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不同的客觀因素，在推動著中國往不同的方向發展，但執政者主觀的選擇也很重要。
改革、發展和穩定曾經是中國改革路徑的理想狀態。通過改革尤其是體制的改革得到發展，而改革和發展則為社會穩定創造堅實的基礎。但現在的情況則不是這樣，很多方面表現得很糟糕。無改革已常態化。發展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問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中國曾經有過長時期的高增長階段。高增長主要是過去改革包括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結果，是收穫。但如今收穫階段已經過去，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改革，就會很難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而社會穩定更是面臨嚴峻的挑戰。城市、農村和流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農民工，所有社會群體中都存在著很明顯的不穩定因素。一旦出現機會，各種抱怨聲和抗議聲就會突然爆發出來。無論經濟、社會還是政治，各方面都顯現出不確定性來。
未來的路怎麼走？
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樂意不樂意，要發展和進步，最終還是要回到改革的道路上來。本欄上周討論過，海內外對中國道路或者未來的中國已經有諸多預測。如果不改革或者改革不動的情形再繼續下去，就會出現這樣那樣的情況。當然，理想地說，無論是蘇聯道路、激進變革和革命都是需要努力加以避免的。而權威主義的治理方式也難以為繼。要預防所有這些情形的出現，就是要回到改革道路。人們所說的中國道路應當是一條改革的道路，而不應當是一條不改革的道路。今天人們所看到的中國道路是以往改革的產物，這條道路是否可以持續，就取決於進一步的改革。
如果中國選擇改革，中國可以選擇那些改革道路呢？無論從中國自身的改革經驗還是國際經驗來看，未來的中國改革道路存在著至少三種選擇。
第一種選擇是歐洲道路。為什麼是歐洲道路？長期以來，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模式，一直被視為是東亞模式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的確是這樣。東亞模式，主要是早期的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角色。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政府起到的作用，遠比其東亞其他經濟體更為重要。不過，如果從社會發展來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發展更類似于歐洲道路，而非東亞道路。早期歐洲道路所呈現的是一種原始資本主義式的發展，對資本毫無節制，而對社會則毫無保護。原始資本主義之下的社會，就是當時的馬克思、狄更斯、雨果等作家所描述的悲慘世界。
為什麼中國的改革會演變成歐洲早期的發展模式呢？這不是因為中國的左派所一直認為的是市場經濟導向的改革所致，而是因為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極其變型的結果。在西方，上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的新自由主義，其強調的是經濟效率。二戰之後，西方國家公共部門隨著福利國家的擴張而擴張，很多經濟部門官僚化，嚴重損害了經濟效率。因此，美國列根總統和英國戴卓爾首相期間，西方一些國家努力推動公共部門的私有化。私有化在一些企業部門，例如鐵路私有化得以推行，但在社會性很高的領域包括社會保障、醫療和教育等領域，私有化要不被抵制，要不沒有什麼進展，甚至遭到完全的失敗。
中國的改革開放剛好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的高峰時期，不可避免受到這種國際大環境的影響。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要從原先的計劃經濟轉型成為市場經濟。新自由主義在引導中國經濟改革方面，扮演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新自由主義進入中國之後，很快就有了中國變種。人們把新自由主義簡化成為國內生產總值(GDP)，也就是平常所說的GDP主義。在國有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遭到了龐大的國有企業的強有力的抵制。但在社會領域，新自由主義則長驅直入。結果，應當高度市場化的經濟領域沒有足夠的市場化;不應當市場化的社會領域則高度市場化。
1990年代中期之後，新自由主義首先進入醫療領域，使得這個領域成為暴富領域，其主體醫院、醫生、製藥商成為暴富者。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當時的人們把應付危機僅僅理解成為維持高GDP增長，結果導致了教育領域的產業化。在中國的傳統中，家長為了下一代，可以不顧一切投入。儘管官方從來沒有正式提倡過或者承認過教育的產業化，但實際上，教育產業化成為應付危機的一個有效手段。今天，中國的教育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有產業化性質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新自由主義又攻克了另外一個最重要的社會領域，即住房，導致了住房的產業化，房地產成為了中國的經濟主要支柱。
客觀地說，中國政府在社會保障方面努力不少，也有一些制度上的建樹。但這些努力遠遠抵消不了醫療、教育和住房等重大社會領域的新自由主義化所帶來的惡果。
