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世界又涌动起新一轮浪潮：先是北非国家突尼斯因西迪布宰德市警察没收了一个贩卖蔬果的年轻人的推车，而引发该青年以自焚的形式对该国缺少就业机会和工资微薄等问题表示抗议，随后骚乱开始蔓延。这次运动的结果是在人民抗议之下，统治该国长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逃亡到沙特阿拉伯，不光彩地结束了他的独裁的政权。接着，埃及也发生民主革命，2011年 1月25日上班高峰时间，埃及的网民们走上街头，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他们呼喊着“穆巴拉克，下台，下台”的口号，向路两旁围观民众介绍突尼斯人的“革命经验”，“他们能行，我们也能行。” 埃及民众称,总统穆巴拉克管治埃及30年,国家经济不景气,官员贪污,警察滥权。开罗警方为驱散示威人群出动了两三万警力。尽管如此，示威者还是成功冲破警方封锁前往市中心的塔利尔广场。由于军方参与，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和家人离开首都开罗，前往红海海滨城市沙姆沙伊赫，同日，副总统苏莱曼宣布，穆巴拉克已经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军方。2011年8月3日，穆巴拉克赶赴埃及开罗受审。2012年6月2日下午，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送抵庭审现场。经过了10个月后，埃及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穆巴拉克被判终身监禁，接着是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被推翻，叙利亚也陷入动乱……所有迹象表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掀起高峰。
所谓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由美国的塞缪尔·亨廷顿的一本书而得名。在亨廷顿的研究中，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常常并不独立发生，而是在一定范围内波及他国，形成一波又一波民主化浪潮。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当今世界共有三波较为集中的民主化浪潮：首先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在大西洋两岸相继掀起了第一波民主浪潮，结果是美国式保守主义革命得以维持至今，法国激进革命则陷入雅各宾专政，并在帝国与共和国之间反复摇摆；第二波则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阵营的瓦解和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战争带来了新的民主化契机，尤其是美国对原来的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日本的政治改革，使得这些国家逐步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同时建立了民主国家军事联盟北约。在其示范效应之下，全球范围内迅速诞生了数十个新生民主国。遗憾的是由于冷战的铁幕降下，东方所谓共产主义阵营将这一波民主浪潮挡在了阵营之外，并建立军事联盟华约与之对峙，东西方泾渭分明。与此同时，诸多第三世界国家则步入了部族仇杀的阴霾；终于，葡萄牙街头的枪声打破了第三波民主化的黎明寂静，西班牙、希腊、拉美诸国的军政府纷纷倒台，庞大的苏联帝国和卫星国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轰然塌落——亨廷顿对此写道: “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政治协商会议性的运动。在15年中，民主化的波涛席卷了南美，横贯拉丁美洲，来到了亚洲，冲垮了苏联集团的专制政权。” 而经历了光州事件血的教训的韩国也张开双臂迎接奥林匹克火炬的希望之光，虽然一个大国脆弱的民主化尝试在坦克履带的碾压下变得血肉模糊，但专制这个“螳臂当车的歹徒”又怎能阻挡第三波浪潮的汹涌而来？在过去的三十五年，是世界民主国家的数量增加最快，民主化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过程是从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开始的，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相继倒台。80年代，民主运动蔓延至东亚和拉丁美洲，韩国、台湾、菲律宾、巴西和阿根廷相继引入民主政治。90年代，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终结，与之相随的是选举民主在非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传播。最让西方国家赏心悦目的突破，当然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前苏联帝国的解体和华约的彻底崩溃。全球共有120多个国家形成了民主政治，这被誉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奇迹”。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对此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自由发挥了作用”。而最新一波则当然是北非和中东的这次ML花革命。
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亚洲最成功的当然就是所谓“四小龙”——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先后起飞，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到90年代初期，基本达到了中等发达社会的水准。而且在社会结构和政治上都有了新的发展。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政治变动：先是在台湾发生了“党外人士”反抗国民党威权统治的“中坜事件”，接著是韩国大统领朴正熙被刺杀，开发独裁体制(“维新体制”)进入尾声，然后是菲律宾的军事政变。1987年6月至7月，分别以 《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发表和解除“戒严”为标志，韩国和台湾先后启动了民主化进程，开始了“民主转型”时期，到1992年12月，台湾和韩国基本完成了“民主转型”任务：台湾“立法院”全面改选，新的权力运作体系基本确立;金泳三当选韩国第14任总统，建立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民主政权”。这样，从1993年开始，台湾和韩国民主化进程进入了“民主巩固”时期，探索更为艰巨的提升“民主品质”议题，台韩民主化还常有戏剧性的或出人意料之外的变化，因此被有的学者称为台湾“政治改革的奇迹”和“韩国民主化奇迹”。
