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年初開始，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如何看待這種新情況?目前有三種觀點。在樂觀一邊，也仍然有官員和學者堅信，在今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中國仍然可以維持高增長。不過，也有極其悲觀者，認為中國經濟已經過早地進入了低增長階段。一些持很強意識形態觀點的人甚至認為中國的經濟會解體。然而，大多數人既不相信繼續的高增長，也不認為中國經濟會解體。他們的一個共識是，中國經濟高增長階段已經過去，現在已經開始進入中等增長階段。從世界經濟歷史的視角看，從高增長過渡到中等增長階段絕對是正常現象。沒有一個經濟體可以維持永恆的高增長階段。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和經濟規模的擴大，經濟從高增長過渡到中等增長，再過渡到低增長，乃是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當然，期間，科學技術的突破會給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變數。不過，技術創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什麼時候可以發生重大的技術創新，仍然依賴於「命運」這個變數。
中國經濟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經濟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高增長階段，人均國民所得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社會。隨著經濟體的擴大，經濟增長必然緩慢下來，不管有無其他因素(例如危機)的干預。從高增長過渡到中等增長是必然的。不過，這個過渡必須處理好。經濟增長速度的波折不能過大，過大了就會影響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搞不好會對國民經濟造成摧毀性的負面影響。或者說，這個過渡處理得好不好，決定了中國經濟是否可以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裡，中國是否可以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對國家的發展來說都是關鍵的。從經濟上說，它決定了中國是否能夠從中等收入階段進入到高收入階段。有關「中等收入陷阱」及其所能帶來的惡果，中國各方面已經討論了很久，這裡沒有必要再重複。須要指出的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是唯一能夠防止中國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手段。如果中國能夠在未來的20來年間實現中等經濟增長，中國就會進入高收入社會。不過，要把國家帶入高收入階段並非容易。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發展中經濟體只有十幾個成功地進入了高收入社會，而大多數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經濟增長對社會發展來說更為重要。中等經濟增長可以創造足夠的就業，維持勞動收入的可持續增加，從而促成中國社會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或者中產階級社會。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社會，是社會穩定最有效的保障。在這些方面，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總體的情形是：就業不足、勞動者收入增長緩慢、中產階層過小。就業不足尤其表現在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群體中。因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誤，教育和社會經濟發展嚴重脫節，導致了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大學生找不到工作，而企業找不到有用的技術人才。經濟增長過分依賴於勞動密集型產業，企業和勞動者都沒有動力來提升技術和技能水準。在低技術和技能的條件下，勞動者工資水準低下。結果，中產階層不能壯大。中產階層過小，社會就沒有一個穩定的結構，依靠政府用「維穩」機制來維持穩定，造成暴力機器過度使用，政府和社會之間的高度對立。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經濟增長速度突然減慢，就會導致無窮的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問題。換句話說，很多本來是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因為發展停滯了就爆發出來。如果今後較長一段時間裡，可以實現中等經濟增長，很多問題還是可以通過發展來得到解決。
要實現包容性增長
不過，中國不僅要達到中等經濟增長水準，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可以有助於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增長。就是說，光有中等經濟增長遠遠不夠，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包容性增長。很多年來，中國的確實現了高增長，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社會代價，那就是已經形成了排他性的發展，即增長越高，收入分配越來越不公平，社會越來越分化，越來越不穩定。所以，要把經濟增長和增長方式，放到同樣的位置上來考量。
從政治層面來說，可持續經濟發展更是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的經濟基礎。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決定了這個國家的社會結構，而社會結構決定了政治結構，也就是這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在各社會階層的分配。很顯然，沒有一個良好的經濟和社會結構，一個國家要實現民主政治將是極其困難的。如果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可以給中國帶來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實現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反之，如果缺失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即使有了所謂的民主(例如選舉政治)，這個民主政治也不是人們希望得到的。
