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荞麦面
我仍然记得我的历史书对于1958年到1961年之间的中国大饥荒的描述：“由于大面积的干旱、苏联专家的撤回和计划上的失误，中国遭受了巨大的困难，这就是人们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它的到来生硬、广泛、彻底；由于这次大饥荒死了4500万人，即使再次回顾也觉得怎么表述都不够充分。
当文字提供的数据少之又少，它便具有迷惑性。在你了解它之前，他们已经成为历史和简单的不统一的异象，只在黑夜里默默低语。这启发了56岁的吴文广，催生了他的民间记忆的纪录片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探索三年自然灾害的谜团以及发掘造成历史上最大灾难之一的政治错误。
吴文广曾经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之一，是曹长迪艺术团的重要一员。他邀请20多位生于1985年后的电源制作人到家里做客，旨在采访他们的祖父母那一辈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跟引用数据不同，这些纪录片让人们的故事反映了无数的过去。他们大多数都不太了解那场灾难，但那也意味着他们可以用新的视角看待它。”
在这些有雄心的年轻人中，27岁的周雪平作为一名常驻艺术家来自于山东一个偏远的农村。在2010时，她导演了她的第一部民间记忆纪录片《饥饿的农村》。在里面，她诉说了80岁的祖母和其他长辈在大饥荒时期的生存状态。第二年，她完成了《满足村》。在里面，她 记录了受访者在看第一部电影放映时候的反应。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都很愿意谈论那段过去。”周说，“但有一个问题被反复问道‘我拍这个电影要干什么？’。当他们听说我要把它在国外播放时，有一些人担心这会对中国影响不好；有个人甚至认为这是背叛毛主席。之后，我在村里组织了一场为孩子的放映；有些人表达了相似的担忧。这就是做续集的原因——大饥荒已经过去了，但是思想上，山村仍然处于‘饥荒’中。”
21岁的贾楠楠在他30分钟的《我祖父的冬天》中用了更多个人的方法。贾楠楠曾经是个小混混——“我以前老是骑着摩托车四处晃，到处打架。”也许他是从民间记忆计划得到了救赎，因此这个计划欢迎所有人，不仅仅是电影制作者。“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贾楠楠花了很长时间来采访地板上的脚印，只是为了要强调他祖父简单的日常工作。
当我加入这个计划时，我意识到我从没有花太多时间和我的祖父在一起，因此，我想记录他的日常生活。”贾楠楠解释道，“当然，他是过去的一种集合，但是我感到如果它被说出来会更有力量。”
当然，对于进行的计划，留下些什么是关键。但许多潜在的受访者，尤其是电影制作者的家人很抵触这些电影。大饥荒的主题，它的原因仍然被很多人视为禁忌。这就是26岁的湖南人罗冰在《罗村：我和任定奇》中遇到的问题。他的祖母很担心他拍这个电影。同时，他的邻居，任定奇本人从1949年开始写自传，他也很不情愿在镜头前展示他的作品。
民间记忆计划也允许一些拍摄者用第二视角看待他们自己的过去。24岁的云南人，李新民曾是吴文广家的管家。她16岁就离家，2002年的时候再次回乡回来后制作了《回到花木林》“我在11岁辍学，只是因为我父母不能承担学费，”她说道，“在做管家很多年后，我来到北京，在曹广地工作。在那儿我去了剧场，了解到民间记忆计划。那时候我觉得，是时候回去了。”有些拍摄者选择展示他们了解到的真实状况，在曹长地工作的当代舞蹈家张梦琪和文慧不仅仅用采访和飞跃式的镜头来拍他们的纪录片。在《听三祖母讲故事》中，描绘了文慧和她爸爸的83岁的阿姨在抽象的背景中的画面。张梦琪的《自画像：47公里》是由她创作的舞蹈的片段交织而成。
这些生动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回顾了那段历史，一段一些人愿意讲，更多人愿意去忘记的历史。记录那段历史的这些电影使那时候承受痛苦死去的人们不会简单的沦为笔记本中的一个数据。当被问及对《饥饿的村庄》的感受时，周雪平家乡的一位村民总结的很好：“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这可以说是对这种情绪最好的诠释，再没有没这更真切的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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