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虛無（nothing）問題的引入
中國城市空間正變得越來越沒有特色，在直觀印象上，一個城市很難區別於另一個城市。同樣的方方正正的、鳥籠式的民居，同樣的大型超市或連鎖店，同樣巍 峨雄壯的政府大樓，同樣乏味的、充斥著擬像廣告的街道景觀……香港模仿紐約，北京、上海模仿香港，其他城市模仿北京、上海。城市精神或城市氣質蕩然無存。 住宅社區的售樓廣告表現出荒誕的名實乖離，只有廣告策劃人員面壁虛構才可能想出那些詩意盎然、誘人上當的名頭。但是在這些花哨的能指中，人們看到的只是所 指的嚴重匱乏或意義鏈的斷裂。
北京的發展典型地再現了中國城市從實在走向虛無的歷程。古都北京無論城市設計還是建築風格，在國際上有口皆碑。吳良鏞先生認為：「從城市設計價值看， 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將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建築設計、園林設計高度結合。這在古代城市規劃和建築學中是很獨特的，在東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 尚無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因此北京舊城被稱為是古代城市規劃的『無比傑作』或『瑰寶』是毫不過分的。」1貝 聿銘則以為，北京古城是世界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傑作，是中國歷代都城建設的結晶。哈佛大學建築學家薩夫迪在1973年訪華時，對北京城歎為觀止，事後評 論說：「（那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協地堅持繼承傳統與歷史的。紫禁城作為城市中最重要、最富紀念性的建築群隱現於環繞它的低尺度的 鄰里中。許多街道都十分開闊並綠化成林蔭大道。……中國特別是北京表現出未來都市發展的多麼好的機會呀。」2傑佛瑞‧邁耶雖對北京城市格局所體現的封閉性略有微詞，但還是讚揚她有限而持久的形式中蘊藏著無限的文化理想3。
建國後前三十年，北京在城市建設上犯了不少錯誤，對古都景觀造成很大破壞，但天翻地覆的大破壞還要數最近十年。北京連同上海等中國城市越來越像「典型 的」國際大都會，正是在這「典型化」的過程中，城市的一些非典型的、個性化的東西悄然隱退了。吳良鏞先生說：「高樓和高架橋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現代文明， 但事實上是中國城市文明瑰寶的蛻變，使北京淪為『二手貨的城市』（the second-hand city）。」貝聿銘認為，北京古城舉世聞名，但它的很多美的東西現在看不到了，它們被大量醜陋的新建築遮擋和破壞了；現在的天際線已遭到相當程度的破 壞。張開濟先生說：「我到過許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護得很好，北京就慘不忍睹了！義大利團結報一位元女記者採訪我，她說北京是Poor Hongkong。可悲呵，這麼一個世界文化名城，竟連一個香港都不如了。北京的價值在兩點，一是平面，可惜城牆拆了；二是在立面，skyline。東方 廣場體量太大了，把故宮的環境破壞了，這是不應有的錯誤！巴黎曾蓋過幾幢高樓，大家反對，就蓋到德方斯去了。可是，北京卻無動於衷？！現在北京最重要的一 點，就是要控制高樓。高樓就代表現代化？玻璃幕牆就是現代化？太幼稚了！」4薩夫迪1999年重返 北京時，恍如隔世：「一條條排列著高層建築的大道代表一種新的都市密度與發展模式：寫字樓、公寓、酒店和無處不在的汽車……北京在幾十年之後重蹈了許多西 方、南亞和拉丁美洲城市進化的過程。同樣的發展模式，同樣的對汽車的依賴，同樣的忽視公共交通，以及到處可見的對歷史區域的損毀和混亂佈局的高層建築。」
