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時代 2012年第8期
一、人類演變過程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具體而當下的事件總是特殊的。要窺見這些事件並不困難。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觀察具體而當下的事物，我們就無法提升到足以認知人類歷史的層次。人類歷史──就現象而言──似乎建構於某些特殊事件發展過程的延續，在它們之間除了偶然，談不上任何的關聯。這些延續大概都只能從因果和獨特事件的串接來解釋。這種解釋方法強化了「文化主義」的傾向，也就是說，每個「民族」的自我認同是來自於其「文化」的特殊性，而這些特殊性又是超越歷史的，以至於不管人世怎麼變化，文化的特殊性總是會頑強持續。
對我而言，馬克思是在特殊性之外，致力於找尋普遍性的思想家。當然，這裡所說的普遍性不應該馬上就扯到有關現象本質的理想論述或思維（譬如黑格爾或孔德的那個套路），應該要從個別具體事件的分析去作歸納。這些歸納究竟是不是定論或正確的，我們不敢做「絕對」的保證。但是，沒有這個過程，肯定研究不出什麼成果。
分析特殊性，而後發現普遍性如何從特殊樣態中凸顯出來。這就是我對馬克思的閱讀。
秉持這樣的精神，我提議從人類社會發展三個重要階段的接續來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社群階段、部族階段、資本主義階段（有可能帶來超越其自身的共產主義）。我的提議有異於過去傳統上人云亦云的所謂兩種生產模式的對立，亦即「歐洲模式」（著名的五階段論：原始共產主義、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不是史達林發明出來的，而是歐洲在馬克思前後就已經存在的主流論述），以及「亞細亞模式」（或乾脆說是死路）的對立。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 fogel）有關水利社會的那一套理論，在我看來毋寧是幼稚的、誤導的，而且充滿歐洲中心的成見。我也不同意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所生產出來的，所謂「放諸四海而皆准」的五階段論。
秉持同樣的精神，我提議在看待部族社會大家庭中的矛盾時，也要能夠看到一種要求超越部族社會組織體系基本原則的普遍意願，而其超越的方法是發明後來被定義為資本主義現代性（帶有邁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可能）的那些手段。資本主義並不必然是歐洲獨佔特有的發明。它也正在部族社會的東方被逐漸建構起來，尤其是在中國，以下會進一步說明。
然而，一旦資本主義以其歷史既定的樣態被建構出來，也就是說從歐洲出發，那麼，歐洲為了其單極集權再生產的需求，通過征戰和壓制其他社會向全世界擴展，阻絕了人類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條道路」（譬如「中國道路」）。歐洲的征伐擴展模式完全忽視並泯除了區域性資本主義多樣性發展的重要性及其貢獻，最後，整個世界只能以二分法區隔出宰制者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中心，以及被宰制者資本主義邊陲。
因此，以下我提議一個解讀「兩條道路」（地中海/歐洲地區道路以及中國道路）的方法，這不是五個階段/亞細亞生產的對立模式，而是建立在另一種分析原則之上。這個分析原則將中國已經成熟的部族模式，和邊陲化的地中海/歐洲部族模式對立起來看。我說中國是已成熟的部族模式，因為它顯而易見地已經非常穩定，很早就已是一個權力相當集中的帝國。反而是歐洲仍在部族社會的邊陲形態，它依然十分脆弱，幾度企圖邁向權力集中的帝國，最後這些企圖都以流產告終。
（一）歐洲發展道路與中國發展道路對立的核心：農民問題
