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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5 September 2012

冯自强.exe：香港国民教育争议简议

前言

　　几天前，香港中学生、家长和教师发起了大规模的公民行动，督促香港政府撤回9月份即将推行的国民教育科。三天前，香港中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宣布绝食抗议。昨天晚上，两位年逾六旬的中学老师宣布加入绝食。一部分香港高校教授、演艺界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亦加入声援。由于兹事体大，不少内地同学必有所耳闻，亦生出不少争论和非议。其一，因“国民教育”这几个字实在很好听，很容易引起粗暴的感情（“不接受国民教育，你还是中国人吗？”）；其二，因为今年以来中港矛盾几度升温，前尘往事、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也助长了不少成见。但就事实而言，很多细节并非大家想当然的那样。比如我会告诉你，在香港关于中国历史的教育，在港英时代做得比回归后还要好。容后再述。

　　关键材料

　　香港市民争取撤回的“洗脑”“国民教育”，全称“德育及国民教育科”，是香港政府将在今年九月顺应新高中课程推广的一门必修课。而引起最大争议的，是两份有关的材料：

　　一是香港教育局公布的《“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指引（小一至中六）咨询稿》（下称《咨询稿》）；

　　二是由香港政府资助国民教育服务中心编写的现行德育及公民教育科的参考材料《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下称《手册》）。

　　文件不短，洋洋洒洒二百多页，诸公可自行细阅。当中固然有不少“正常”和“官腔”的部分。而以我的个人观点，这两份文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将国民教育与公民教育混为一谈

　　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和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在西方被认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但教育局编发的咨询稿一直试图将两个概念并排/交替使用，不做区分，有混淆视听之虞。比如《咨询稿》第63页说“就推行德育及国民/公民教育的课时，不同国家和地方各自有其安排”，随后把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和“思想品德”课与其他国家的“公民教育”一同列举。

　　港府官员一再推行国民教育的说辞是：“每个国家都有国民教育”——这说法倒也未必不符合事实（虽然，即使同为国民教育，其细节也可大相径庭。参看：吴凯宇《每个国家都有国民教育？——简述美国、英国、澳洲、德国的制度》）。然而，即使要以此为理据，亦不应偷梁换柱，将其他国家的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与中国式的思想政治课混同，以显其正当。须知此二者的内容可谓天壤之别。

　　2、渲染情绪式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咨询稿》从第131页开始列举了一系列由教育局编写的 “教学事例”。其中第173页列举了事例“我为国家队打气”。该事例要求教师引导学生为国家队的胜利而欢呼，为国家队的落败而沮丧，并从中体验国民身分认同感。在给教师参考的注意事项中，有如下一句：“教师如发现学生对国家民族的感情不太强烈时，不要批评，并接纳其表现，但仍请学生为此作自我反省。”

　　在《咨询稿》同页推荐的另一则事例“国旗下的讲话”中，更以“同学心声”为题记载以下感想：

　　“在国旗升起时，我确实是激动了。这一刻，我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此时的国旗显得特别庄严高贵，国歌亦是多么的激动人心，我的眼眶一下子红了，多么振奋人心的时刻！我的眼光随着那五星红旗上升，心里也火热起来了！我紧紧握着手中的国旗，似乎感受着过去中国烈士的风采，感受着国民身份的深刻认同。”

　　3、偏向性褒扬

　　市民对国民教育的基本要求是：是其是，非其非。纵观《手册》全书36页，只有第27页以“反思‘中国模式’”为题概述了近年发生在内地的几件负面事件（我爸是李刚、动车追尾、毒奶粉、绿坝），对当代史上的几次重大敏感事件只字不提（如敏感词、敏感词和敏感词），其余内容均对现执政集团不吝溢美之词。其中第10页称现执政党是“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

　　4、攻击别国政治制度

　　在“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同页，《手册》又以“政党恶斗，人民当灾”为题攻击美国的政治制度。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结论（我猜当然会有人认同，但它至少远未至一个被普遍承认的结论），以如此毫无异议的方式写入课本，严重违背了关于政治教育的《博特斯巴赫共识》的第一、第二原则（见后文）。而对别国的现行政治制度进行定点攻击（而且理据也简陋得可笑），更非国民教育应有之义。

　　有趣的是，《手册》的编者近日终于在官网上承认“‘进步、无私与团结的执政集团’标题确有不足之处”，并解释说这只是指该制度的“理想形态”。（却为何写别国多党制的时候没有想到理想形态呢？）

