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7 November 2012

鄭永年:十八大與中國現代政治的誕生

聯合早報 7-11-2012

如果在二十年之後來看中國今天的十八大,那麼屆時人們很有可能把十八大視為是中國現代政治的元年。為什麼可以這麼說?現代中國政治和傳統中國政治有什麼樣的區別?

用政治方式產生第一代領導人

簡單地說,規定中國傳統政治的是這樣一種政治文化,即勝者為王,敗者為寇。而現代政治則意味著黨內各種政治力量之間必須協商、談判與妥協,在競爭的基礎上實現合作。從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的轉型主要是因為今天中國政治的結構產生了兩個方面的質的變化。

第一是權力結構的變化,即從強人政治轉向了後強人政治。這種轉型對中共政治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首先是從一人政治或者個人專制轉向了多人政治。在毛澤東時代,中共黨內嚴格地說沒有任何政治。毛澤東是中國政治的主導者,決策者,而其他所有領導人都扮演了執行者的角色。在一人說了算的情況下,就不會有任何政治。到了鄧小平時代,儘管鄧小平沒有了毛澤東那樣的絕對的權力,但鄧小平(用他自己的話說)還是黨內的婆婆。鄧小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聽取其他領導人的意見,考慮他們的政治利益,但其還是最後的決策者,沒有人可以否決鄧小平的決策。但是現在則不同了。在多人領導體制(或者集體領導體制)下,不再存在一個人說了算的局面。客觀的現實是,沒有人可以說了算。

其次是利益分佈的變化。在毛澤東時代,經濟結構單一,社會普遍貧窮,利益分化不嚴重。在政治領域,儘管有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但毛澤東本人可以超於所有政治力量。對毛澤東來說,不同政治力量(無論是黨外有黨還是黨內有派)都必須從屬其政治意志,是其政治工具的一部分。毛澤東本人可以選擇支持哪一種政治力量和反對哪一種政治力量,但他本人並不屬於任何政治力量。到鄧小平時代,如果他要做一重大決策或者執行一重大決策,他開始需要獲得黨內一些政治力量的支持。但儘管這樣,鄧小平時代黨內還是能夠在很多重大問題上取得共識。但現在則不一樣了。經濟結構複雜,社會貧富差異巨大,各種利益高度分化。社會利益的分化必然反映在黨內。黨內多元利益化已經是常態,並且沒有一種利益能夠佔據主導地位,也沒有領導人能夠超然於各種利益之上,平衡各種利益,並獲得不同利益之間的共識。簡單地說,如果毛澤東時是獨裁政治,鄧小平時代是共識政治,那麼今天就是利益政治。

再次,隨著政治強人的過去,接班人產生的方式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在強人政治時代,接班人是非常傳統的指定方式。毛澤東實行的是帝王般的指定方式。一旦他指定了一位接班人,沒有其他領導人可以加以質疑。鄧小平時代有些變化,儘管也是指定方式,但有了些協商的意味。在選拔其接班人的時候,他必須參考其他領導人的意見,照顧到他們的利益。但鄧小平之後,沒有人可以指定接班人了。江澤民本人由鄧小平指定,但他自己並沒能指定其接班人。胡錦濤的情況也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十八大產生的一代領導人是第一代用非指定的方式產生的領導人,也就是用政治方式產生的第一代領導人。

第二個結構性變化就是黨內政治競爭開始。從個人專制到多人政治必然導致政治競爭的產生和發展。黨內政治競爭實際上在鄧小平之後就開始了。不過,從90年代到現在,儘管時間並不長,黨內競爭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變化。在90年代,沒有人可以敢於想像競爭黨內的最高權力,也就是說,所有政治人物都接受(無論是自覺還是非自覺)政治強人已經指定好的接班人。但是,現在就開始有人也敢於做這樣的想像了。這也正常,因為接班人既然已經不是用指定方式產生,那麼其產生接班人的方式是否合理就變得重要起來。黨內一些不接受這種產生方式的人就會以不同的方式來挑戰。再者,由黨內多元利益而導致的內部多元主義已經開始促成黨內利益從互相容納轉型到互相競爭。互相容納意味著大家都接受對方的利益,和平共處,但互相競爭則意味著大家都想獲取更大的利益,體現出強烈的自私性。

黨內競爭必須是有限的

政治結構的這兩大變化促成中共向現代政治轉型。這就是中國的內部多元主義政治,也就是共產黨一黨主導下的有限競爭性政治。

這裡要強調的是內部多元主義而非外部多元主義。外部多元主義體現為多黨政治。一旦一個政黨不能容納一種利益,此種利益就可以組織自己的政黨。在西方民主國家,也就是多黨制國家,外部多元主義主要依靠一個已經成長起來的強大的中產階級來維持政治穩定。不管哪一個政黨掌握政權,都要照顧到中產階級的利益。誰忽視中產的利益,誰就要失去政權。但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發達程度還沒有導致強大的中產階級的出現,往往體現為社會的高度分化。在這樣的情況下,外部多元主義經常導致政治力量之間的衝突。各派政治力量競爭各種資源,資源如果過於奇缺,競爭過於激烈,各派間無法達成妥協,那麼政治競爭甚至會演變成為內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都有這樣的案例。

