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2020年雙普選的死綫臨近、港共打壓民權越來越肆無忌憚、大家開始覺得前路茫茫之際，平時少對政治問題公開發表意見的戴耀庭教授抛出萬人佔領中環方案，即時引起熱議，可説是功德無量。
戴教授並非民運社運中人，頂著可能從未遇到過的政治壓力提出佔領建議，就算我們不同意他各種涉及具體操作的後續補充，亦不應對建議作出太苛刻的批評。
不過這幾個星期的討論，不少都聚焦到應否讓政黨主導、應否先自首、應否預演、怎樣可以在佔領的同時不影響其他市民等細節之上。但萬人佔領，到底震撼在哪 裏？爲何我們可以希望這個行動能迫使中央讓步？參與佔領的一萬人，與廣大公民之間，有著什麽關係？佔領行動，如何能體現港人的集體意志？不解答好這些問 題，討論便容易失焦，整個行動，更容易在越來越紛雜的討論中，飄離原意。
和理非非的柏拉圖式愛情
人民以遊行集會的方式大規模聚集，當權者都會懼怕，但他們從來都不會懼怕純粹的多人聚集。越多人聚集，當然彰顯越強的民意，但當權者也可以用大多數人還未 出來參加行動，來將民意抹殺。除了國際媒體廣泛報道帶來的壓力外，他們害怕的，其實是人群大規模聚集所可能引發的對社會秩序的衝擊。
例如已經成爲神話的零三七一超過五十萬人大遊行，本身對當權者來説並不可怕。但遊行表達出反對二十三條的巨大民意，卻能為部分更具決心的抗爭者壯膽，令他們敢於將行動升級，以更激烈方式阻止法例通過。
當時港共及其資產階級盟友最懼怕的，是大遊行後的包圍立法會行動。他們擔心若強行在立法會通過二十三條，數以萬計的包圍者，可能會不惜一切破壞會議程序甚 至衝入議會，造成香港抗爭運動的第一滴血。一旦流血，香港的局勢便可能失控，之後會再發生什麽事，便誰也說不準。雖然根據唐英年在特首選舉論壇爆料顯示， 當時港共強硬派已經準備不惜出動防暴隊，但代表香港寡頭金融財閥和地產霸權的自由黨不敢賭這一局，港共背後的中共也不敢賭，於是便放手給自由黨倒戈，讓立 法流產。
另一個例子，是反國教運動成功爭取港共政府撤回課程指引的小勝。國教運動之後，大家將討論集中在反國教大聯盟於梁振英宣佈讓步後的深夜宣佈立刻撤出政總的 決定之上。不過當時十多萬群衆由多人絕食牽動而佔領政總外的空地，來得突然，大家事先並無討論是否長期佔領、在什麽情況下會收貨撤出；所以撤出，是早晚的 事情。但組織者在大家毫無心理準備，也毫無徵兆與商議的情況下，以落雨收柴的方式將戰意高昂的群衆急急打發走，事後有人產生被出賣的感覺，也怪不得人。經 歷過這樣的群衆運動馬上風，以後再有人號召市民到傳説中的＂公民廣場＂包圍政總，大家當然睬你都傻。打後幾次包圍政總行動多是冷冷清清，也就十分自然。
至於反國教組織者有無如坊間流傳般説是在中聯辦中間人的慫恿下決定一夜撤兵，中間的決策過程如何，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重點。問題的重點，是港共確是在群衆壓力下撤回了國教課程指引。而令港共屈服的，與其說是政總外的集會本身，不如說是當時如箭在弦的罷課行動。
八、九月之際，將行動升級、以罷課作爲反國教終極武器之議出現後，一眾年輕學人組成了罷課後援會，準備向參加罷課的學生義教，也有社工開始籌劃一旦罷課的 義務托兒服務。可以想象，若果港共一直不妥協、政總外聚集的群衆一直士氣高漲，罷課戰便必然開打。一旦罷課，整個教育體制的日常運作便被懸閣起來。這種由 群衆主導的有秩序的無政府狀態一旦形成，運動會怎樣發展下去，便充滿不確定性。中共要避免出現這個局面，唯有急急退卻，撤回強行推行國教的指引。
從反二十三條與反國教的成功案例，我們看到群衆運動能有力量，便需要是open-ended和對社會既有秩序能構成威脅。萬人佔領中環作爲爭取真普選的一 道終極武器之所以具震撼力，在於它本身便是對港島交通和金融經濟秩序的癱瘓，而一大群人一旦在中環聚集，會發展成和引起什麽後續行動，充滿不確定性。
現在有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斷強調要佔領而不堵路、不干擾社會秩序、不對任何人帶來不便，更要確保參加者緊守約章不越軌，等如是將佔領行動最具力量，最有能力 使當權者因懼怕而妥協的部分去除。提倡絕對不會影響社會秩序、事先保證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群衆運動，有如提倡沒有性的婚姻、柏拉 圖式的戀愛，講起來好像很崇高很浪漫，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會work的。
