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也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注意。《华尔街日报》从中国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调查结果中发现,中国顶层10%的家庭控制了全国86.7%的财富,这相当于56%家庭的总收入,与中共官方国家统计局报的32%比例差距相当大。该报导称,不论是综观世界各国情势或是借鉴历史教训,中国的贫富差距敲响了警钟;因为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上,会冲击到中国金融和社会的稳定。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研究后披露,中国最高10%和最低10%的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已经高达65倍,其中又以国有垄断性部门人员的财富累积最为人所诟病,社会的利益关系失衡已到严重地步。早在2009年6月份举行的政协十一届常委会会议上,蔡继明委员曾表示:“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而2010年世界银行公布的调查数据,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程度远大于美国,已经是全球两极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百度百科资料显示: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中国大陆基尼系数2010年超过0.5,已跨入收入差距悬殊行列,财富分配非常不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有分析认为,中国要实现平衡的经济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政策,从强调发辗转向注重均等,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很多人走出了贫困。但这种主要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导致长期的结构和贸易失衡。与此同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再加上权钱交易泛滥,贪污腐败盛行,结果社会动乱不断发生。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万广华认为,结构和贸易失衡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有直接关系,而且随着收入不均的持续扩大,底层人群没有能力消费,致使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他说,找出如何控制和降低收入差距,对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来说,至关重要:“收入不均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城乡差别。因为城市经济在不断增长,农村经济基本上是发展得非常非常慢。同时中国又把大批的农民户口滞留在农村,所以增长的成果都给城市人分享了,农村人分享不了。因此差距在不断地拉大。而城乡的差别是整个社会分配不均的最重要原因。”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邓小平提出先开放和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试点,然后再向全国推广。东部沿海地区开放先行,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相形之下,中国广大的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仍然还有约2.5亿贫困人口。即使在改革30年后,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线,2010年中国农村仍有约1.3 亿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数的13.4%。中国政府于2000年1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希望以此缩小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不过,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万广华认为,中西部大开发的政策,解决不了同东部的差距。他说,只要户籍制度继续保持,国企继续垄断,教育机会差距,城乡差距拉大,就是不可避免。而城乡差距拉大,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不均的增加。他认为,城市化能解决60-70%收入、区域发展等差距问题。
他说:“我觉得要推出城市化的政策。城市化不能以这么慢的速度往前走。不能阻挠城市化,最起码让市场主导城市化,或者说政府要推进城市化。城市化也会带来很多问题,很多挑战,很多困难,但是这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城市化有成本,但是更有收益。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怎样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做到均衡。”
此外,万广华说,中国在加速城市化的同时,还要解决区域差距问题,在财政和资源上实行倾斜政策,加大政策改革和社会保障,创造就业和发展服务业。
中国日益加剧的收入差距问题,对社会和政治稳定产生影响,以致各地区时常因这样和那样的原因发生群体抗议事件和示威活动。
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Daron Acemoglu 和哈佛大学政治学的教授James Robinson两人合著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是2012年最畅销的一本新书。这本书分析了古今中外很多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特别是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之间无法分割的关系——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经济是无法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书中列举许多国家失败的教训——掠夺性的政治、经济体系和成功的经验——当今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属于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和包容性的经济体系。