地中海 / 歐洲發展道路與中國的發展道路從一開始就截然不同。因為部族模式的成熟穩定首先要能夠將農民世界堅定地整合到整個系統的建構之中，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要保障農民能夠取得土地。這個原則，中國很早就採取了。雖然，我們都知道，要讓耕者有其田，其過程中充滿了波折與衝突，有時候還相當嚴酷，最後困難還是被克服了。相反的，在地中海/歐洲地區，由於很早就採取了農地私有化政策，而且歐洲模式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農地私有化還成為絕對而基本的原則，農民被剝奪了取用土地的權利。
歐洲中心的歷史資本主義不斷將生活在農村的居民大量驅趕出去，這種歷史資本主義必然造成人口的大量外流，後來征服了美洲才得以紓解外流人口的問題。若是沒有美洲，歐洲的進一步擴展根本就不可能。歷史資本主義於是變成窮兵黷武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發揮了前所未有的暴力。
另一方面，中國開展出來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在19世紀下半葉，中國被帝國主義武力侵略之前）就完全不同，它是確立而非泯除農民爭取土地的權利，並從而強化農業生產，同時將工業製造分散到鄉村地域。這讓中國在許多物質生產的領域都大大超越歐洲，一直到工業革命的成功造就了現代歐洲之前，中國都處於領先的地位。
（二）領先歐洲的現代中國
歐洲思想家多意識到中國的優越地位，艾田蒲（René Etiemble）和其他不少學者都已認知這個事實。中國也很早就是行政理性的典範，用考試來錄取、晉用政府官員，而不是依據家族的傳承。即使在生產技術的理性應用層面，中國的農業生產和作坊/製造業也都曾經遠遠超越歐洲。思想家們對中國的殷羨崇敬之情，一直要到歐洲使用武力優勢（僅有的優勢）侵略中國並切斷中國模式之後，才逐漸消逝。
因此，中國其實很早就已經在開展它的資本主義道路，而且其模式和西方依恃武力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全球擴張形態大相徑庭。
有待探討的是，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其源起和形成都比歐洲至少提早5個世紀，為何卻未能產生主導作用？而歐洲的道路，開始得那麼晚，卻何以能夠在很短的時間之內結晶成形並主導全世界的發展？在這裡，我試圖作一個解釋。那就是歐洲部族社會的邊陲性格相當突出（「封建」之路），相對於當時處於中心的中國部族生產模式，中國的演變太過穩重而遲緩。這裡就牽涉到我時常提起的「不平等的發展」（dévelopementinégal）：邊陲地域的發展模式，由於不是那麼穩定持重，比較靈活，因此能夠很快超越突破老舊系統的矛盾；而處於中心的發展模式，由於太過凝重，反而放慢了發展的速度。
二、前現代的區域化以及部族剩餘的中心化
「現代化」這個用語於今意義相當分歧、模糊而且曖昧。現代化所造成的現象卻似乎已輕易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無法回避的，是現實命定的發展結果。當前的全球化，大致也類似於上述的現象。全球化，看似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牽涉到整個地球，其實可以在更久遠的時代發現其脈絡。除了那些古老世界的廣大區域之外，譬如前哥倫布時期的美洲就是孤立的，與全球化互不相干。在這裡，我用全球化/區域化來作區隔。
我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定義這些現象：那就是「剩餘」的組織與分配。在前現代的體系（古老的區域化）裡，剩餘可以顯現部族的特性；而在現代體系裡──資本主義體系——剩餘可以顯現資本利得的特性，或者，更準確地說，強勢賣主主控的資本利得特性。這兩種剩餘形式的區隔是質的區隔，也是決定性的區隔。部族剩餘的抽取是透明的：農民被束縛在領主的土地上進行無酬的勞動，由國家或領主來決定抽取收成的比率。這個模式通常是不存在貨幣交易的，即使偶有貨幣的形式，也是次要的或例外的。至於主宰性資本的利潤/利得則通常是不透明的，因為它中間隔著貨幣商業交易網路的運作：勞工的薪資、生產工具的買/賣以及經濟活動的產出。
部族剩餘的抽取因此與區域（不管大或小）政治權力的執行分不開。相反的，資本主義的剩餘看來是與政治權力的運作有所區隔的，它是控制市場機制運行的結果（勞動、生產品和資本本身）。部族體系（前現代的）不會牽涉到廣大的地域和多種族群。舊時代生產力的發展程度還是相當有限的，而剩餘通常主要來自農民的生產。部族社會可能是零散的，有時候甚至極為零散，每一個村莊或領地都可以自我形成一個初級的社會。