在歐洲，原始資本主義的結果就是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的興起。社會主義運動產生在歐洲並不難理解。工人階級運動是社會主義運動的主體。社會主義運動曾經給歐洲帶來大規模的動盪和暴力，一戰、二戰的發生也和社會主義運動不無關係，因為歐洲當時的統治者，都期望用民族主義運動來抵消或者沖淡國內的工人階級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也帶來了歐洲的進步，那就是歐洲從原始資本主義，逐漸開始轉變成為比較人性的資本主義，或者後來人們所說的人道主義的資本主義。
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福利資本主義，並非資本主義本身的邏輯，而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產物，是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產物。當然，福利制度的成長也經歷了一個非常長的歷史時期，在早期福利水準也是非常低下。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也實現了另外兩個重要轉型。一是無產階級(產業工人)開始轉型成為中產階級。一方面是福利制度的確立，另一方面是勞動工資水準的提高，兩者的結合，有效地實現了這個轉型。二是從精英民主開始轉型成為大眾民主。工人階級運動的一個直接政治結果，就是促成了民主的大眾化。
今天的中國在很多方面類似於歐洲。社會抗議運動不斷，城市工人罷工和各種抗議形式(包括自殺)是對低工資和惡劣勞動條件的反應。所不同的是，中國還存在著農村農民的抗議運動。儘管中國還沒有發展到歐洲當時的程度，但如果社會改革找不到突破口，社會政策停留在低水準，中國很有可能演變成歐洲的發展道路。
中國所面臨的第二種是東亞道路。日本和後來的四小龍走的道路和歐洲不同。在強調市場的作用方面，東亞經濟體和歐洲類似，但社會發展和社會建設方面則很不相同。無論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方面，東亞經濟體的政府扮演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它們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積極推動社會的發展。鑒於歐洲的經驗，政府往往先發制人，進行社會改革和社會制度建設，從而避免了類似於歐洲那樣的長時期的、大規模的工人階級運動。
在東亞，只有韓國有比較激烈的勞工運動，但仍然遠較歐洲溫和，其它經濟體由於社會政策的確立而得以和平發展和轉型。不難看到，這些東亞經濟體在20多年的時間裡，不僅造就了經濟奇跡，而且也造就了社會奇跡，即造就了龐大的中產階層。在日本，企業的技術創新和改進能力、特有的企業終生雇傭制度、政府方面的工資倍增計畫等因素，很快促成了中產階級的成長。在臺灣和香港，中產階級的成長主要是因為中小企業的大發展和政府方面的社會政策。新加坡政府的作用更大，建國之後就確立了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後來又根據經濟發展水準，不斷出台和完善醫療和教育政策等，為中產階級造就了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制度基礎。
要避免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所面臨的第三種選擇就是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中國家道路。從人均國民所得來說，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中國社會的各方面也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也會出現此陷阱。從經濟上說，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主要是要建立內需社會。但內需社會的建設不僅關乎於經濟，還有兩個方面的關鍵因素。一是在於社會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勞動收入的持續增長。無論是歐洲還是東亞經濟體，內需社會都是依賴這兩個要素建立起來的。這兩方因素的發展，必然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產階層的形成。實際上，內需社會和中產階級社會是兩個可以互相替換的概念。
中國如果下一階段找不到社會政策改革的突破口，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不僅要進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也有可能導致激進的政治變化，包括民主化。和其他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樣，中國也會陷入可以稱之為一種低度民主陷阱的局面。無論在拉丁美洲、非洲還是亞洲，中等收入陷阱更多的是一種結果，其前提就是低度民主陷阱。東亞經濟體在很短的時間裡，從中等收入升級到發達經濟體，主要是政府和社會力量的結合。但一旦在經濟低度水準的時候發生大眾民主化，一個社會很容易進入低度民主陷阱。在這樣的社會，大家誰都接受民主這種形式，但民主往往演變成為政治惡鬥，各派政治力量動用自己的支持力量，爭取分蛋糕，多分蛋糕，而沒有任何政治條件，促使政治力量把精力用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
對中國來說，這三種道路選擇都有可能。儘管不同的客觀因素，在推動著中國往不同的方向發展，但執政者主觀的選擇也很重要。執政者可以動員資源去避免一些不理想的路徑，而把改革道路導向另一些理想的路徑。很顯然，在這些改革道路選擇中，東亞道路比較理想。不管如何，和平發展是中國一直在堅持走的改革道路。面對新的形勢，要繼續走這條道路，就要大力進行社會改革，確立社會政策。社會政策改革的突破，不僅有利於消費社會的確立，從而是可持續的經濟發展，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為未來大眾民主化，打造一個理性社會，奠定堅實的經濟和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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