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15 December 2012

谁把王立军推上神坛？

王立军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警察；是“打黑英雄”，几乎囊括了公安系统所有的荣誉，经过近20年的宣传，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将其推向了神坛，然而转瞬间，他又从神坛走向监狱。亦真亦假的光环褪去背后，处处写满警示

2012年9月24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作出宣判：王立军因徇私枉法、叛逃、滥用职权、受贿罪，获刑15年。

从“打黑英雄”“一级英模”，到空降重庆，三年内连升三级，直至当选副市长，这个从普通农家子弟起步的中国警察的人生，充满了机遇与挑战，戏谑与无奈，当然，也有谎言与荒诞。但不论是作为赞扬的对象，或是评议的主角，这个名字，注定无法从中国法治史上抹去，也注定将被反复研究与揣测。

他不只是一个人。同时，也早已成为一个符号。

1959年，王立军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阿尔山市天池林场。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有两儿两女，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长子。村子不大，总共有约200户人家，彼此之间十分了解。王立军从小便是村民们熟知的聪明孩子。1976年，初中毕业的王立军，被分配到当地林业局天池林场工作。两年后，他离开老家，到辽宁省铁岭市调兵山市(原名铁法市)参了军，在某部担任文书。据知情人透露，在部队期间，他认识了现任妻子肖淑莉，后来结了婚。1981年，从部队转业的王立军回到阿尔山，重新成为林业局的一名普通工人。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来自岳父的帮助。通过岳父的关系，以解决夫妻两地的问题为由，1982年，王立军又回到调兵山市，在市商业局下属的一家食品公司当司机。1984年，铁岭市公安局决定扩编招收10名警察，充实民警队伍，王立军最终被破格录用了。

他最初在基层担任治安队队长，很快便展现出优秀的组织和执行能力，于是被调任调兵山市晓南镇派出所副所长，后成为所长。晓南镇派出所主要管辖的晓南矿区，一直是当地的治安难点。王立军到岗后，发动组织退休工人夜里巡逻，自己则吃住在派出所，很快就扭转了局面。而且，他不仅管治安，连百姓家闹离婚，他也要管。王立军日后的许多所谓开创性举措，其实早在他从警初期便已埋下伏笔。而这些做法，最初确有其积极的一面。从担任派出所所长起，王立军就要求做到“有案必报、有案必到、出警及时”，这也是他日后从警数十年始终坚持的第一原则。每至一地，他便将这个要求扩展至一地，从调兵山，到铁岭，到锦州，直至重庆。所到之地，必有变化，这对于王立军来说，已成规律。

因在晓南镇工作出色，1990年代末，王立军被调往治安情况更加混乱的大明镇，任派出所所长。上任不久，他就开展了全所民警集中抓捕犯罪分子的行动，将抓获的200多人集中收审，效果显著。依靠大规模抓捕犯罪分子、集中收审，王立军改善了当地治安，并获得了上级嘉奖。他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称号，被9家新闻单位共同评选为“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后来又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王立军升任调兵山市公安局副局长，不久被选送至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管理干部学院学习。两年后，学习结束，他赴辽宁省铁岭市任公安局副局长，兼刑警支队支队长。此时的王立军，刚刚35岁，风华正茂，前途无量。

初到铁岭，王立军给众人留下的印象是“还是挺谦虚的”。 一位老民警透露，当时大家开会研究一起案子，结束后，王立军把众人送到屋门口，说：“拜托大家了，大家受累。”但好景不长。很快，众人对他的评价就变成了“傲慢，不顾他人意见，独断专行”。在他面前汇报工作，只能站着；任何集合或者会议，迟到、说话或手机响，他开口就骂，无论是刑警队长，还是普通民警。一次，一位干警因为向另一位领导汇报工作，晚了几分钟到王立军办公室报到，进门之后就被他破口大骂。一次巡视，王立军认为一个执勤警察的站姿不好，便大步上前，把他帽子和肩章狠狠地揪了下来。1990年代末，一个民警在夜里执行任务时被刺死，王立军当时给各个派出所所长打电话，正巧赶上四位所长都不值班，几天后，这些所长都被免职，因为“所长把危险留给了同志，把安逸留给了自己”。

在让犯罪分子害怕前，先让警察害怕，这成了王立军的风格。多年以后，他已调至锦州市公安局任局长。一位当地记者亲眼目睹，一位干警进王立军办公室时没有敲门，王立军怒斥：“我在的时候你怎么不敲门呢？出去!重来!”