研究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运动不仅证明了人类对自由的普遍向往，也证明了自由民主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内在优越性。毫无疑问，自由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实行民主的国家将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功，而专制政权注定会失败。他们坚信，只有那些允许思想自由传播的民主国家才能最终实现繁荣富强。
纵观这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大概有这些特点：首先妥协、参与和适度交易是第三波民主化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特征。所谓“谅解”乃是指在权利博弈中政府和反对派双方都要付出极大的勇气，对彼此做出巨大让步和保持充分克制，并就转型过程中的选举规则和程序达成默契，一同来推动该国的民主化进程。很多时候，由于缺少妥协精神，和解进程会陷入僵局，要么导致政府内强硬势力上台，民主化进程终止甚至夭折，要么反对派通过暴力革命颠覆威权政权。如果选举程序能够启动，民主反对派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把内部的激进分子和强硬分子留在和解进程中，同时对政府进行监督，保证选举过程充分透明、公开和开放。政府在面对选举时，会有两种不同的应对策略：一种政府会尽量尊重民主选举原则，因为这是他们保持权力合法性的最后稻草；另一种政府则会用尽各种欺诈、恐吓手段左右民主选举，甚至威胁动用武力镇压选举结果，这就需要民主反对派时刻保持警惕和对政府敌对力量的钳制，避免选举流于形式而失去效力。其次是低烈度的暴力。这种暴力往往首先来自政府，然后激起反对派极端主义分子的反击与报复，但大多都能维持在低烈度水平，不管是冲突范围还是伤亡率都比较小。这种低度暴力受诸多因素影响：如果一个社会之前经历过较为严重的暴力冲突和对峙，那么在第三波中不管是政府还是反对派都会避免重蹈覆辙；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阶层的同质性也决定了使用暴力的意愿，发展水平和同质性越高的社会越会通过协商妥协达成一致；同样，如果政府改革派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控制保守派并单独推进民主进程，或者反对派能够保持克制、坚持非暴力抗争，也很难引发暴力。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受到约束和控制的暴力冲突都有效保障了第三波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平稳推进。
总之，要实现社会的成功转型，首先要培养民主文化，让民众抛弃对民主不切实际的幻想、树立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和信心。其次，在 推广民主价值、培养民主文化的同时，也要给民主去魅，让民众抛弃对民主不切实际的幻想。政治领袖和民众都应当明白，民主只是一种更加尊重人性、更加符合平等正义原则的决策理念和方式，它只能解决决策程序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民主可以解决经济衰退、民族冲突、社会贫困等所有社会问题，就等于将过多的功能赋予民主本身，让民主超负荷运转，最终只能扼杀民主。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归根到底需要政治精英和民众对民主价值观真心实意的认可和尊重，并在日常的政治实践中饯行民主，如果民主对大家只是工具而不是价值，就很难真正建立起稳定、可持续的民主体制。
在这波民主化运送中，中国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今天的中国通过政治和经济分肥已经形成不下五百家族成为中国社会有决定性意义的政经实体，中国发展的下一步主题将是：如何利用这些有影响力的实体，在它们内部先实行民主建立规则，进而推广至整个社会，也许就是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代价最小而成效最大的选择。换言之，如何经由这五百家族的民主改革和民主运作的中介，进入到整个中国的制度改革，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民主化，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事实上，从集权到民主，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有一个中介，这中介就是在个人专制和直接民主中必须先实行某个特殊利益集团内部的民主化——或许，这就是中国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必由之路。
正如托克维尔在30年代所预言到的：“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的和普遍的到来。”其在《论美国的民主》的序言中说，该书的每一页都在向人们庄严的宣告：“社会正在改变面貌，人类正在改变处境，新的际遇即将带来。”亨廷顿也说过“让我遗憾的是，民主化的第四波我已经看不到了，让我高兴的是，民主化一定会有第四波”。我国的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以政治民主化为目标的行政体制改革尚有待突破——毕竟，中国无法外于世界，当然也就无法外于这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浪潮。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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