講多無謂，快快辭職公投最實際
萬人佔領中環是爭普選行動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那麽參加佔領的一萬人，怎樣能與其他香港公民連結？長毛最早回應佔領中環之議時的講法是講多無謂、公投最實 際，提議先由民主黨的超級區議員何俊仁辭職啓動變相公投，獲得市民對真普選目標的授權，以後佔領不佔領和怎樣佔領，容後再談。最近戴耀庭提出的佔領四部 曲，也將何俊仁辭職公投，嵌入整個運動的程序之中。何俊仁本人在最近的訪問中，亦表示視議席如浮雲，他會義不容辭地以辭職啓動公投。
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發展。何俊仁辭職公投，對爭取真普選運動來説，可謂一石三鳥：
（一）公投本身便是一個動員群衆的過程。真普選的大目標通過變相公投獲得授權之後，以後萬人以佔領或其他行動爭取真普選，便等如有了已投票公民的授權，出師有名。上次五區公投在民主黨人杯葛甚至破壞下，仍得五十多萬票，這次如果由民主黨發動，投票人數一定大增。
（二）上次民主黨沒有參加甚至破壞公投，乃是造成今天民主派分裂和互不信任的一大關鍵。如果這次由民主黨發動公投，當可將功補過，有助製造民主派各路人馬再度合作的條件。
（三）根據新的替補條例，若何俊仁辭職，便不能再選。民主黨大可找一位新星區議員參加補選公投，加速黨内的世代更替。而何俊仁已在上次立會選舉失利後辭去 黨主席一職，待他犧牲了自己的議席而成全公投之後，定必自動升格為一位安佔道德高地的元老級政治領袖。到時若他以一位民主黨普通黨員的身份參於領導爭取真 普選行動，定必事半功倍。
長毛提出先辭職公投之議，我的理解是他認爲公投是應該做、快D做、立刻做。 而現在戴教授提的四部曲，則主張先通過萬人大會討論出普選方案、再通過網上公投確認，待北京提出令人不滿的反方案後，才啓動辭職公投，這便反而有點怪怪。 我們從過往爭取07/08雙普選、2012雙普選、2017/2020雙普選時，不是已經對什麽是真普選，一早有了共識了嗎？真普選不是候選人沒有經過篩 選、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席由一人一票直選產生嗎？
既然民主派對真普選已有原則上的共識，而北京提出高門檻甚至保留功能組別的選舉制度，也幾近肯定，我們又爲何要先花很多時間去討論普選方案？爲何要先進行 需要大量資源、很容易受到大陸黑客攻擊、投票人數和結果認受性都會很有問題的網上公投？大陸黑客現在連美國《紐約時報》和google的主機也能攻陷，中 共若有心破壞，一個由特區大學經營的網上公投系統，可謂不堪一擊。
現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基本還是一個局限在政治精英圈和知識分子圈的討論。可以想象，如果以討論具體普選方案 ── 特首候選人怎樣提名？立法會議席要不要設政黨票？維持比例代表制嗎？── 開展整個運動，那麽我們將很可能在未來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被消耗在越來越技術、越來越小圈子的專業細節討論中。
相反，如果我們以每一票都能準確計算和所有選民都能輕易參與的辭職公投拉開運動的帷幕，動員選民表達對爭取2017/2020（甚至是2016）年真普選 大目標的決心，這個運動一開始便能成爲一個全民運動，更有利於往後的動員。這更能令那些認爲何俊仁口頭豪氣，實際上想拖延到立法會任期快完結時才辭職、一 切只是為了民主黨2016年立會選舉工程的懷疑論者噤聲。能趕在港共提出任何政改方案之前先以公投彰顯多數公民的強大意志，亦可以改變以往港人一味被動回 應港共保守方案和預設框框的局面，化被動為主動。
小心二十三條情咬金
儘快以辭職公投開局、以佔領中環為最後手段、在非暴力原則之外不另設底綫的爭取真普選運動，是我們確保北京履行對港民主自治承諾和任由北京撕毀諾言、將香港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之間的背水一戰。