这种对细节的吹毛求疵，到了重庆，就有些变本加厉。没人想得清，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在某些人眼里，这属于不近人情，专横跋扈；在另一些人眼里，这属于严格要求，树立警风威严。

王立军无疑具有完美主义者心态。一位与王立军相识10余年的当地记者分析说，当王立军责骂别人时，他的心理活动是：这件事我能做好，你也应该能做好。在一次重庆警局的内部会议上，这种说法得到了印证。王立军在会上号召大家要多学习，多读书。一半是为了鼓励，一半是为了形成反差，他说：“我看过的书可以把你们火化。”

最受称赞的是他的口才。他属于媒体记者最喜欢的采访类型。电视采访，只要把摄像机开着就行了，事后也不用剪片；文字采访，只要说个大概，他便能自己即兴完成所有内容，连记者没有想到的，他都替记者想到了。在当下领导人讲话多数靠念稿的环境里，王立军是少有的能脱稿公开演讲的干部之一。

王立军的书法颇有功力，他也乐于展示。他母亲在阿尔山的墓碑就是他亲手写的；在锦州市任职时，公安局大楼里到处挂着他的字迹；他所任职过的各个公安局的新年贺卡，几乎全有他的墨宝……

没人否定，王立军是个聪明人。参加工作时，他仅是一名初中毕业生，而后来，他是国际刑鉴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并在9家国内外专业机构任职。在重庆，他递出的名片上，唯一没有的，是他的公职头衔。不知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学识，还是为了弥补自己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缺憾，王立军很看重自己的学者身份，并多次到高校作学术报告。

一名研究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王立军曾到西南政法大学刑事侦查学院作过学术报告，内容并无新意，但王的气场很足，报告厅爆满。就在那次讲座后，王立军接受了西南政法大学的聘书，成为该校的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但该院一位老师证实，从没给王立军安排过学生，“他太忙了，没有时间”。

王立军有特立独行的倾向，他也将这种倾向带到了所任的公安局内。在铁岭，他就把自己的毛笔字印到了警车上：中国刑事警察。从铁岭开始，他一直着手设计当地警察的警服；调至锦州后，除去上述改进，他还执意将警察局更名为“警署”。按照《人民警察法》，擅自更改警服、警徽和警车，均属违规，但十余年间，没有任何人表示过反对，这些反而作为王立军有创新精神和艺术细胞的谈资被津津乐道。在调至重庆后，这些“创新”习惯也自然而然地被带到了重庆。

在一定程度上，王立军的风格和声势在10余年中不断地自我强化，以至于当他走得足够远、引起注意时，已不知该从何时开始纠正。

这成就了他的自信，亦成就了他的自负。据一位接近王立军的人士透露，王立军初到重庆时曾说：人这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了，就了不得。警匪一家，中外如此，古今一样。我在重庆就是做一件事情，把警察和土匪分开。这些话让人耳目一新。但事情的发展似乎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2009年6月，在王立军的主持下，重庆开始进行“打黑除恶”专项治理运动。有媒体报道，王立军曾在动员大会上说，要以排山倒海之势，掀起一场风暴，并希望能在“打黑”中听到枪声。“打黑”果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据《重庆日报》2012年2月9日报道：截至目前，公安机关立案侦办涉黑涉恶团伙500余个，抓获涉案人员5700余人，切断非法放水资金700亿元；检察机关提起公诉398件2600余人；法院一审判决266件2000余人……一批重大黑恶犯罪团伙被摧毁，并依法查处了文强、彭长健、刘信勇、赵文锐等77名黑恶势力“保护伞”……。重庆之“打黑”，有“扩大化”之嫌，那些最初因种种罪名被抓捕的人中，许多最终并没有出现在法庭上。长期关注重庆打黑的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于今年2月公开了他撰写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他将重庆“打黑”总结为：已从“治安型打黑”蜕变为“社会管理型打黑”，前者是公安和检察机关合法正常地行使侦办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职权，往往深得人心；后者则是公权力组织以打黑为契机、以公安等强力部门对刑法相关条款的滥用，其本身即具有“黑打”的性质。