部族社會的零散並不妨礙它們參與到更大的交易網路，即使商品可能以其他形式交易，也不妨礙他們參與到建立在更廣大地域上的權力體系。初級的部族社會並不必然生活在自給自足的狀態，儘管他們生產的絕大部分，必須要用來保障沒有任何外在關係的自我再生產的需求。
部族帝國的出現必然會要求政治權力可以通行運作於零散的部族社會。歐洲/地中海/中東地區的羅馬帝國、哈里發王朝（Califat）和鄂圖曼，都可以歸類於部族帝國的形式。中華帝國以及印度歷史上幾度發生的帝國，也都屬於這種形態。商品和貨幣關係在其內部的擴張以及對外關係的擴展，方便了部族帝國的出現；而反過來，部族帝國的出現也助長了商品和貨幣關係在其內部的擴張以及對外關係的擴展。
即使在中心權力得以控制的地區，部族帝國也並不必然追求同質化的政治目標。政治機關所制定的法律和規章也許可以制約某些經濟運作，但是，在組成帝國的各個區域之間，並不會自己產生向中心集中的現象。
歷史告訴我們，部族帝國其實是相當脆弱的，它的巔峰相當短暫，接續下來的就是一個漫長的解體過程，通常被定義為沒落衰敗時期。理由就是剩餘的向中央集中以及初級部族社會再生產的內在需求並不能相容。它們很快經不起外來的攻擊和內部的反叛，內部被統治階層和邊陲外省的反抗向來都是相當龐大的。生態、人口、軍事武器、遠方的商品交易……各個不同層面的演變都在不斷進行，效果鮮明，部族帝國無力因應，只能從衰落走向悲劇。
唯一的例外──而且是極為龐大的例外──就是中華帝國。
三、中國的旅程：一條沉靜的大河？
在此之前的省思都集中在中東/地中海/歐洲地區。這個地區是塑造早期人類文明的舞臺（部族文明）──埃及和美索布達米亞──隨後其周邊又發展出商業/奴隸一體的希臘文明，緊接著，從古希臘時期開始就不斷有建構部族帝國的嘗試（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哈裡發王朝、鄂圖曼帝國）。可是，這些部族帝國從來沒有真正穩定下來，一個個都經歷了漫長而混亂的衰敗過程。這些條件也許反而有利於歷史形態資本主義的提早誕生，是歐洲攻佔世界的前奏。
中國的歷史旅程卻截然不同。中國幾乎一開始就自我建構成一個部族帝國，其穩定性更是絕無僅有，儘管歷史發展過程中有某些時刻它幾度面臨解體的威脅，最後這些威脅卻都被克服了。
（一）標音文字、觀念文字
中國得以在遼闊的領土上成功地建構中央集權的部族，其原因當然有多種說法。有些中國學者（譬如溫鐵軍），根據地理和環境變遷的資料，提出了一些假設，強調中國很早就發明了密集耕作的方法，人口也因而快速增長，遠遠超越了地中海/歐洲。關於這個複雜的問題，到目前為止，相關研究很有限，因為主流的歐洲中心主義對這些問題不感興趣，我無意在此開啟一場辯論。對我而言，我傾向於主張，中國的獨特發展是因為長期以來使用的是觀念文字。
最早發源於中東的標音文字（字母或音節），漸漸成為地中海/歐洲地區以及印度次大陸所有語言的基礎。要聽得懂讀得通，首先要能夠認識書寫下來的每個字的意義，不認識字義的人只能乞求於翻譯。這種文字模式的擴張，強化了各個語言的區隔，甚至將部族的認同也建立在各自的標音文字之上。這對地區性的政治權力造成了發展的障礙，同時也阻撓了部族的中央集權化。隨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發展，它建立了共同語言民族國家的神話。在當代的歐洲，共同語言民族國家的神話延續下來，甚至還不斷強化，對歐洲的政治統合形成巨大的障礙。要超越──或部分超越──這個障礙，只有採用一種共同的語言，即使這種語言對許多人而言是陌生的。也許是現代國家傳承自古帝國的語言（譬如，某些非洲國家採用法文、英文、葡萄牙文作為共同語言，印度使用英文，而對於拉丁美洲的印地安人而言，他們也必須隨俗使用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或者是「商業英文」，它正在成為當代歐洲的共同語言。
