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为数不多的“文革史”研究中,哈佛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是必读书目。我们会连载本书的部分章节,在连载结束后,会提供全书的下载方式。
【本书原版封面】
然而,这篇文章原本可以不让它发表的,柯庆施死后,如果党的纪律得到遵守的话,江青在上海的活动就会被打断。陈丕显继柯之后担任上海第一书记,他是当地一个受人尊敬的党的官员,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知情,也许是因为柯并不信任他。张和姚为向新任领导隐瞒自己的行动而感到不安,于是江青征求了陈的同意。他们两人在 1950 年代的时候很熟悉,当时江青患上了忧郁症。毛把她送到无锡由陈照料。江青解释了自己的行动背景,要求陈允许张春桥和姚文元继续协助她工作,并要求他保密,尤其是不能让北京的党组织知道。这时的陈也许考虑到了上述一层因素,但更有可能的是,江青揭示了毛对这一行动的重视,于是陈决定不顾向上级组织汇报的纪律。他觉得这听起来很可疑,担心这一事件会影响上海和北京党组织的关系,但是他又让自己相信,仅仅一篇文章掀不起什么风浪。陈没有硬起心肠来拒绝江青的要求,使得周恩来总理——政治局里位于毛和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三号人物——在这一文章发表后才知道它产生的真相。陈的失职让他的上级在毛的密谋面前解除了戒备。
11 月 10 日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次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进行了转载,起初彭真并不在意。《文汇报》驻北京的首席记者要求彭真的喉舌——《北京日报》的总编辑组织一些反馈文章。该总编辑询问她的顶头上司、彭负责宣传的得力干将,“我给他讲一些什么呢?”回答是 :“你就说今天天气哈哈哈!”在 11 月 28 日前,转载姚文章的只有华东 6 省的省委机关报,显然那时上海和它们分享了毛个人支持姚的重要机密。
然而,彭真却禁止党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以及其它国家、省市一级的报刊转载这篇文章。11 月 26 日,周恩来得知毛在此文出炉过程中的作用后,打电话催促彭真发表此文。彭现在应该知道毛是这篇擅自发表的文章的幕后人物。他准许《北京日报》在 11 月 29 日对此文进行了转载。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转载了此文。
彭真仍然不准备承认失败,他用一句“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挑战性名言表明了自己绝不屈服的态度。在周恩来的监督指导之下,《人民日报》把姚的文章当作了学术争论而不是政治争论,在“编者按”中表示赞同“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北京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加入了北京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邓拓写的“编者按”,呼吁对吴晗剧本的性质进行公开的学术辩论。彭真在 12 月份指示邓拓组织人手撰文论证吴晗的错误是学术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
彭在上海和张春桥会面后,对这个措施增加了信心。张春桥断言这只是一场学术之争,并对争论的开展方式提出了建议,从而蒙骗了彭真。彭真接受了张春桥的建议,甚至答应在辩论走上正轨后请他吃北京烤鸭。
走马换将开始
在姚的文章发表之后,毛立刻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他的私人医生在很多年后总结道:“毛发动进攻时,迅如闪电,不及掩耳。”毛乘坐的是东德定制的配备了空调设备的豪华列车,随从人员包括警卫员、机要秘书、私人厨师、摄影师以及年轻的女服务员。在接下来的 8 个月内,毛穿梭于上海以及长江下游的一些城市。在杭州,他下榻于西湖岸畔的刘庄,这是一处建于清朝的别墅,原主人是一位大茶商,占地达 130 英亩。大跃进期间对刘庄进行了修复和扩建,供毛使用。
在华中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武汉,他住在东湖岸边的一处僻静的别墅中。毛要到 7 月中才会踏足北京。这是毛在文革十年期间 7 次南方之行的第一次;在这十年期间,他总共有两年 8 个月不在首都北京。但是,毛却继续遥控着那里的局势。
11 月 10 日,在姚文元发表文章抨击吴晗的同时,毛撤除了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这一机构的职责之一是负责颁发中央委员会的文件。中共党员是通过一份机密的中发——(1965)644 号文件,属于那时第二高的密级——得知这一消息,该文件却没有解释撤职的原因。“中发”(字面意思是“中央下发”)文件在整个文革期间是最权威的官僚行政工具。作为中共党主席,毛凭藉它向全体党员传达重要的政策和决定。在 1966 年,每周下发约十几个中发文件;10 年后,在文革临近尾声时,这一数目下降到了一个月仅有两份,这反映了毛的健康的恶化,也可能是由于派别的广泛纷争扰攘导致权力中枢的衰弱。只有毛作出了明确的授权,比如他在旅行中,或者不与外界接触时,像刘少奇那样的代理人才有权发布一个中发文件。
杨尚昆有近 40 年的党龄,在莫斯科学习过,后来参加了长征。他被降职为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广东距离首都北京 1200 英里左右,这一惩罚相当于国内放逐。在杨的要求之下,毛跟他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谈话,指示他调查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的政策是否适合当地的条件,如果不适合的话要告诉毛本人。杨在珠江流域呆了两、三年后,毛安慰他说,要让他在黄河流域再呆个两、三年!
毛选择的替代人选是原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少将,汪控制着有一个师兵力的中央警卫部队(解放军 8341 部队),也就是政治局的“警卫部队”。在整个文革期间,汪担任着这些岗位的要职。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13 岁时参加了革命;此后他一直担任毛的警卫,得到提升,并随毛在 1949 年访问了莫斯科。
汪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毛,直到毛于 1976 年 9 月逝世,但几周后就在众所周知的“粉碎‘四人帮’ 行动中协助逮捕了毛的遗孀。毛信任汪的原因可能是汪的“谨慎和忠诚”,总是把不受欢迎的访客拒之门外。许多年后,汪本人回忆道,在文革的高潮时期,“不管谁想见主席,都必须先经过我的审查和批准。即使是江青也不例外。我先要进去问主席要不要让她进来。有时候他说不。”除了不让毛不想接待的人进门以外,汪还谨慎地向毛提供他晚年不断渴望的性伙伴。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汪的职责之一是组织和维持所谓的中南海“文工团”。在毛去世多年后,他的私人医生回忆道:“文工团里有一群年轻的女性,选的都是长相漂亮,有艺术才能,政治上可靠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年轻女性的角色……就太过明显了,我无法视而不见。”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21/mao_last_revolution_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