而共产国家的宏观政策一切都是围绕着政权而制定的。因此其政治体制、经济结构以及它们的方针政策完全都是为政权利益服务的。所以,当今的中国也当属于掠夺性的政治体系,掠夺性的经济体系。那为什么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会那么快?因为掠夺性的政治体系并不意味经济就不能增长,而是其经济不能持续地增长。以苏联为例,在1970年代以前苏联也有3、4十年经济增长速度是相当快的。当时全世界最红的经济学家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萨缪尔森在1961年时,就预计苏联最早将在1984年,也许最迟在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在1980年时他仍然估计苏联经济上会超越美国,只是把时间推迟到了2002年和2012年。但是都没有实现。实际上,到了1970年代末苏联的经济就基本停滞不前,到了1980年代、1990年代就越来越差。
《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也指出了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可能会持续的。这是由它的政经体系造成的,除非发生了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之所以近30年来有所增长,跟毛泽东时代有所区别,实际上是做了一些政治方面的调整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有了一些包容性。但是它现在仍然是属于掠夺性的政经体系,因此就造成中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非常严重。
为什么中国国民消费占GDP比重越来越下降?因为宏观经济政策扭曲了,收入分配体系被权贵掌控、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被权贵所侵占。最简单地讲,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和投资的高速增长都是由中国的经济政策所制定的。而这种政策正是导致广大的百姓的收入占整个GDP比重年年下降的根本原因。例如出口是通过长期的低估人民币汇率,也就是说是中国国民承担了汇率方面带来的经济损失。高投资增长则是建立在低廉的实际利率的基础上的。再如在2003年到2011年九年间,中国的平均实际存款利率几乎为零。这就说明了资金的错配。首先,平均实际存款利率几乎为零,即中国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去除通货膨胀后得不到利息。也就是说,从银行借到的钱,就等于可以不用付任何利息。而能从银行借到钱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各级政府加上近十年来的土地开发商。
所以,一方面GDP增长很快,通过出口和投资;但另外一方面,百姓并没有从高速增长的经济建设中得到很大的好处,实际收入占GDP的收入比重并没有增长多少。这可以从中国国民的储蓄得到论证:一方面好像国民的储蓄率很高,另一方面很多人没有什么钱可储蓄,也就不可能拿来消费。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储蓄率高指的是中国的平均和总体储蓄率。所以中国的储蓄率高,是被平均起来的储蓄率高。所以中国人老是讲:被平均了。因为那些很有钱的人存很多很多钱。有个顺口溜:我们村有一个张千万,后面有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是张百万。这是国内流行的顺口溜,也是中国社会的现状,非常形象。
根据最新公布的《中国的家庭财务状况》调查报告:一半左右的中国人,只有非常少的储蓄或者是根本没有储蓄。这些人的收入只够用于购买生活的必需品和住房、医疗、教育等必须的消费,不可能用于奢侈品及生活条件的消费。可能吃的、住的都要用价格最便宜的。中国75%的储蓄是来源于10%的人口。中国的有钱人都是中国政府的官员、大企业的老板还有那些房地产开发商。这10%的富人们占据了75%的银行储蓄,而50%左右的穷人只有很少的或者是根本没有储蓄。中国显著的贫富不均状况一目了然。
而这10%的人们的消费是有限的,是不可能按他们的收入比例来消费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国民的消费占GDP的比例年年下降。在近二十年中,从1990年的47%,下降到2011年只占34%。这个状况实际上就是中国掠夺性的政治体系和掠夺性的经济体系造成的。
中国的经济体系中的收入分配制度为政治体系服务致使中国国民消费占GDP比重不断地下降,达到了其“让一些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与此同时造成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两极分化。《中国青年报》曾以“你看好未来十年中国的发展吗?”为题进行了一次有一万多网民参加的在线即时调查。调查显示,网民最担心阻碍中国未来10年发展的问题是已谈了十几年的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
中国改革之前,“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走向另一极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严重到可能成为阻碍中国未来10年发展的最大障碍。设在北京旨在建立公平和谐社会的非政府组织德先生研究所成员李向阳表示,中国贫富分化已经出现固化的趋势,难以改善:“国际上衡量贫富分化的系数表明,中国在贫富分化问题上已经超出底线。今后,中国贫富分化还会继续, 还会不断恶化, 因为当权者和利益集团对财富的掠夺无休无止,贫者愈贫, 富者愈富。”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国际上衡量贫富分化的基尼系数在中国只有0.28.这一数字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平均性良好, 社会和谐稳定。然而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收入分配走向另一极端,基尼系数超过了0.5,是世界各国中最高之一。0.5以上的基尼系数意味着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社会不满加剧。法新社一则报道援引中国央行和一所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数据说,中国10%的家庭占有中国所有家庭收入的57%。为此,德先生研究所成员张鉴康表示:“贫富分化问题在中国确实很严重。这一问题既可能是一场危机,也可能是使中国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社会不平等,人们就可能求变。中国目前的形势对任何一个领导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棋局,把握得好就可精彩破局,成为了不起的政治家。未来领导人习近平如果想成为真正的政治家,他就应该把这盘棋下好。比如说,平凡六四,给历来的政治冤案一个翻案的机会。那样可以顺天应人, 挽回民意。另外, 中国政府应该立即着手推动中国宪政民主建设。”
