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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1年中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在中国已经有16个省份的常住人口出现负增长。2020年中国人口净增204万人，到了2021年，中国人口仅仅净增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至0.34‰，这意味中国人口总数量已非常接近峰值，几乎等同于“零人口增长”。从人口演进来看，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在2000年首次跌入1000万人区间，2005年跌入700万人区间，2010年跌入640万人。人口专家提出警告，中国大陆人口“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时代已快速提前到来，这将成为中国即将来临的重大灾难。
彭博新闻专栏作家佛格森（Niall Ferguson）的估算，在“最佳状况下”，中国人口预计在本世纪结束时会萎缩五分之一；在“最可能”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本世纪结束时将减少46%，降7.71亿人；而在最糟糕的状况下，中国人口将锐减近三分之二，这意味中国已经出现巨大的人口危机。
中国人口危机的四条锁链——第一链：超低生育率陷阱
以反映妇女一生生育子女总数的“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为标准，一般而言，TFR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一般为2.0），才不致使人口总数随着世代更替而下降。当TFR低于1.5甚至1.3，人口学上称为“超低生育率陷阱”；之所以称为“超低生育率陷阱”，是因为人口是一种“慢性变量”，其变化趋势通常以“温水煮蛙”的情况来显现，往往在人口负增长持续20之后，才以“后见之明”的方式，提出有效的人口增长刺激政策。
实际上，中国早在1990年代就已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惯性趋势，但是在“低更替水平”已持续近30年之后，中共当局依然固守掩盖事实、造假自欺等等“虚荣误国”的作风，刻意忽视人口危机的趋势与惯性，进而失去面对和解决人口负增长的时机。
据统计，2000年中国的TFR为1.22，10年之后（2010年）的TFR降至1.18，在此后的3年中（2011－2013年），TFR落在1. 04、1. 26、1. 25，显示中国已经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进入“萎缩经济”的年代。再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七普）最新的统计，2021年中国TFR为1.162，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0，许多研究已经得出结论，2021年总人口14.126亿可能已是中国人口的峰值，中国总人口将在今（2022年）进入负增长时代，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将降至8亿甚至6亿以下。
第二链：年轻世代的“三不政策”
过去20年来，中国妇女未婚比例不断提高和“一孩”生育水准不断走低，是这道“超低生育率陷阱”的特征。
由于教育水准的提升、结婚成本的上涨、就业难度升高、职场竞争加大、婚姻观念变化等等因素，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上升至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相较于10年前，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另据中共共青团2021年10月针对未婚青年进行的调查显示，约有三成表示未来不会恋爱也不会结婚（不婚不恋），其中女性比例高达70%。
除了这种普遍存在的“不婚不恋”现象之外，还有“二不”，也就是“不孕”、“不生”，即使在婚姻关系中也不愿意怀孕，即使怀孕也不愿意生育。据统计，中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这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的私人诊所进行的人工流产数据。
面对人口锐减的危机，中国开始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从“双独两孩”（双独家庭生两个孩子）放宽至“单独两孩”。2021年5月31日，中共再推出所谓“三孩政策”，也就是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但“三孩”显然抵不住青年世代的“三不”。实际上，中国实施了35年之久的“一胎化政策”已经产生双重的约束作用，一是长期以来对生育行为的排斥与限制，“超生”成为一种政治罪恶；二是“一个恰恰好”的低生育观念深入人心，形成普遍的生育态度和观念定势。另一方面，“三孩”政策的推出为时已晚，中国生育率反弹的时机已经丧失，“超低生育率陷阱”已无法挽回，其内卷化、固态化和刚性化的特征已成常态化。
依据凯恩斯经济学（Keynesian economics）的“有效需求理论”，人口减少将导致有效需求下降，储蓄和资本积累短少，进而导致产业萎缩和失业率提高，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日本自1990年代以来由于人口减少而导致经济低迷，是为显例。在“超低生育率”的重压之下，中国未来至少将面临三大后果性危机：经济增长加速下滑、消费萎缩和总体资产的贬值。
第三链：“大国空巢”的来临
依据国际统一标准，65岁以上的人口在全国人口的比例超过7%，就表示该国已进入人口老化阶段。截至2019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达到12.57%，远超过老龄化标准的7%；又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到了205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31亿。
依据中国《民政部》2022年10月发表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预计“十四五”时期老人人口总量将突破3亿人；《民政部》也指出，所谓“空巢长者”，也就是没有与子女或亲属共同居住生活的老人，已经超过老年人口的一半，在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空巢长者”比例甚至超过70%。换言之，中国已存在大量长者面临居家养老的不便或困难，甚至隐藏极高的安全风险与生命威胁。
第四链：人口红利的下降
由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流失，也就是人口老化结构所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短缺，将是中国未来最大的危机之一。“人口红利”并非由人口总量所提供，而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所决定的，它是通过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国民储蓄的扩大、人力资本成本效益的提高等等正向要素所实现的。随着人口老化，老年负担比重将大幅度提高，其直接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劳动力的负担加大。依目前的估算，中国在2030年以前，劳动力负担将超过50%，人口红利已出现下滑和萎缩。
随着老年人退出生产行列，中国劳动人口的高峰已在2017年达到7.58亿人并开始反转下降，这意味“人口红利期”已在2020年提前结束，到2050年，中国15－64岁的从业人员仅剩6.4亿人左右，年均递减率超过0.5%。在宏观生产技术没有大幅度提高之下，必然造成经济增长缺乏劳动力的必要支持。换言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人口红利）必将告终；在劳动供给减少、以老年负担为主的劳动负担加重的双重因素之下，中国的经济必将遭遇严重停滞和下滑的危机。
另外，在劳力短缺之下，中国大陆庞大的制造业将迎来“高工资年代”，企业成本的提高将导致生产减少、出口锐减、外贸萎缩和财政赤字；在资金短缺之下，最终连带导致医疗保险与养老基金的失血，甚至破产。
中国将从“崛起”走向“萎缩”
在“四条锁链”的紧勒之下：超低生育率陷阱、年轻世代的“三不政策”（不婚、不孕、不生）、人口结构老龄化、人口红利的下滑，中国将告别“人口大国”的地位；在巨大而无可避免的人口危机之下，中国将由“崛起”走向“萎缩”，习近平的所谓“中国梦”也将坠地碎裂、完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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