事实上，在王立军的一路升迁中，“打黑”成就一直是他最重要的砝码。

1994年，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的王立军指挥了著名的“9·19”扫黑行动，铁岭市以杨俊富、张洪俊、肖建军、何晶为首的四大流氓恶势力团伙被一网打尽，他声名鹊起，第二年便被评为“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但王立军“打黑”的方式和手段令人不寒而栗。杨俊富等人被抓起来后，王立军就提出要求，必须枪毙。“当时，改账这些都算涉黑。这些人又没有人命，也没有抢劫。”据王子湘回忆，涉及到男女关系问题，就让女方供述为强奸，否则就将其劳教。打黑期间，王立军有一个别人进不去的“小黑屋”，关押未被定罪的嫌疑犯。

威慑效果是明显的。多位铁岭市民回忆说，王立军“打黑”之后，社会治安迅速好转，王立军当年的一名下属说，当时连小偷都害怕，“因为都知道，抓住是真打啊”。童之伟在《报告》中亦提到，据他观察，重庆“打黑”有大规模抓捕犯罪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证的现象，并设立脱离其他国家机关监督制约的秘密场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关押和审讯。

掀起对重庆“打黑”普遍质疑的“李庄案”，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律师李庄，本是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律师，2009年底，重庆警方以李庄涉嫌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教唆“翻供”为由，将其刑拘。

李庄于2009年12月12日被刑拘，13日被批捕，20日检方公诉，30日开庭审理，半月之内，完成了大多数案件需走数月的程序，效率之高，被称为“重庆速度”。李庄最初坚称自己无罪，后又表示愿意认罪，但当重庆检方重拾几年前的另一起案件，以妨害作证的罪名再次起诉李庄后，他再次挺身而出反抗。在全国律师声援、公众大范围讨论的环境下，重庆检方最终撤诉。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推翻了对李庄的上一次判决，并从另一个角度暗示，那些曾被人在暗地里悄悄议论的消息——包括，秘密羁押、刑讯逼供以及未审案先定案——确有其事。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师，将王立军的成功之路归结为“王立军现象”。在他看来，王立军最后发展到出走领事馆一幕，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系统总是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于是，没有英雄的时候，便托出一个英雄，最终，英雄无法控制自己。“他原来就是个普通人，就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干的事。”王力成说道。据这位在辽宁省法律界颇有声望的老人了解，王立军从来没说过，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也从没有说过：我和我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也没有任何一任市委书记表示过，王立军是我们的镇市之宝……。“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王力成说，“王立军在辽宁打黑的主要成绩是‘自己同他的战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场’，你相信吗？铁岭市的总人口一共300万，王立军在铁岭任局长不到三年，就是从他任刑警队长那天算起也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杀人，不恐怖吗？”

事实上，2011年两会期间，王立军本人曾表示过相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成了英雄的王立军，渐渐开始习惯出现在媒体面前。一位铁岭市退休警官回忆起王立军的第一句话便是：“爱得瑟，什么时候都爱带着人举着摄像机拍他。”

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东北虎传奇》里，作家陈晓东这样写道：“沙漠风暴”车紧随其后也开进了院内。王立军猛地推开车门，他一个箭步跃到夏利车前，挥起右手就是重重一拳，只听见哗啦一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他左手举着的微型冲锋枪又是“哒哒哒”一梭子，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仿佛神兵天降，夏利车内5个人惊得目瞪口呆。军警作家周力军的文章里，也有同样的描述，但周力军接着写道：“抓几个走私犯不一定需要举着冲锋枪打一梭子子弹这么大的阵势，但是以王立军的性格，他是爱破大案的，越是大案他会越兴奋。”

这个习惯延续到重庆，有所变质。据了解，在重庆出席警方活动，王立军不允许媒体随便拍照，只使用其专用的摄影师和摄像师，这些人从市公安局各单位宣传部门的精锐中抽调组成，因身着统一的蓝色外套，被坊间称为“蓝精灵”。这位喜欢作秀的公安局长很在乎网络对他的评价，但对于网上关于他妻女被黑社会残杀剥皮的传言从不澄清，这种网帖应该更能体现他的英勇和视死如归。事实上，王的女儿是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妻子则在重庆工作。