中國則發明了另一種書寫的方法，是觀念文字，而不是標音文字。一個單字或一組單字指向一個物品（譬如門）或是一個概念（譬如友情）。中國各地有各種方言，但是你不管用什麼樣的讀法，這些語詞還是指向同一個意義。就像你看到「門」這個字，你可以用法文讀成porte，用英文讀成door，用阿拉伯文讀成bab；「友情」，你可以讀成amitié，friendship，sadaka，就看你是法國人、英國人或是阿拉伯人。這種書寫方法構成中華帝國權力在整個大陸擴張的強大助力。這塊大陸，這個中國世界，其人口相當於整個美洲從最北的阿拉斯加到最南端的火地島，或者整個歐洲從葡萄牙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國文字的觀念模式毫無困難地容許大陸各地有各種不同的方言發音。一直到晚近，通過普及教育，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普通話才逐漸成為整個中國世界的共同語言（標音）。
（二）中國超前歐洲5個世紀
中國發展的歷程被形象化為「一條沉靜的大河」，這無疑是相當勉強的。
從古老中國一直到基督教紀元初始時佛教的傳入，中國其實長期以來是處於許許多多部族各據領地，許多王國長年交戰衝突的狀態。只不過，早在春秋戰國時代，統一在單一帝國之下的思維就已經存在，孔老夫子的言論也早已為這種統一思維留下記錄，這是在西元前5世紀的事。
中國後來又接受一種強調個人救贖的宗教，也就是佛教，雖然在傳入中國之後與道教已經有所混雜。這相當於歐洲的基督教時代。這兩個社會，基督教的封建歐洲和佛教的中華帝國，有許多令人驚訝的相似之處。但是，還是有兩個重大的差異：第一，中國是一個政治上統一的帝國，在唐朝達到了文明的巔峰，歐洲則未曾有過政治上的統一；第二，農民取用土地的權利雖然隨朝代興衰而有所變化，中國還是傾向於重建這項權利，反觀歐洲則長期陷入封建領地不斷零碎化的混亂局面。
中國從宋朝就開始從宗教中解放出來，到明朝就更是明朗，佛教不再是信仰的核心。中國於是進入了現代性的時代，比起歐洲的文藝復興還早了5個世紀。中國的文藝復興以及後來的歐洲文藝復興，其相似之處，令人驚訝。中國「回歸到其源頭」，也就是儒家思想，而且採用自由、理性、非宗教的詮釋方式。這和歐洲的文藝復興何其相似！歐洲的文藝復興發明了回歸到希臘羅馬老祖宗的論述，以便和啟蒙運動者所認定的中古世紀宗教蒙昧主義切斷關係。
在條件充足的情況之下，現代中國在各個層面上都出現了驚人的進步：國家的組織、科學知識、農工業生產技術、理性思想都大幅躍進。中國的非宗教化比起歐洲提早了5個世紀。現代中國認定是人在創造歷史，這個概念在後來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思維。上述這些進步所產生的影響不斷強化，以致一旦出現私人大量佔有土地的危險傾向時，都能夠借由中國內部的理性力量獲得糾正。
中國政治和經濟組織模式的穩定，建構了一種生產力發展的模型，該模型築基於農業持續的密集生產。這和歐洲歷史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型有明顯分野，那是建立在耕地的大量私有化、驅趕農村居民、人口大量外移，以及對世界的征戰和佔領之上的。這種歐洲資本主義模式是通過剝奪來進行自我積累，不僅是原始的，而且是長久的（這是單極化發展的另一種面貌，也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必然的面貌）。中國所運行的軌道原本可以導向另類形態的資本主義，是自我封閉的，而不是向外擴張的。中國商貿關係的驚人發展，是與部族社會緊緊聯繫而不是分離的，這足以證明其具備了發展另類資本主義的可能。然而，與部族社會的緊密聯繫使得其發展的過程相對緩慢，尤其是與歐洲走向成熟資本主義的路徑做比較。
就整體社會勞動的平均生產力而言，中國保持領先歐洲的地位，直到19世紀的工業革命，情況才有所改變。
啟蒙時代的歐洲，就如同我前面所說的，很瞭解中國的先進角色，並視其為典範。只不過，不管是在向重商主義轉型的歐洲啟蒙時代，或是後來19世紀資本主義成形的時代，都無法超越舊體制各王國分崩離散的樣態，即使到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都無法在歐洲建構一個統一的權力，無法像中國一樣，得以掌握部族或資本主義剩餘向中央集中。
在中國方面，他們的觀察家也窺見了其歷史發展道路的優勢。有一位中國旅客於1870年普法戰爭之際造訪歐洲，他就將當時的歐洲大陸比擬為西元前5世紀的春秋戰國時代！
中國的沒落，一方面是源自農村、農業生產密集化/商品化發展模式的衰竭，另一方面是源自歐洲的武力侵略。但是其沒落時期相對短暫，而且也沒有造成這個大陸國家的解體，雖然解體的威脅在沒落期間不時浮現。中國1949年革命的主要性質以及革命成功之後所採取的道路，不管是在毛澤東之前或毛澤東之後，都還是可以重新放入這個相當長時間的獨特歷史發展角度中來觀察。