不過在現時的衆多討論之中，好像還未考慮一個可能性，即是北京拖延不將政改放上議程，而先再次強推二十三條，並以通過二十三條作爲開展普選討論的前提。如 果真是這樣，那麽我們應該怎樣導引現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我們應該繼續保持爭取真普選的焦點？將公投、佔領之議改爲用在抵抗二十三條之上？抑或還有別的 進路？對於這些問題，我相信大家暫時還未有太多頭緒，現在或許是我們開始思考這個可能性和怎樣應變的時候了。
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戴教授並非民運社運中人，頂著可能從未遇到過的政治壓力提出佔領建議，就算我們不同意他各種涉及具體操作的後續補充，亦不應對建議作出太苛刻的批評。
不過這幾個星期的討論，不少都聚焦到應否讓政黨主導、應否先自首、應否預演、怎樣可以在佔領的同時不影響其他市民等細節之上。但萬人佔領，到底震撼在哪 裏？爲何我們可以希望這個行動能迫使中央讓步？參與佔領的一萬人，與廣大公民之間，有著什麽關係？佔領行動，如何能體現港人的集體意志？不解答好這些問 題，討論便容易失焦，整個行動，更容易在越來越紛雜的討論中，飄離原意。
和理非非的柏拉圖式愛情
人民以遊行集會的方式大規模聚集，當權者都會懼怕，但他們從來都不會懼怕純粹的多人聚集。越多人聚集，當然彰顯越強的民意，但當權者也可以用大多數人還未 出來參加行動，來將民意抹殺。除了國際媒體廣泛報道帶來的壓力外，他們害怕的，其實是人群大規模聚集所可能引發的對社會秩序的衝擊。
例如已經成爲神話的零三七一超過五十萬人大遊行，本身對當權者來説並不可怕。但遊行表達出反對二十三條的巨大民意，卻能為部分更具決心的抗爭者壯膽，令他們敢於將行動升級，以更激烈方式阻止法例通過。
當時港共及其資產階級盟友最懼怕的，是大遊行後的包圍立法會行動。他們擔心若強行在立法會通過二十三條，數以萬計的包圍者，可能會不惜一切破壞會議程序甚 至衝入議會，造成香港抗爭運動的第一滴血。一旦流血，香港的局勢便可能失控，之後會再發生什麽事，便誰也說不準。雖然根據唐英年在特首選舉論壇爆料顯示， 當時港共強硬派已經準備不惜出動防暴隊，但代表香港寡頭金融財閥和地產霸權的自由黨不敢賭這一局，港共背後的中共也不敢賭，於是便放手給自由黨倒戈，讓立 法流產。
另一個例子，是反國教運動成功爭取港共政府撤回課程指引的小勝。國教運動之後，大家將討論集中在反國教大聯盟於梁振英宣佈讓步後的深夜宣佈立刻撤出政總的 決定之上。不過當時十多萬群衆由多人絕食牽動而佔領政總外的空地，來得突然，大家事先並無討論是否長期佔領、在什麽情況下會收貨撤出；所以撤出，是早晚的 事情。但組織者在大家毫無心理準備，也毫無徵兆與商議的情況下，以落雨收柴的方式將戰意高昂的群衆急急打發走，事後有人產生被出賣的感覺，也怪不得人。經 歷過這樣的群衆運動馬上風，以後再有人號召市民到傳説中的＂公民廣場＂包圍政總，大家當然睬你都傻。打後幾次包圍政總行動多是冷冷清清，也就十分自然。
至於反國教組織者有無如坊間流傳般説是在中聯辦中間人的慫恿下決定一夜撤兵，中間的決策過程如何，這些都不是問題的重點。問題的重點，是港共確是在群衆壓力下撤回了國教課程指引。而令港共屈服的，與其說是政總外的集會本身，不如說是當時如箭在弦的罷課行動。
八、九月之際，將行動升級、以罷課作爲反國教終極武器之議出現後，一眾年輕學人組成了罷課後援會，準備向參加罷課的學生義教，也有社工開始籌劃一旦罷課的 義務托兒服務。可以想象，若果港共一直不妥協、政總外聚集的群衆一直士氣高漲，罷課戰便必然開打。一旦罷課，整個教育體制的日常運作便被懸閣起來。這種由 群衆主導的有秩序的無政府狀態一旦形成，運動會怎樣發展下去，便充滿不確定性。中共要避免出現這個局面，唯有急急退卻，撤回強行推行國教的指引。
從反二十三條與反國教的成功案例，我們看到群衆運動能有力量，便需要是open-ended和對社會既有秩序能構成威脅。萬人佔領中環作爲爭取真普選的一 道終極武器之所以具震撼力，在於它本身便是對港島交通和金融經濟秩序的癱瘓，而一大群人一旦在中環聚集，會發展成和引起什麽後續行動，充滿不確定性。
現在有參與討論的朋友不斷強調要佔領而不堵路、不干擾社會秩序、不對任何人帶來不便，更要確保參加者緊守約章不越軌，等如是將佔領行動最具力量，最有能力 使當權者因懼怕而妥協的部分去除。提倡絕對不會影響社會秩序、事先保證和理非非（即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群衆運動，有如提倡沒有性的婚姻、柏拉 圖式的戀愛，講起來好像很崇高很浪漫，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不會work的。