王立军还有一个习惯，凡是开会谈话，都有专人作记录，这个速记团体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全国警察系统速记冠军。这些讲话和文章一起，汇集为一本书，名叫《视觉》，据看过的人说，大小装帧很像《辞海》。

53岁的王立军毫无疑问是中国最知名的警察。

从1984年的最基层警员开始，直到2012年2月2日被免去警职，28年间，他历任派出所长，刑警队长，县市级、地级市、直辖市公安局长，一直到扛上地方警察所能达到的最高警衔：副总警监。他曾经权倾一时，有过众多显赫的头衔：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重庆武警总队第一政委，分管政法维稳的副市长。却又在一夕之间沦为阶下囚。他曾被媒体和网民奉为打黑英雄，中国十大杰出民警，“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重庆市人民卫士、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2010当代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却动辄劳教监听，涉嫌刑讯逼供，崇拜戴笠、胡佛和普京，并毫无悬念地“和数名女性发生和保持不正当关系”。他号称法医专家，身兼真真假假多个硕士博士EMBA学位，29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博导研究员等，一百多项专利。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他经历传奇，号称唯一活着的公安一级英模，被黑社会500万悬赏项上人头的打黑英雄，到西西里岛和黑社会分子谈判过的打黑专家，和执行死刑前的要犯如刘涌、文强等唯一有过秘密谈话的人。

但被他打掉的所谓黑社会团伙，却屡屡鸣冤叫屈甚至已经平反昭雪。

他至少有四个名字。一个是众所周知的“王立军”;一个是带着神秘色彩的“乌恩”，暗指他简历里的蒙古族血统；第三个是极少有人知晓的笔名：莅钧(即立军的谐音)，这个用字生僻的名字多出现在《警察文化沙龙》、《视界》等内部报纸、画册、书籍、贺年卡、明信片等总策划总编辑的位置上，显示他的文化修养；第四个名字则是雅好书法的他在留言时喜欢用的“龙山书人”。龙山，即龙首山，是他发迹的故乡、“大城市”铁岭的一座名山。似是巧合，他离开铁岭后任职的地方也各有一座山：锦州是闾山，重庆是歌乐山。调任重庆时一篇讲话稿里，他曾写道“异地风情不同处，竟把歌乐当闾山”。

在重庆成为他不受制约的大舞台之前，铁岭是他的小学，锦州是他的中学，从铁岭到锦州的二十四年间，他完成了内功外功的修炼，而履职三年零八个月的重庆，则成了他把辽宁经验搬来、放大并恣意驰骋的大学。

从辽宁到重庆的近二十八年从警时间里，王立军一路过关斩将建功立业的江湖秘诀，是三套王氏刀法：打黑、治警和包装。

辽宁时期的王立军，就深谙包装之道。他个性中的演艺人格和略显夸张的行事风格，本就容易成为媒体猎奇的焦点。从早期持枪跃马的小马哥形象，到中期荧屏上亲自演绎的英雄热泪，再到重庆时期的偶露峥嵘，这些王立军极为重视的塑形工程兵分两路，外宣倚重本地媒体和关系媒体的定向报道，内宣则地毯式覆盖警界公安内网，以及呈送他一个人的专报、快报等，收效奇快。而他的文宣团队，私下自嘲每天都在办一份《顺天时报》，搜罗网络声音以塞上听。《化妆师王立军》一文，对此有条分缕析的记录。

打黑后期筹办的重庆打黑展，利用内外宣之间的政策缝隙，吸引了国内外数以万计的重要客人前往，成为重庆三年间最为重要的外宣平台。一时之间，上午听书记市长介绍“五个重庆”，下午到重庆市局看打黑展，晚上到大会堂唱红歌，成为“重庆一日游”的必备三部曲。

在重庆，他三年之内连升四级，其实际权力，堪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也是没有监督，无法制约，无人敢当其锋的三年。在2011年5月升任副市长后，若非尼尔伍德案这个小概率事件，已经没有多少人怀疑摆在他前面的就是一条金光大道了。但即便是在仕途最顺利的时候，王立军自己也未必永葆乐观。在东北打黑时，他感叹自己就如领导嘴里的口香糖，随时可能被抛弃。