不獨北京為然，中國城市似乎只有兩條路：衰敗，或者國際化，而後者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衰敗。2002年的《華人》月刊第三期是北京瘋狂拆毀老城區的專 號，封面上赫然印著大標題：「文化的自殺」、「中國城市十大敗筆」等等。許多有識之士奔走呼告，但不過如陳丹青所說，「這叫囂無非是失敗的哀鳴」5，淹沒在城市建築工地的隆隆巨響中。這樣的城市發展，這樣建成後的城市空間，具有甚麼社會學意義及後果？這只是建築設計或城市規劃的問題嗎？這樣的趨勢可以扭轉嗎？
二、「虛無」概念的理論化
中國城市空間發展的這一趨勢，是開放後的中國逐漸要「與國際接軌」，半主動半被動地融入全球化進程的一種症狀。全球化固然如凱爾納所說，是包含著矛盾性和模糊性的，既有進步與解放的特質，也有壓制與否定的特質，既是自上而下強迫實施的，又受到自下而上的競爭與重構6。但是下文將會論證，在對中國城市空間的影響上，我們不能不強調壓制與否定的面相。
在吉登斯看來，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成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達，它使遠距離的社會事件和社會關係與地方性場景交織在一起，一極的事件會在另一極上產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結果7。大衛·哈威則強調現代與後現代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因為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徵，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各種障礙，空間收縮成了「地球村」或「太空船地球」，時間範圍縮短到了現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以至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8。 無論時空分延還是時空壓縮，都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空間的虛無化。只有空間被驅除了具體的、獨特的、有時間性的內容，變成一種純粹形式和列菲弗爾所謂均質 化的「抽象空間」，它才可能分延或壓縮。此時被生產出來的空間，「否定了所有的差異，否定那些源於自然和歷史，以及源自身體、年齡、性別和族群的差異」； 「抽象空間相對於時間顯露了其強制與壓迫的能力。它將時間視為一種抽象予以拋棄……時間被化約成空間的限制」9，通過抽象空間而被取消。
喬治．瑞澤爾認為，虛無越來越成為社會各界特別是消費領域的特徵，我們正見證著一個向虛無越來越多的方向發展的普遍歷史趨勢。在這一背景下，「虛無」 指的是一般由集中創立、控制並且比較而言缺少有特色的實質性內容的一種社會形式。虛無是與實在（something）相對應的，而實在被界定為「一般是由 本地創立、控制並比較而言富有獨特的實質性內容的一種社會形式；一種很大程度上在實質上是獨特的形式」。瑞澤爾認為虛無包含四種形式：虛無地點、虛無人、 虛無產品、虛無服務。實在─虛無序列可按照下列範疇加以區分：
正是國家、公司、組織和其他實體──它們的主要興趣是要讓它們的權力、影響以及某些情況下的利潤增長遍及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式的野心和將自身強加於 不同地理區域的欲求，造成了增長全球化（grobalization）。增長全球化與虛無的擴散有著選擇性親和關係，全球本地化 （glocalization）則更多地與實在相關11。在所有四種虛無中，虛無地點（nonplace）影響尤為深遠，如馬克·奧熱所說，「虛無地點是我們時代的真正尺度。」虛無地點就是地點的對立面。
雷爾夫認為，地點都是充滿獨特實質的：「地點……充滿了種種含義，充滿了種種實物，充滿了不斷進行的種種活動。它們是個性和共性的重要來源，是人們與 之有著深厚情感和心理聯繫的人類生存的深奧中心。」而無地點特性是「一種沒有具有重要意義的地點的環境和那種不承認地點的重要意義的潛在觀念。它潛入到地 點的最深層面，切斷根基，侵蝕象徵符號，用單一性取代多樣性。」12