四、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脆弱性
資本主義定義於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宰制關係的翻轉。此一翻轉也配合著新生的商品異化、社會生產的不透明化以及伴隨而來的剩餘之榨取。
社會上關鍵性的轉變通常是此一翻轉的結果。其中包括：第一，經濟企業精神的釋放以及生產力迅猛的發展；第二，各種條件的整合使得社會科學（包括經濟學）得以浮出頭來，而且其論述得以從道德層面的思維解放出來，進入到客觀因果關係的探討；第三，現代性浮現出來，並且在表述中大量使用解放人類的語詞，認為可以自我創造歷史並組織創建現代民主的條件。
資本主義是第一個可以真正全球運行的體系。因為它發展出來的力量，過去任何再先進的社會也無法比擬，它要征服世界，指日可待。這個力量，在向重商主義轉變的那些世紀（1500～1800）已出現苗頭，在工業革命之後更是勢不可擋。
歷史資本主義（亦即實質存在的資本主義）通過歐洲中心征戰世界的帝國新勢力，逐漸走向全球化。這個力量逐步向全世界擴張，首先是殖民美洲，而後通過各種不平等條約榨取那些形式上獨立的國家，或者乾脆用武力佔領，變成殖民地。有些天真的經濟學家認為全球化是人類歷史自然發展的趨勢，然則，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可能沒有新帝國勢力的政治（和軍事）介入。正是通過不平等的政治關係，許多國家的「市場」開放了，被征服了，而邊陲國家的經濟結構從此被「整治」了，被要求配合新帝國勢力的擴張模式。這種新的單極化勢力，在人類歷史上空前的龐大，而此單極化勢力的形成，其實是通過政治手段，而不是通過勝利的工業競爭。可是，一旦「整治」完成，單極化的宰制勢力會通過仿佛唯一法則的開放性經濟競爭，不斷複製、深化，雖然這種看似開放的競爭其實是不平等的競爭。在這種情況之下，邊陲國家即使可以重新取得政治上的獨立地位，卻無法自動帶來宰制關係的終結。
（一）單極化是歷史資本主義的內在成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是不可能分開的
歷史實存資本主義建構在對農民系統性榨取的基礎之上，運用資產階級私有化耕地的手段，取消既往有助於農民取得土地的有利條件。被這些手段驅趕出來的農民，有一部分被新生的都會所吸收，在那裡，他們被迫長期在極端惡劣艱苦的條件下提供廉價的勞動力。然而，若不是有歐洲向美洲移民的透氣口，這樣的資本主義體系可能早就內爆了。在歷史上，這個移民潮十分巨大，因為這些源自歐洲的移民人口幾乎等同於歐洲人口的數量。
可是，歷史資本主義全球化之後，卻禁止現代的邊陲國家人民享有類似的移民可能性。它甚至對這些邊陲國家關閉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不允許它們以後來者的身份複製曾經被歐洲國家採取的途徑。
除了那些分享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榨取全球化利潤的買辦新貴階級之外，大部分被宰制國家的子民無法接受其國家這種被宰制的身份。在20世紀，這種拒絕可能演變成在社會主義或民族解放鬥爭旗幟之下的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或民族解放鬥爭的成功，迫使帝國主義勢力必須要適應到這些前所未有的轉變。
近三十年來，由於20世紀的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所倡議的另類模式已經衰竭，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勢力開始展開反撲。此一反撲的力量，就是披著「全球化」的論述。然而，若是不重新開展一場持久的征戰，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目標其實無法達成。也因此，當代的全球化方案，與美、歐、日等新三角宰制性強權恒常的軍事行動無法分割。