講多無謂，快快辭職公投最實際
萬人佔領中環是爭普選行動的最大殺傷力武器，那麽參加佔領的一萬人，怎樣能與其他香港公民連結？長毛最早回應佔領中環之議時的講法是講多無謂、公投最實 際，提議先由民主黨的超級區議員何俊仁辭職啓動變相公投，獲得市民對真普選目標的授權，以後佔領不佔領和怎樣佔領，容後再談。最近戴耀庭提出的佔領四部 曲，也將何俊仁辭職公投，嵌入整個運動的程序之中。何俊仁本人在最近的訪問中，亦表示視議席如浮雲，他會義不容辭地以辭職啓動公投。
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發展。何俊仁辭職公投，對爭取真普選運動來説，可謂一石三鳥：
（一）公投本身便是一個動員群衆的過程。真普選的大目標通過變相公投獲得授權之後，以後萬人以佔領或其他行動爭取真普選，便等如有了已投票公民的授權，出師有名。上次五區公投在民主黨人杯葛甚至破壞下，仍得五十多萬票，這次如果由民主黨發動，投票人數一定大增。
（二）上次民主黨沒有參加甚至破壞公投，乃是造成今天民主派分裂和互不信任的一大關鍵。如果這次由民主黨發動公投，當可將功補過，有助製造民主派各路人馬再度合作的條件。
（三）根據新的替補條例，若何俊仁辭職，便不能再選。民主黨大可找一位新星區議員參加補選公投，加速黨内的世代更替。而何俊仁已在上次立會選舉失利後辭去 黨主席一職，待他犧牲了自己的議席而成全公投之後，定必自動升格為一位安佔道德高地的元老級政治領袖。到時若他以一位民主黨普通黨員的身份參於領導爭取真 普選行動，定必事半功倍。
長毛提出先辭職公投之議，我的理解是他認爲公投是應該做、快D做、立刻做。 而現在戴教授提的四部曲，則主張先通過萬人大會討論出普選方案、再通過網上公投確認，待北京提出令人不滿的反方案後，才啓動辭職公投，這便反而有點怪怪。 我們從過往爭取07/08雙普選、2012雙普選、2017/2020雙普選時，不是已經對什麽是真普選，一早有了共識了嗎？真普選不是候選人沒有經過篩 選、一人一票選出特首，和全部立法會議席由一人一票直選產生嗎？
既然民主派對真普選已有原則上的共識，而北京提出高門檻甚至保留功能組別的選舉制度，也幾近肯定，我們又爲何要先花很多時間去討論普選方案？爲何要先進行 需要大量資源、很容易受到大陸黑客攻擊、投票人數和結果認受性都會很有問題的網上公投？大陸黑客現在連美國《紐約時報》和google的主機也能攻陷，中 共若有心破壞，一個由特區大學經營的網上公投系統，可謂不堪一擊。
現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基本還是一個局限在政治精英圈和知識分子圈的討論。可以想象，如果以討論具體普選方案 ── 特首候選人怎樣提名？立法會議席要不要設政黨票？維持比例代表制嗎？── 開展整個運動，那麽我們將很可能在未來一兩年甚至更長時間被消耗在越來越技術、越來越小圈子的專業細節討論中。
相反，如果我們以每一票都能準確計算和所有選民都能輕易參與的辭職公投拉開運動的帷幕，動員選民表達對爭取2017/2020（甚至是2016）年真普選 大目標的決心，這個運動一開始便能成爲一個全民運動，更有利於往後的動員。這更能令那些認爲何俊仁口頭豪氣，實際上想拖延到立法會任期快完結時才辭職、一 切只是為了民主黨2016年立會選舉工程的懷疑論者噤聲。能趕在港共提出任何政改方案之前先以公投彰顯多數公民的強大意志，亦可以改變以往港人一味被動回 應港共保守方案和預設框框的局面，化被動為主動。
小心二十三條情咬金
儘快以辭職公投開局、以佔領中環為最後手段、在非暴力原則之外不另設底綫的爭取真普選運動，是我們確保北京履行對港民主自治承諾和任由北京撕毀諾言、將香港變成另一個大陸城市之間的背水一戰。
不過在現時的衆多討論之中，好像還未考慮一個可能性，即是北京拖延不將政改放上議程，而先再次強推二十三條，並以通過二十三條作爲開展普選討論的前提。如 果真是這樣，那麽我們應該怎樣導引現在有關佔領中環的討論？我們應該繼續保持爭取真普選的焦點？將公投、佔領之議改爲用在抵抗二十三條之上？抑或還有別的 進路？對於這些問題，我相信大家暫時還未有太多頭緒，現在或許是我們開始思考這個可能性和怎樣應變的時候了。
美國約翰霍普斯金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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