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以冲突以势不两立著称，更严重的是，世界和中国公众也因对这种冲突的不同认识和态度分成两派，但又极为讽刺的是，两派都指责对方无视平民生命，是不折不扣的“恐怖主义”。
其实，这次冲突的平民伤亡到底如何？稍加分析不难发现，恰恰是在数字问题上，很多人因强烈的预设情感立场而不够客观。
比如，某著名反普世价值领袖称：“6天来……1350轮轰炸，上千名平民被炸死。其中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让我们到他所称的“新华网援引以色列军方消息”中去核实一下。
在“新华网加沙11月19日电”中，“至此，以军持续６天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加沙地带近千名巴勒斯坦人伤亡”源自“巴勒斯坦医疗部门”，“近千人”包括110人死亡，870人受伤。所谓“媒体援引以色列军方消息”，则只证实了1350轮轰炸。
可见，死亡110人被巧妙地混淆成上千人被炸死，扩大10倍，并偷梁换柱成“新华网援引以色列军方消息”，企图构成以军承认“对平民实施大屠杀”的自供状。而同样激动的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指责以试图“种族清洗”时，相关报道仍如实陈述“近千人伤亡”。
20日3名巴勒斯坦记者被炸死的消息，引来的同情者甚至包括美联社。虽然美联社报道也记载了以军方发言人称“初步调查认定，这3人均是哈马斯成员”，但这一细节巧妙地被放在“这次是以军方首次承认将记者作为袭击目标”，以及“这些记者与哈马斯武装分子有关”两段陈述之后加以弱化，而且并未调查这些记者进行了些什么样的报道，是否利用职务之便参与恐怖活动。
我们当然不能说以军没有造成平民伤亡，伤亡平民不值得同情，但对弱者的天然同情恐怕使我们忽略了几个问题：哈马斯成员亦军亦民，被炸死者即使是“恐怖分子”，也统一被计入“平民”；逾半数伤亡者为妇女、儿童和老人，但利用这些人为掩护开展活动，也是哈马斯的手法，尤其是青少年，是反以活动新闻镜头的明星；巴方人员发射的至少1700枚火箭弹，以及22日的公共汽车爆炸案，均没有造成以方重大伤亡。这本是以色列防范的有效，却使之因流血太少而损失在一场冲突中的道德正当性？对哈马斯来说，代表本民族争取生存权的斗争，反而非要使己方平民伤亡越大，才越有正当性？
实际上，哈马斯明确以消灭以色列为宗旨，极力想代表全体巴勒斯坦人，并极力将这个全体投入到它的暴力反以活动中，在以色列撤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实行自治后依然长期坚持用火箭弹、汽车炸弹等恐怖手段袭击以领土。
从军事上来看，以军在防御和制止恐怖手段袭击，减少本国损失和伤亡，同时控制对方伤亡，减轻国际舆论压力上，已经较为成功，但只要冲突不消失，哈马斯一方以平民流血赚得的道义同情就永远是一剂灵丹妙药。
与之类似的局面，从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火起就层出不穷。战争，作为一方强迫对方屈服的暴力活动，其残酷性与生俱来。一方面，参战者为使对方屈服，极易不择手段，乃至好战嗜血，多数时候顾不得战争的正义、人道和君子之风，但同时，所有的战争旁观者恰恰容易以这些角度评判战争，而往往抛开参战者自身的利益和选择余地，特别是有强者欺负弱者之嫌时。
同样为旁观者忽略的是，现代国际社会和一些参战国的国内政治，早已对战争中的伦理问题构成了强大压力，多数军队都认识到战争的社会和舆论影响，对战争的顺利实施，特别是成功结束，至关重要。减少不必要的平民伤亡，早已是军事科学的重要内容。由于近年以低烈度，军民混杂的反恐战争为主要任务，降低“附带损伤”已经成为美军武器和战术开发的口头禅。特别是在城市狭窄空间作战，有的弹药在高精度之外，还可以调节子弹药的抛撒面或破片飞散范围，最小控制在直径6米以内，可编程引信能控制所有子弹药同时或间隔起爆，还有被动失效安全装置，防止战后遗留未爆弹。下一步还可能出现能预先选择杀伤模式、杀伤半径和杀伤效应的武器。
当然，在仍以侵略/占领者和受害/反抗者来区分交战双方的语境下，前者约束强大打击力往往被视为鳄鱼泪，但这种语境下，特别是对游击战有特殊感情的中国人，尤其容易忽视的，恰恰是受害/反抗者的人道问题。
游击战利用某种地理条件和群众掩护，如鱼得水，神出鬼没，不是幻想，但只是硬币的一面。作为弱者的暴力，游击战多数时候需要平民身份和日常活动掩护，土制武器的制造和投送危险很大，作战效能以骚扰为主，殊难大量消灭对手，而平民因此被误杀和报复性伤害，却永远是带给本民族的双刃剑。
由于美军收缩防御，培养当地治安力量，伊拉克反美武装和阿富汗塔利班的自杀式爆炸炸死的多数是本国同胞。对此，中国很多网民很容易以“内奸该死”一笔勾销，但一个民族面对外敌有如铁板一块，也从来是幻想，有时很可能只是对抵抗方式的不同见解，也能引发内斗。何况哈马斯一类极端组织，以“圣战”名义绑架同胞的生存选择权，以内奸名义清除异己，有意以平民充当人肉盾牌，都并不鲜见。公开斩首人质和对“间谍”拖尸游街更谈不上什么正当。
当然，“最严重时期巴格达街头一夜之间就能出现50具死尸”，这对美军恢复伊拉克平民的安全感，减少他们对极端主义者的支持构成严峻挑战，这是前中央司令部司令大卫·彼德雷乌斯2009年的总结，虽然同一个季度14万美军只死亡31人。
2010年，北约直升机造成9名阿富汗儿童死亡，美国高官三度道歉，然而他们在这一点上本来是有进展的——虽然当年阿富汗平民死亡创十年最高，还不幸包括了卡尔扎伊总统的堂兄，但这2777人中只有16%死于联军之手，2008年这一比例达39%。塔利班造成的平民死亡则大大增加，其中有55%归因于自制炸弹和自杀攻击，还有462名平民死于猛增的暗杀浪潮。
然而，虽然塔利班造成多数平民死亡，问题是对阿富汗人而言，平民总死亡数增加20%，显然比是谁杀他们更多要重要得多。而且，美军有时8个月内就打死2448名武装分子，但塔利班规模始终维持在两、三万人，并无明显减少。
更复杂的是，当半岛电视台驻京记者伊扎特惊叹越来越多中国人被以色列洗脑，忘记了流行的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时，中国有网友立刻指出他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支持是充当美国走狗。又有人指出：支持以色列的大部分是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有趣的是，20日特拉维夫发生公共汽车爆炸时，中国某网组织的“中国网络意见领袖代表团”恰在附近，恐怕让支持这种斗争方式的人也亲身受惊。
另一方面，有些中国人支持以色列的理由很民族化：哈马斯是和“疆独”一路货色。在国内流行的狼性思维中，以色列面对挑衅敢于出手，又是另一重值得推崇的价值。
可见，与平民伤亡有关的善与恶，与暴力在不同势力手中的正当性密切相关，这个正当性又与中东各方不同利益，以及国际社会不同价值观纠缠。虽然无法劝说各方都立地成佛，也没有谁的血更贵，但谁的暴力更残忍，还是可以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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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原文在網易似乎被下架了，在此貼出，只為信息自由流通，無意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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