（二）脫離全球化，脫離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全球化，對於那些曾經是受害者的人民而言（占了全世界的80％），根本無法接受。也因此，資本主義全球化其實比想像的要更為脆弱。
離開資本主義全球化（我稱之為「脫鉤」），也就是離開邊陲資本主義地位的首要條件（用通俗的說法，就是脫離「低度發展」，脫離貧困）。脫離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全球化和脫離資本主義是一體之兩面。這套等式帶來許多問題，因此，我們必須知道它究竟有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
主流的思想，尤其是歐洲中心的思想，對於前面這一套推論根本無動於衷。他們認為，「西方模式」是無可替代的，只可以被模仿，也應該被模仿。當我們說，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發展，根本讓模仿都變得不可能。這樣的說法，超越了他們理解的能力。
馬克思的思想本質上並不是歐洲中心的。只有馬克思開展出來的現代思維，才可能脫離歐洲中心主義的成見和枷鎖。可是，歷史馬克思主義的流派卻不乏這些成見與枷鎖的受害者。他們以直線的歷史觀來看待歐洲的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這根本與馬克思無關。在此直線歷史觀之下，他們認為，若不是在已經全面資本主義化的國家，譬如歐洲的某些工業中心城市，「社會主義革命」根本不可能發生。他們還認為，社會主義必須先通過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像法國那樣，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歷程是無可避免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總是忽略依存於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單極化現象，而這才是我們真正的挑戰。在中心國家，人民知道他們從國家的宰制地位獲得好處，單極化現象延緩了社會主義意識的發展和成熟。
單極化現象阻止了新的民族資本主義意圖依據宰制中心的形象來自我建構，同時也因而封閉了邊陲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單極化也迫使意圖替代資產階級革命的人民革命必須面對雙重的挑戰。什麼樣的挑戰呢？也就是在加速發展生產力的同時，還要考慮到社會關係的細緻建構，以利於超越資本主義。也因此，單極化現象也促使將世界資本主義轉變為世界社會主義的策略得以浮現，而這個策略完全不同於那些歷史社會主義或歷史馬克思主義的想像。總而言之，單極化反而意外地激發出建構「人民國際主義」的新條件。
五、在社會變革的行動中洞察世局是否可能？
啟蒙運動的現代性在於宣示「人」才是歷史的創造者，這在人類歷史上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篇章，告訴我們，洞察世局是有可能的。
洞察力和異化是辯證矛盾的兩大支柱。洞察力表示對於需求和權力的認知，並且通過此一認知，展現自由自主行動並進而變革現實的能力。洞察力也意味著一種社會科學的浮現，而正是這項科學讓我們得以認知到客觀的需求。相對的，異化指的是作為行動者的人屈服於看似外來的力量──某種超自然的力量──而事實上，這些力量只不過是形塑社會現實的人類思想和行為的產物。
在所有前現代的社會，不管是歐洲或其他地方的社會，洞察力是不存在的。彼時，人們認為，社會從一個階段演變到另一個階段，並不是由某個社會力量來構思和執行，並從而發展出一套計畫（或許可以成之為革命性的計畫），社會的演變本來就是無可回避的，自我催發的，而社會演變的過程是混亂混沌的，交雜著衰敗的跡象（譬如舊體制的衰敗）。從羅馬帝國的奴隸社會演變到中古歐洲的封建社會，就是這種缺乏洞察力的演變的案例。缺乏洞察力並不意味著缺乏智慧。我們祖先的智慧並不遜於我們，只不過當時他們沒有足夠的配備來掌握必要的演變──即使這種掌握是相對性的。當時，行動者同樣可以佈局開展明智的行動策略，可是他們不清楚自己的選擇將引導到什麼方向，也不會自問其行動將產生什麼實質的結果。