要在今後20年間實現可持續的中等經濟增長，人們首先需要回答很多基本問題：從前的高經濟增長是如何取得的?已經做了些什麼?什麼領域做過度了，什麼領域還做得不夠?什麼領域還可以繼續做?什麼領域不可以再繼續做?還有什麼新的領域可以開創?通過對這些基本問題的回答，人們不僅可以明瞭中國經濟的發展路徑、現狀和今後的方向，更為重要的是可以明瞭中國今天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產生的，需要通過什麼樣的改革應付、管理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通過什麼樣的改革來避免再產生這些問題。
不過，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所有這一切，誰來做?人們的確可以確信中國完全有潛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社會。但要把這些潛力發揮出來，中國需要的是改革。只有通過繼續的改革，中國才能避免這樣一種悲慘的結局：國家在沒有完全崛起之前就開始衰落了。這種擔憂並非毫無道理。中國歷史上產生過這種情況，現代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更是鮮明的例子。
中國歷史上的例子是明朝。明朝是世界海洋歷史的開始。在當時的中國，無論從國家到社會，中國都有巨大的潛力成為世界海洋大國。中央政府有能力把國家帶向海洋大國。「鄭和下西洋」足以證明了當時王朝的物質能力。在社會層面，海洋商業趨於發達，當時所謂的東南沿海盛行的「倭寇」，實際上是中國海洋經濟和貿易力量的體現。如果這些潛能發揮出來，中國也就不是日後人們所看到的中國了。問題在於，為什麼中國所具有的潛力沒有發揮出來呢?簡單地說，有兩個因素有效阻礙了這種潛能的發揮。第一是意識形態。海洋從來就沒有成為中國基於農業之上的王朝政治的意識形態。第二是既得利益。既得利益集團害怕海洋經濟會損害其龐大的利益。陳舊的意識形態和龐大的既得利益的有機結合，使得中國在明朝失去了成為海洋國家的機遇。
在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會，同樣是政治因素阻礙了它們的繼續發展和崛起。我們可以舉亞洲一些國家的例子。在上世紀60年代，泰國和菲律賓取得了輝煌的經濟成就。很多國際組織都把這兩個國家視為是亞洲的未來。但是不久，這些國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今後的數十年裡沒有能夠繼續發展經濟，實現國家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轉型。為什麼?同樣是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從意識形態看，這些國家過早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概念，也過早地引入了西方式民主。在社會經濟還沒有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引入西方式選舉民主，對這些社會產生了結構性的問題。在沒有把經濟蛋糕做大的時候，選舉政治經常演變成為分蛋糕政治。沒有政治力量能夠組成一個有效的政府來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相反，他們都來爭搶蛋糕。爭搶蛋糕又往往演變成激烈的內部衝突，甚至暴力衝突。
過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
再者，表面上的民主也演變成為既得利益維持其利益最有效的手段。當人們都接受這種意識形態，當各種既得利益利用民主的形式來維護自己的利益的時候，任何有意義的政治變化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這些社會，「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結果，原因是這些國家的政治過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如果不能脫離「低度民主陷阱」，這些國家難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中國能否從中等收入階段順利地過度到高收入階段呢?很多學者和觀察家早已經樂觀地指出這種可能性。不過，這裡的關鍵不是經濟要素而是政治。政治組織得有效，中國就會可能在今後20來年時間裡躍升成為高收入國家。但如果政治出了問題，中國也很有可能像其他很多國家那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後一種可能性是人們所擔憂的。很顯然，這種擔憂是有很多根據的。無論從這些年中國經濟改革毫無大的進展，還是從圍繞著十八大而進行的政治來看，中國也開始出現弱政府(領導層)現象。執政黨內部已經出現大量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目標不是要繼續把蛋糕做大，而是要多分現存的蛋糕，或者要把新做大的蛋糕收歸自己。
為了達到此目的，利益集團兩面出擊。一是爭取更多更大的政治權力。中共儘管從理論上看有黨內民主，但實際上黨內民主的背後力量就是這些利益集團，他們在背後操縱著國家政治。二是各自固守自己的意識形態。嚴格說來，執政黨並不存在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而是有許多意識形態。每一個利益集團都根據自己的需要，來認同一種意識形態或者塑造一種意識形態，再努力把這些意識形態塑造成官方的意識形態。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中國很有可能再次出現明朝那樣的情形，即在真正崛起之前就開始衰落，或者像很多國家那樣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這個角度來說，十八大對中國未來的意義非凡。中國是否可以從高增長過渡到較長時期的中等增長，從中等收入過渡到高收入，主要取決於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層，來克服利益集團的利益行為，而實現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十八大所產生的新領導層能否承擔此重任，則是人們拭目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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