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第一版結集於1995年，出版於1997年，所收文章在今天看來仍不失為詹明信前期(前後分期暫且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範圍內政治、經濟、文化形勢的大變動為分水嶺)著述的代表性作品，同時也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後期文化熱、西學討論熱和理論方法論熱的關注點和問題意識。在這個意義上，國內讀者可以把這個文集視為詹明信1985年首次訪問中國所帶來的理論啟發和衝擊的一次略見系統性的整理和閱讀跟進。無需贅述，隨著詹明信過去20年來影響力的持續增長，經過國內讀者多年的研讀和摘引，這本集子裡收錄的文章都早已成為國內文藝理論、美學研究、文學和文化批評、文化研究和全球化時代文化政治分析領域的基本文獻和共同的知識參照系。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尤其在過去10年間，國內西學翻譯數量倍增，雖然品質上仍然參差不齊，但在資訊層面上，已基本做到和西方學界聲氣相通。隨著大量講學、會議、出訪，以及電子網路資訊資料的日趨完備，追蹤西學前沿，對於國內學界的有心人來說，如今或許已經不是什麼太大的挑戰，倒是保留一些具有學術史、學科發展史、甚至閱讀史意義的早期文獻，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含義。可以說，此書今天重印，意義不在於其新，而似乎恰恰在於其舊。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詹明信新著不斷，在批評實踐、歷史分析和文化理論表述上都展現出更為恢弘的氣勢和架構。我們這裡不妨把他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 專著列一個單子：《晚期馬克思主義-阿多諾與辯證法的持久性》(Late Marxism, 1990)；《可見之物的簽名》(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 1990)；《後現代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1991)；《地緣政治的審美--世界體系裡的電影與空間》(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1992)；《時間的種子》(The Seeds of Time, 1994)；《全球化的諸種文化》(The Cultures of Globalization, 與三好將夫合編，1998)；《文化轉向--後現代主義選論》(The Cultural Turn, 1998)；《布萊希特與方法》(Brecht and Method, 1998)；《獨一的現代性--論當下的本體論》(A Singular Modernity: Essay on the Ontology of the Present, 2001)；《未來考古學--名叫烏托邦的欲望及其他科幻小說》(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2005)；《論現代派》(The Modernist Papers, 2007)；《詹明信談詹明信--有關文化馬克思主義的對話》(與Ian Buchanan合著，Jameson on Jameson: Conversations on Cultural Marxism, 2007)；《辯證法的勇氣》(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2010)；《黑格爾變奏曲：論精神現象學》(The Hegel Variations, 2010)；《再現資本：有關資本論第一卷的評述》(Representing Capital: A Commentary of Volume One, 2011)。
這15本著作中相當一部分已經有了中文翻譯，從一個側面顯示出詹明信在國內學界的影響。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初，隨著詹明信前期重要作品如《語言的牢獄》和《馬克思主義與形式》的出版，他已經被廣泛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和美學理論的標杆性人物(如佩裡·安德森在其早年名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ConsiderationsonWesternMarxism,1976]裡已對詹明信的工作給予激賞)。同時，他的馬克思主義總體論視野也超越了單一流派或理論話語體系的範圍，而為20世紀60年代以來理論的英雄時代提供了一個其他作者難以望其項背的系統性、批判性的綜合，特別是他對以盧卡奇、本雅明、阿多諾和法蘭克福批判的社會理論為代表的德國批評傳統和以索緒爾語言學、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為代表的法國批評傳統的綜合。
詹明信有時也用三種深度模式的簡明方式表述自己的理論方法論來源和文本分析實踐的套路，這三個深度模式是：1)以馬克思主義生產方式理論、商品拜物教理論和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分析為藍本構建起來的政治經濟學深度模式，以分析資本主義表面現象和內在本質的方法來看待文本與其社會背景之間的關係；2)符號學、闡釋學深度模式，即圍繞符號/意義或意義/闡釋構建起文本的表層和深層間的闡釋模式；3)圍繞精神分析學說意識/無意識理論建立起來的以釋夢和語言與無意識關係為基本問題的深度模式。在今天看來，詹明信的這些解說和實踐依然指明了作為知識和訓練的批評理論的學科基礎。
過去20年來，國內大學專業化文學訓練在一些基本制度和規矩建設上有了長足進步，但因長期囿於文學史加概論的訓練框架，文學批評和研究領域總體上似乎還不能擺脫視野狹窄、缺乏打開文本的工具和方法、缺乏問題意識的敏感度、缺乏圍繞核心立場、論點展開層層推進的辯駁論述能力等弊端，結果是，既無法在文學研究領域作出別開生面的、具有學理和方法論意義的開創性研究，更遑論將文學經驗帶入更廣闊的文化思想討論中去，為當代精神生活作出獨到的貢獻。如何通過加強理論訓練和理論指導下的文本細讀和批評闡釋，進而在跨學科視野的問題意識中分析和思考問題，將是批評理論有效融入當代中國文學閱讀、文學教育和文學研究經驗時義不容辭的任務。
站在理論和方法的高點，詹明信積極介入當代世界種種經濟、社會和文化現象的分析批判，通過為他帶來巨大學術聲望的《政治無意識》和圍繞作為晚期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後現代主義所作的一系列論述，牢固確立了他在文學與文化研究，特別是後現代主義文化理論、電影研究、地緣政治的美學或民族寓言論述和現代主義研究等廣大領域的權威地位。2006年間，美國學界召開了不止一個紀念和慶祝此書出版25周年的學術討論會，筆者曾于哥倫比亞召開的大會上為詹明信本人的主題發言作引言，見證了那一熱烈場面。隨後的幾年裡，詹明信接連獲得挪威議會授予的霍爾伯格人文學獎(The Holberg Prize,國際人文學領域最高獎項之一，以前的獲獎者包括哈貝馬斯、克裡斯提娃等)；以及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LA)授予的終身成就獎，進一步確認了他在西方人文學界的崇高地位。
詹明信後期作品，無論就其所分析研究的物件而言，還是就理論思考的深度和成熟而言，既是前期工作的自然延伸，也在一些重要方向上出現了由量而質的變化。促成這種變化的因素既來自作者本人的研究和思考循著其內在邏輯的不斷深化，也來自外部環境的挑戰。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市場化和私有化轉向及蘇聯的崩潰，西方馬克思主義面對的最直接挑戰是如何思考馬克思主義的有效性和存在理由。對此，詹明信在一篇題為事實存在著的馬克思主義(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的重要文章裡駁斥了冷戰結束後世界範圍裡針對左翼立場的種種輕浮淺薄的俗見，犀利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無論在歷史上和還是在概念上都首先是、且最終是系統地研究和分析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學說；如果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雇傭勞動及由此而來的社會關係和上層建築領域依然是當今世界最有活力和殺傷力的制度現實，那麼馬克思主義就依然將從它的批判物件那裡不斷獲取思想的物質性、具體性和理論的活力和切關性。事實上，資本越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越成為人類社會生存的籠罩性條件，人們就越需要理論思維和批判思維，以便能批判地分析和反思自身所處的異化的歷史境況，保持對未來更合理的社會制度的想像和探索。在過去20多年裡，詹明信通過勤奮的著述和教育工作身體力行了自己的這一信念。
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教授、東亞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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