中國實行的是內部多元主義。內部多元主義意味著黨內競爭必須是有限的,不能超過一定的限度,超過了這個限度就會造成黨內的分裂。例如,黨內各種利益必須在意識形態或者指導思想上保持基本一致,對國家的發展總方向具有共識。如果利益的不一致上升到對不同意識形態的認同,那麼黨內的團結就會出現大問題。再如競爭的物件不可以是已經確定的接班人。接班人已經通過非指定的方式而產生。產生程式的合理性、制度化程度、透明化程度等等方面都需要很長一段時間的發展才趨成熟。在現階段,接班人一旦產生,其他政治人物儘管可能感到不滿但也必須接受。這是因為所產生的接班人已經超越出他們本身的利益,而關乎於整個體系的利益。如果所產生的接班人也受到挑戰,那麼整個體系就會出現不穩定,也就是說,會傾向於產生外部多元主義,從而超出內部多元主義制度的限度。又再如競爭的方式必須符合目前既定的意識形態所容許的方向和範圍。政策層面的不同、實現同一目標的政策手段的不同、根據不同情況而靈活解讀既定的政策,這些都是內部多元主義所許可的。但如果政策競爭演變成對既有政策的否定,那麼就會趨向於外部多元主義了。

從這些層面來理解今年發生的薄熙來事件就比較容易些。當然,薄熙來事件並不僅僅是政治利益的問題。這個事件已經涉及到政治道德甚至是法律問題。但即使沒有政治道德和法律問題,這個事件也已經遠遠超出了內部多元主義所能容納的程度。無論在意識形態、政策路線和政治執行手段等等層面,都已經超出了底線,也就是說,這個事件不再是政治利益之間的競爭問題,而是涉及到這個制度的整體利益問題。

黨內政治結構的變化表明黨內民主和競爭已經不可避免,但問題在於支撐黨內民主和競爭的制度建設水準仍然很低,在很多方面的制度甚至還沒有到位。這促成了十八大之前所呈現出來的政治的高度不確定性,至少從海外看來是這樣。

從今年年初開始,人們不難發現中國政治展開的兩個陣地,即海外和海內,折射出黨內競爭的激烈程度。在海外陣地,政治競爭有兩條主線。第一是一波接著一波的謠傳,主要是圍繞著高層人事安排問題。不同利益之間不斷較量,不斷傳出不同版本的人事安排問題,形成了在海外所謂的氣球政治,各種力量拼命根據自己的利益偏好把消息放出國外,再傳入國內,試探各方面的反應。結果,造成了謠傳滿天飛。第二條競爭主線是圍繞著是所謂高層領導層的腐敗問題展開的。這方面的謠傳到現在為止也已經有幾波了,幾乎涉及到所有領導人。這種做法很類似於民主國家選舉過程中的負面競選運動,即為了打擊政治上的對手。

對發生在海外陣地的這些事情,執政黨高層似乎沒有任何有效的回應。實際上,政治競爭在國內陣地似乎更為激烈。圍繞著十八大的人事班子、路線和政策,黨內各種利益紛紛出臺。儘管內部多元主義表現為一種開放政策,容許不同利益有不同的聲音,但人們很容易感覺得到這些不僅僅是不同聲音的問題,而是不同力量之間的激烈較量和競爭問題了。

顧名思義,接班人問題是現有領導人和未來領導人之間的事情,現有領導人通過各種方式來選拔未來的領導人。不過,現實是,在很多方面,現有領導人的權力受到太多的內部制約。如果現有領導人擁有理論上能夠擁有的權力,那麼他們能夠掌控大局,不致於造成不確定性的局面。

中國還沒有建立政治退出制度

對現存領導人的內部制約大多來自於幾代領導人之間的關係。中國政治給人的感覺是那些退休下來的領導人仍然在繼續主導接班人問題。退休領導人、現任領導人和未來領導人,這種多角色的高度互動使得中國政治異常複雜,而現存的黨內民主制度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應付如此複雜的局面。

在制度化高的國家,個人和個人所謀求的職位是可以明顯加以區分的,例如總統作為個人和總統作為一個職位是不同的。只有當一個特定的個人取得了總統這個職位之後,才謀求總統的職能。一旦失去這個職位,這個個人就不再享有和總統這個職位相關的權力。儘管退休總統可以用其他非正式的方式來繼續其政治影響力,但其不再是正式體制的一部分。這就是政治退出制度。

但在中國則不然。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向就是職位的個人化,即使一個特定的個人離開了職位,仍然有很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途徑來繼續行使其權力,繼續擴張著其權力。一個幹部退休之後,自己也不認為自己已經退休了,其原來的權力關係網也仍然把他當成長官。也就是說,中國還沒有建立政治退出制度。一些退休領導人並沒有退出政治,而是通過各種方法來干預政治。每當關鍵時刻,他們都會主動或者被動地出現在公眾場合,以表示他們政治影響力的存在。這樣,他們的存在很容易演變成代表一個利益鏈,作為利益鏈來影響政治。有人甚至說,中國各級政府中實際上存在著影子政府,甚至影子政黨。檯面上,實際的政黨和政府只有一個,但有太多的力量在試圖影響和主導這個檯面上的政府和政黨。

圍繞著十八大政治,各種跡象表明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一個全新的政治局面。這個局面是後強人政治時代政治利益多元化的必然產物。執政黨要在這個全新的政治環境生存和發展,就需要新的制度體系。目前的情形是,正式制度體系缺少變化和改革,但各種利益都在推動著非正式的制度的快速成長。很顯然,正式制度體系是為整體利益服務的,而非政治體系是為一些具體的利益服務的。當非正式體系開始支配正式體系的時候,危機就變得不可避免。這就是為什麼正式的制度體系需要新的頂層設計。正式的制度體系如何重新設計頂層,這是中國下一步政治改革的一項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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