛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6月2日
今年維園舉行的紀念「六四」晚會，因為「本土派」對主辦機構「愛國愛港」的口號反感，可能會因此杯葛。
這件事情看起來是香港「民主力量」的分裂，本應是當政者樂見的，但實際上，卻是給北京出了一個更大的難題，因為所謂的「本土派」的主張，在北京看來就是分裂主義，分裂祖國和香港，那就是「港獨」。
對於北京來說，香港人念念不忘「六四」不可取，但「港獨」更加有害，如果香港人都聽了「本土派」的話，不去維園參加燭光晚會了，那就意味着有更棘手的事情發生。所以在理論上，如果「六四」集會和「港獨」一定要二選其一，北京當然寧可要大家去維園點蠟燭算了。「兩害取其輕」嘛！
所以，這天我打開報紙，看着支持今年「六．四」集會的人和杯葛集會的人在報上的論壇版為各自主場辯論，我倒沒去想什麼「民主力量大分裂」，而是忽然代入了中央政府的角色，十分有趣地發現，萬一迫不得已，就得發動群眾，去維園參加「六．四」集會，以壯大維園的人數，來突顯「港獨」不得人心。你說，今年的維園燭光晚會，會不會多出許多來自民建聯、工聯會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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