谁把王立军推上神坛？除却王立军的个人性格与行事风格的原因外，不正常的干部人事任命和管理体制，是王立军能成为王立军的首要原因。在重庆，王获得了地方主要领导人的绝对支持，市委主要领导频频到市局视察，甚至直接介入到局党委的班子成员分工；市政府财政首先保障公安，对“警务大跃进”不计成本天量投入。这种干部体制上的绝对授权和信任，让王立军迅速成为城市治安管理上的第一首脑，也成为主要领导家庭内务治理的重要倚靠，这使得他获得了说一不二的无上权力。这也能理解，纵使上级公安机关不赞同他这套自行其是的高调做法，却也无可奈何。

警权过大的现实格局，和不正常的干部体制结合起来，使得王立军如虎添翼。2011年5月以前的重庆打黑高潮时期，王立军并未在政法委和市政府担任职务，仅以公安局长的身份就能号令数百个专案组，指挥检法等多家司法系统，在文强、龚刚模、李庄、樊奇杭等要案中，将严重违反程序的王氏打黑刀法强行推进到底，最终使得重庆打黑由法治轨道上的“治安管理”演变成为以社会控制为目的的“社会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劳教等短平快维稳手段，监控窃听等技侦措施大行其道，潘多拉盒子被王立军打开，酿成完全脱离法治轨道的人治灾难。针对嫌疑人，是血雨腥风般的刑讯逼供，铁山坪等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基地”；针对有微词的普通市民，王立军的办法是直接劳教，“一坨屎”案、任建宇案等血泪斑斑的劳教案层出不穷；针对中高级干部，则是用特别手段掌控，王立军公开声称“在一些干部的裤腰带上绑上了定时炸弹”，前不久被曝光的雷政富案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诠释。

在此之外，还需反思的是警媒关系中的畸形生态。王立军现象的造神者金那些有意和无意的媒体以及媒体人不专业不负责任不加甄别的“三不式”包装，使得王立军在铁岭时期就已登上神坛。部分媒体和媒体人，沿袭主流话语里典型塑造的陈旧模式，迎合民粹情绪里的英雄情结，也唿应了王身上的演艺人格，主宾合力用种种低趣味半传奇式的情节来对王做了浓墨重彩的化妆。

这个粗糙的英模妆容，在获得了组织化的肯定与认可后，成为不容质疑和否定的标兵与模范。体制提供了合法性，也排除了正常的质疑和基于政治伦理的监督与制约。这就不难理解铁岭案”开创的王立军式打黑，最终发展成为他从辽宁到重庆一生功业的路径依赖。也不难理解经历了三轮车伕案的波折后，王立军对媒体包装的作用有了更加心领神会的理解，他内心深处的自大与自得，也从此时开始膨胀。在现行警媒关系中，媒体本就受制于警方的信息控制，因而很难质疑警方，更难质疑“公安英模”和“打黑英雄”主导的打黑治警。无法监督批评，只能锦上添花，最后是警媒双输结局：媒体丧失了甄别真相与监督权力的天职，警方失去了监督的诤友和纠错的机会。……

无论是那些现在陷于尴尬境地的外地来渝警察，还是曾经拥戴过王立军的重庆本土中高级警察们，在经历了“一场压缩版的文革加大跃进”后，现在已经开始痛苦的反思。“个性化官员”之类以前让他们兴奋不已的称唿，现在闻之惊悚，思之哀痛。警察们感叹，“现在觉得，所谓保守未必天然坏，所谓改革未必天然好”，“原来元规则就是强者制订的规则，还不如潜规则有底线。”

2012年9月24日，王以滥用职权等四个罪名被判十五年。他的部下、副手，正在和他一起被陆续送进监狱。讽刺的是，他身边庞大的文宣班子“蓝精灵”应他要求所做的详尽“起居注”，伴随着他的夸张个性与行事风格，正和他的罪行一样，以他所未能想到的方式，进入了历史封存，成为别具一格的研究样本。

某种意义上，重庆公安和全国警界都正在进入后王立军时代，更深的内幕也会逐渐暴露出来。但如果对把王立军推上神坛的因素不做认真的检讨，对王立军模式不做彻底的反思，对现行干部人事制度和警权过大的司法体制不做彻底的变革，如果健康的警媒生态的建立不早日提上日程，酝酿和产生下一个王立军的气候仍将存在，王立军留给这座城市的伤痕，留在警察队伍精神世界里的惨烈伤痛，仍然会是一道无形的枷锁和深深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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