张鉴康进而认为,中国贫富分化严重实际上是政治权利严重不平等造成的,官员成为利益集团的最大主体,把持着中国的巨额财富,而未来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能否改善中国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取决于他们是否想做:“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是利益集团和权贵掌控中国经济命脉造成的。很少的家庭把持了绝大多数的财富。要想动一动这么一个利益蛋糕,对于政治家来说是有风险的,因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是利益集团的一分子,要想动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反弹可能很强烈。然而,问题是这个蛋糕是可以动的,如何动则要看新一代领导人如何判断大局形势。”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今天的中国的确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部分人的确富裕起来。然而,邓小平同时说的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但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等单位发布的《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指出,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这份报告提供的资料为:我国行业之间职工工资最高与最低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的10%人群与收入最低的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为2007年的23倍。土地、资源、资本等三种生产要素发挥了巨大的财富调整力量,房地产、矿产、证券成为“最赚钱”的暴利行业。
《社会管理蓝皮书》称,中国社会发展到今天具有三个标志性的阶段性特征:人口突破13亿、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和城市化率突破50%。而新的社会需求、社会矛盾、社会现象,使得社会系统性的风险不断增加。还称,一些不稳定因素正处于从潜在风险向公共危机转化的临界点上。首当其冲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该书分析,近年来,资本市场的“火热”表现,强化了资本财富的累积效应,造成了“有钱的越来越有钱,没钱的越来越没钱”。而且,资本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互相拉升,加剧了贫富差距。该书还表示,通货膨胀、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并有激化的趋势;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事件或恶性事件出现新的变化。蓝皮书认为,未来,网络将成为推动政府改革的重要力量。在《社会管理蓝皮书》发布会上,还提到了乌坎事件,什邡、启东事件等对中国社会管理的影响。2011年9月,广东乌坎爆发土地维权事件,随后当地村民与政府爆发冲突,并赶走政府指定的官员,自发成立村民自治理事会;2012年7月,四川什邡市爆发抗议政府招商在当地建议的钼铜项目,90后中学生参与游行抗议,当地饭店拒绝为特警服务;2012年7月底,江苏启东民众抗议政府招商建议的造纸排污工程,万人冲进市政府抄家,并扒光市委书记拍半裸照上网,掀起中国民众抗议政府新高潮。
这个报告的结论为:“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的趋势愈演愈烈。贫富分化的加剧,引发官民冲突、警民冲突现象加剧,且极易放大为社会危机。应该说,这份报告有着清醒的忧患意识及其独立思考。仔细思量,若果真是贫富分化,其实并不是个问题。一个社会,有些人有钱,有些人没钱;有钱的不会恒久,富不过三代;没钱的风水轮流转,也不会总走背字。内中自有自然调节、自然秩序。问题在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这一切都已被打乱,有一支无形的手,强力无比地使一少部分人富裕、暴富,这少部分人甚至可以富裕到包揽全世界的顶级奢侈品。仅暴露出来的、公布出来的资料,即可动辄数亿、数十亿资产!甚至可以达到80亿美元!这还仅只是暴露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若和每个月收入几百元、几千元的底层农民工以及所谓白领比对,80亿美金VS几张、几十张人民币。而这只强力的手,还剥夺了社会上绝大部分人享受起码的物质财富的机会与可能,他们采取的手段是行业区分、行业垄断以及职位、财富的世袭、继承。国企高管天价工资,任你说破了大天,依旧我行我素;我想给自己定多少,就定多少。量身定做的招聘以及萝卜招聘、后代子弟兵年纪轻轻走马上任高位等等,更是早已程式化、家族化、勾连化、制度化,任举国民众之力而难以撼动。
这只无形的手的名字,就叫做权力。质言之,中国当下的所谓贫富分化,其实不过是权力自肥以及由此导致的权力以外的人员的赤贫;贫富分化,其实就是官民的阶层分化。都嚷嚷着要限制、监督权力,还形象地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可让如此脑满肠肥、无疑与任何法律制度成天敌、依任何法律制度必诛无赦、必满门抄斩的权力,去限制、监督自身,岂不是要其自蹈死地!那么,民众自发地去限制、监督又如何?现实情形是,发个帖子诟病腐败,电脑荧幕下方马上跳出功能表,让人去自首。这还是因为重庆被翻了天,方曝光的事例。而这样的事例,实际上天天仍在上演。一个失业的、靠街头拉提琴维生的教师,把自己的感悟、思想、主张以及对社会、国家极具建设性的批评、建议发贴成文,竟要被以“颠覆罪”起诉!这,就是权力面对限制、监督的态度和做法。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若不是良性健康、理性有序地发展,不为绝大多数人的权益、权利计,不为未来的存在、发展计,而只是一少部分人利用了无约束的权力为所欲为、贪国家为己有,自身最大的乐趣就是家族聚敛财富、闷声发大财,末了处心积虑地考虑家族、后代怎么不被褫夺、清算,则这样的情势、这样的局面势必已如刀锋悬崖,整个民族、国家无疑已被绑架到了爆炸、毁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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