與隨著現代性的到來以及洞察力的浮現，社會演變的模式可以說歷經了一場哥白尼革命。啟蒙運動者首度構思一種全面而嚴密的變革方案，亦即在舊體制的廢墟上建構起築基於理性的新社會，而理性也就是解放的要件，這就是我們後來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東西。這項計畫定義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基本要素，同時也確立了管治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法則相分離。經濟生活的管治法則是保障私有財產、自由企業和自由契約；政治生活的管治法則則是後來逐漸發展成民主的那些基本要素：尊重不同的意見、權力的非宗教化、人權和公民權的制訂。這兩個面向的發展計畫都在理性的大原則之下取得其正當性。
這項帶有洞察力的方案形塑了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同時也自我定義為貫穿歷史的終極理性——認定在此之前的歷史是非理性的，而今則是歷史的終結。孔德（Auguste Comte）就表現了上述的終極觀點，簡約地概括了資產階級現代性的意識形態。但是這種帶有勝利者姿態的資本主義新體系，還是有它的受害者，也就是勞工階級。勞工階級因此也從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提出他們變革現實的方案，也就是超越資本主義，建構社會主義的方案。相對於資產階級的洞察力，他們也展現自己的洞察力。從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理想化方案到馬克思倡議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案，這種經過認知需求的過程，並從而建構變革社會的計畫，其洞察力是顯而易見的。他們意圖將社會的民主化推展到每一個面向，包括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兩者的管治不再是分離的，而是相互聯結的，同時也都要有助於社會和人類的進步。他們反對啟蒙運動時期資產階級分離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圖，揭露資產階級思維模式可能導致的商品異化，並與此同時給予理性/解放這組語詞一個全新的意涵。馬克思擬議的共產主義就代表著這一方案的進展。就像資本主義將舊體制推到前歷史階段一樣，這一套觀點又將資本主義歸檔到前歷史的範疇，他們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就是共產主義的未來，而共產主義將開展一個全新的歷史。
洞察力的存在也許是相對性的，然而它的確發明了革命的道路來作為變革社會的工具。過去舊體制衰敗之後，在無可管控的混沌當中結晶出新事物的歷史道路，被具有洞察力的革命道路所取代了。
革命的道路的確是資本主義所決意採取的，首先是早產的荷蘭革命和英國革命，接著是北美英國殖民地的獨立戰爭，最後則以法國大革命最為鮮明具體。之後，為了開闢構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又輪到另一批人採取革命的路徑來作為變革社會的模式。這裡的「革命」通常都被視為歷史上的重大時刻，要對不合時宜的現實的矛盾一次性地給出理性/解放的答案（對資產階級而言，革命的物件是舊體制；對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而言，革命的物件是資本主義）。我們當然可以說，對於這些具有豐富想像力的革命者而言，其成就多寡還是必須相對地看待，或者，如果我們意圖更精確一點，也不妨以複數的「革命性進展」來取代單數的「革命」概念。「革命性進展」（複數）可以用來涵蓋適合於當下情境的各種革命形式，可是，不管怎麼說，最後都要訴諸於講究目標和方法的行動，都要讓洞察力更加豪放張揚。