　　文件中诸如此类者比比皆是，恕不一一。荧幕前的诸位大可抚心自问，若膝下有儿郎，可愿意送他去学习如此课程？

　　港英时代的教育

　　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来说，对于别人争取权利的行为总有一些特定套路的指责，比如“女王洗得，我（党）洗不得？”——虽然这种阿Q式逻辑本身不值一驳，但究其本身也不符合事实。让我们从港英时代的教育说起——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港英时代有爱英国、爱女王教育吗？

　　没有。

　　港英时代有爱中国、爱民族教育吗？

　　也没有。

　　如果要概括英治时期香港教育的最大特征，那就是“只有公民教育而无国民教育”。如果说这种特征造就了香港人回归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低下，还未尝没有道理。但若说殖民政府教导香港人效忠女王，恐怕既不公道也不真实。

　　香港青年不了解国情，责任在谁？

　　有一种反对反国民教育的意见认为，现时香港青少年对中国历史、国情认识不深，所以应当推行国民教育，加深其认知。这个命题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但结论却站不住脚。要认识国情，想必应先熟悉国史。我们可以看看香港中学的另一门课程——“中国历史”课的离奇遭遇：

　　港英时代，“中国历史”是中学必修课。

　　香港回归后，港府将“中国历史”降格为选修课。

　　2012年，港府推行必修课“国民教育”，“中国历史”依然是选修课。

　　何汉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曾经向行政长官曾荫权反映有关问题，但曾荫权的态度令他觉得是浪费时间，何汉权期望新的行政长官拨乱反正，将中史列为独立必修科。

　　——2011年10月《教评会批评港府不重视中史》

　　《中国模式》手册不过是把话题推向风口浪尖，反映出教育主事者思路的混乱不清：政府推行国民教育，却在新高中课程中将中史降格为选修课程。让香港新的一代，对中国历史一窍不通。香港大学博物馆总监曾对我说，到博物馆参观的中学生，有的连“唐宋元明清”的历史常识都不懂。

　　——香港大学新闻系教授陈婉莹《国民教育之争是“一罐机缘”》

　　我们不要忽略，很多学生和家长在打出“反对国教”（国民教育）的口号同时，也呼唤“还我中史”（中国历史）。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国民教育（如果它有的话）不是建立在熟习本国历史的前提上的。而港府一边淡化中史课，却一边强推国民教育，可谓本末倒置，如此行事，实乃旷古奇谈。这样的国民教育到底意欲何为，简直是匪夷所思。借用我一个香港朋友的评论，更可看清此间脉络：

　　“我是96年读初三的, 中国历史好好的写到1984年, 最近回香港找来看看, 依学术角度来说还是精简而严谨,对共产党也不褒也不眨, 只是直说其施政得失引起的后果. 同类的大陆教科书就显得不伦不类先入为主了. 现在的香港小孩对大陆不熟悉不是没有国教问题, 而是中史教育的忽视。”

　　《博特斯巴赫共识》

　　1976年，在曾深受纳粹之害的德国，政治教育家齐聚博特斯巴赫，达成了政治教育的最低共识——《博特斯巴赫共识》。该共识包含三个原则：

　　第一，禁止灌输。不允许教师用任何手段对学生进行灌输，因为这会妨碍学生独立判断的形成。这是“政治教育”和“灌输”的区别所在，因为“灌输”与民主社会的教师角色不相匹配，也与被普遍认可的、学生独立使用自己的理性的教育目标不相符。

　　第二，保持争议。在科学和政治上有争议的一切内容，在教学中也必须保持争议。这与第一个原则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打击争辩，压制不同的观点，就会重回灌输的老路。人们经常担心，教师的政治观点会以各种形式对学生产生影响，比如教师处理当前政治问题的方式，特别是在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时，给学生下明确的结论。这就要求教师的个人立场，无论是政治观念还是科学观点，都必须是中立的、客观的，与其本人观点对立的观点也应该被探讨。

　　第三，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与维护个体利益的能力。政治教育必须使学生能够分析政治形势以及他自己的相关利益，能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寻求影响既定形势的手段。这种原则强调学生需掌握一种操作性的能力，是前两个原则的逻辑结果。

　　参考：

　　彭正梅《德国政治教育的里程碑：〈博特斯巴赫共识〉研究》

　　德国汉堡大学蒂尔曼·格雷莫教授访谈《德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经验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