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稱為「房姐」的女人（其合法身分就有四個，名叫龔愛愛或叫龔仙霞），她來自西部省份陝西的一個小縣城神木，僅在北京一地就擁有41套房，總面積近萬平方米，而其公開職位——或者說可查合法收入的來源，不過是神木縣農業商業銀行的副行長。若是按照國有企業套用行政級別的話，大約就相當於個副科或者是股級幹部。
這當然引發了諸多議論，且很典型地集中在腐敗嚴峻性上。而眾多持腐敗論的觀點是富於推理的，先從「房姐」的職務向上縱推，說縣級的副行長就能貪這麼多，市級、省級乃至國家級的行長們將貪多少？再從「房姐」的職務左右橫推，說縣裏還有比她更大的官員，像書記縣長之類是否也有這樣說不清楚的巨額資產呢？
從公共資源佔有的權力大小的角度來說，這樣的推理在當下全民不相信有權不貪污的情況下，的確不知道讓人如何反駁。但事實有可能卻不是這樣的，因為每一種灰色收入的來源情況不同，權力大受到的約束可能就多些，至少使用公共資源的程序要複雜得多，想化為己有，未必比它的下級那麼直接和容易。這樣的縱橫推理可能並不一定就是現實情況，不是權大的人就一定是貪污多的壞蛋。中國歷史上大部分時候吏治的好壞並不和職務的高低呈正比，儘管中國有成語說「上樑不正下樑歪」，但《水滸》提出了獲得廣泛回應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號召。
腐敗現實目前的嚴峻性，要求我們在解決問題時，不能只從推理着手，而要有法律依據，更要把反腐敗和社會財富的分配、積累的過程分開。在輿論熱議「房姐」的過程中，反腐敗的法律依據經常是被人遺忘的，而反腐敗要達到的目的也經常在對腐敗的痛恨中被混淆了。
比如說到「房姐」41套房，大量輿論就暗含了一個沒有經過司法判決的前提——在目前尚無證據證明「房姐」的 41套不明房產就是她貪污所得（也有可能是她非法或者合法經營所得）的前提下，就說「房姐」這些房子是化公為私。「房姐」之前，就有廣東「房嬸」被疑問，後被證明「房嬸」財產來源合法，雖然也有點巨額，出人意料。
這和我們這個時代的變化劇烈有關。這個時代財產積累的方式是那樣花樣百出，怎麼中性地評價這位「房姐」41套房子，說實話是很考驗如今的財富觀。僅以腐敗論處？看似正確得很，但未必能夠解決全部問題。因為僅靠副行長的權力貪污，而沒有一點合法或非法的經營，很難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擔任縣級副行長也不過兩年多）積累這麼大量的資產。但要「房姐」自己說清楚自己財產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也許即使她說了也未必有人信，因為沒有法律背書，自證當然是站不住腳的。
新世紀以來，隨着中國各種資產價格全面迅速的上漲，國民財富也在膨脹，但社會財富分配卻產生了極大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尤其是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分配得不合理、不公平，很容易讓人在對腐敗的仇恨之中，忘記腐敗肯定是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結果，而未必是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全部原因或者重要原因。
一句話，要解決分配不合理和不公平的現實，僅僅靠反腐敗是不夠的，尤其是僅僅靠殺一儆百式的反腐敗肯定是不行的。因為社會的財富分配是社會經濟運作體系裏的事務，自有其市場調節的規律；而反腐敗的社會屬性卻往往不屬於經濟運作，而在政治秩序和法律範疇內，首當其衝的是用法律對權力進行約束和審判。若無後者，而簡單抓幾個貪官，老虎也罷，蒼蠅也好，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也不會改觀的。
從這個角度說「房姐」的41套房，就不能以反腐敗而簡單告終，我們不僅要在中國建立對權力進行約束和審判的法律體系，還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財富分配體系。當然這個目的要達到時間也許很漫長，過程也許很艱難，可我們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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