當前這個時代的特質是，昔日變革社會的意圖，於今卻被視之為「洞察力的幻象」，並被要求及時捨棄。理由是，第一波的社會主義建構計畫已經衰竭，其成功變革社會的能力幾乎已經枯竭。所謂洞察力，當然是相對性的（初期革命的成功讓其忘記這種相對性），現在，就社會主義革命而言，連當初的洞察力都已受到質疑。不過，第一波社會主義計畫的衰竭，於今從比較長遠的時間來看，當時源自馬克思流派的革命方案多少有點盲目──他們低估了全球化資本主義單極化的趨向與特質。第二波的社會主義計畫──未來有待建構的──必須要從此汲取教訓。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歷史上資本主義的成形其實也是歷經幾度波折，最後才浮現出成功的模式：譬如，早期義大利地中海周邊城市的建構可以說是夭折的資本主義浪潮，緊接著是三個世紀之後的大西洋重商主義，這波浪潮為後來的歐洲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終極形式預鋪了成功的道路，並且為其及早開闢了征服世界的通道。
我要強調的是，放棄洞察力的意志與原則，並不是為未來開闢一條新路，而根本是封閉了通往未來的道路，並回頭走向前現代的蒙昧主義。在當前這個中空的歷史時刻，亦即介於第一波社會主義枯竭和第二波社會主義必將也需要浮現的中間時刻，蒙昧主義佔據了舞臺的前端。蒙昧主義有各種表現的形式，有時候是「硬性」的，有時候是「軟性」的。「硬性」的形式是回歸到末日啟示錄式的希望，最極端也最可笑的表現形式就是「秘教」，縱使它戴著宗教或種族基本教義派的面具，其破壞力已經相當可觀。這並不是回歸到被資本主義現代性粗糙物質消費主義所否定的所謂「靈性」，而是表現出人民面對老年資本主義的無力感。「軟性」的形式則是根本放棄嚴密的全球性思考，放棄對權力提問，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玄妙的信念，認為「個人」只要通過當下立即的行為就可以改變世界，那些在哲學上自稱是自治主義者的運動——譬如托尼•奈格瑞的哲學（Toni Negri），或者我們這個時代那些自視為左翼的都會波希米亞中產階級（法文是bobos，指的是放蕩形骸的、波希米亞時尚的中產階級），都屬於軟性蒙昧主義的版本，他們捨棄洞察力，寧願以蒙昧主義的方式一舉抹去當下權力的現實（寡頭市場、軍事干預等）。軟性蒙昧主義於今勢頭正旺，因為這一套論述正是當今主流媒體樂於宣揚的物件。
放棄洞察力等於回歸到在衰敗中等待混沌演變的舊日模式。已經進入老人期的資本主義可以借此開啟一個新的時代，一個可能帶來戰爭與巨大屠戮的時代，這些戰爭的方式，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並不陌生。一個世紀之前，盧森堡（Rosa Luxemburg）曾經用「社會主義或野蠻世界」來表達兩種主義的相互替代。於今，我們可以使用的語辭是：資本主義或文明？罪惡的混沌衰頹狀態或是洞察力與社會主義方案的重生？
六、脆弱的單極資本主義全球化、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洞察力的需求：人類文明面對的挑戰性語詞
三十年前我就提出，對於人類文明的挑戰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它通過剝削不斷積累，無可避免地走向單極化的道路。我當時就提出一組對立的語詞「革命（洞察力）或衰敗（羅馬帝國經驗）」。
我在這裡只不過是簡短地回溯這些概念，讀者可以從我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找到更完整的推論，這些作品是：《老年資本主義之後》、《新自由主義病毒》、《論多極世界》、《論第五國際》、《文化主義批判》、《從資本主義到文明》、《南方的覺醒》。
洞察力的需求──即使它一向是相對性的──是無可回避的。一旦放棄它，就等同於回歸到蒙昧主義。蒙昧主義只會帶來一個更難以管治的恐怖世界，這「另一個世界」比起老年全球化資本主義更為野蠻。
洞察力意味著世界主義的認定與歸屬，世界主義不同於當今實存的全球化。舊時代的世界主義（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以及其他）曾經伴隨著部族帝國主義而存在，這與我們現在強調的世界主義也大相徑庭。我們的世界主義是現代的（人創造歷史），也是社會主義的（人類的進步必須建立在合作和團結之上，而不是競爭）。
from 政經評論 http://allcommentators.blogspot.com/2012/11/samir-amin.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