馬克·奧熱認為，地點又被稱為「人類學地點」（anthropological place），它被界定為「關係性的、歷史的、事關認同的」，而虛無地點則反之。超現代性（supermodernity）造成了虛無地點，這種空間不再 能夠整合先前的地點，而是把它們羅列出來、加以分類、然後抬舉到「記憶地點」（places of memory）的地位上，放到一個受限的、特定的位置去。人們在地點中漫步、交談，用語言描述其特徵，它常指涉一個事件、一個神話或一段歷史：總之這是一 個象徵化的空間。虛無地點是快速通道網所營造而成，它的原型是旅行者的空間13。
卡斯特在論述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時說，地方乃是一個其形式、功能與意義都自我包容於物理臨近性之界線內的地域（locale）。由於我們社會的功能與 權力是在流動空間裏組織，其邏輯的結構性支配根本地改變了地方的意義與動態。支配性的趨勢是要邁向網路化、非歷史的流動空間14。這種流動空間恰是在不停流轉中克服了時間性、歷史性、本地性，而帶來了無時間性、無根性、無個性。這就是空間的虛無化。
安東尼·奧羅姆和陳向明認為，地點是一個位置，一個場所，是人類活動最重要、最基本的發生地。對地點的認識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個人身份認同感， 說明「我們是誰」的感覺；（2）社區感，成為一個大集體（或者家庭或者鄰里人群）的歸屬感；（3）過去和將來感（時間感），我們身後和我們面前的地點感； （4）在家裏的感覺，舒適感15。
綜上所述，地點之轉變為「虛無地點」（或空間的虛無化），就是空間的社會屬性減少、蛻變成純粹物理空間的過程，是空間的工具理性增加而溝通理性減少的 過程，是系統向生活世界殖民的過程，也是作為身體和意識的自然延伸的空間轉變為外在的、異化的、無涉身心的空間的過程。虛無地點仿彿一個巨大的磁場，可以 將置身其中的人、物、服務磁化成虛無人、虛無產品和虛無服務。這樣的大轉變正在中國各城市全面展開。
三、中國城市的虛無地點
設想一個中產人士，他/她住在房地產商開發的住宅社區裏，坐地鐵或高速大巴去寫字樓上班，中午在速食店吃飯，晚上或週末到超市或大型商場購物，節假日 去人工景點旅遊：所有這一切活動，按照上述對虛無地點的界定，竟然無一倖免涉身其中！我們依次看看，為甚麼這些空間變成了虛無地點？
房地產商開發的住宅社區。馮鋼在對成都房地產廣告的個案研究中，一方面強調「西方文化強勢凸顯」， 「從而建構了一個高於中國文化的審美等級」，房地產廣告展現的都是歐美的生活方式，中國被遮蔽了；另一方面，「在人們心靈深處和文化心理上，傳統文化的力 量還是無可抗拒的，仍然具有獨特而持久的魅力」，其主要證據在於兩點：一是售樓書廣告語使用了中國文化的審美術語和中國古代建築的名詞術語，一是有些樓盤 開始「重拾民族建築傳統」16。馮鋼先生實在是有雙重誤會。在房地產開發中，所謂的「西方文化」， 毋寧說是我們中國人的「西方學」或「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僅僅代表由中國本土所缺乏的特質彙集而成的「他者」而已，是中國人對西方 文化的一種想像，而可能無關乎西方文化本身。
這是弱者向強者的認同，所謂「西方文化」，是強者的權力化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國審美術語和建築術語的運用， 雖然可能部分是對中國人審美心理和文化心理的一種訴求，但更多的不過是一種行銷策略，一種催眠術，所謂「神韻」、「風韻」、「意蘊」、「粉牆黛瓦」、「絲 竹管弦」等等，對傳播者和受眾來說，都不過是一連串的能指，其所指要麼是空洞的，要麼是模糊的，而能指與所指之不相稱更是顯而易見的。至於「民族風格」的 建築，同樣只是對傳統文化某些符號的選擇性甚至誇張性的借用，是基於對千篇一律的仿西式建築的厭倦而尋求新的時尚，也是中上層中產階級自我身份界定和「區 隔」（distinction）於其他階層的一種工具罷了。這不代表認同中國文化的一種表達，或者中國文化復興的一種徵兆，而只是用於強化階層界線。這裏 的「中國文化」一如前面的「西方文化」，其實是權力的自我表達。文化的內核空無所有，中式速食終究是速食，決不因此而擺脫其「麥當勞化」和「虛無化」的特 徵。不獨建築風格抽空了建築的時空特性，就社區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來看，中國的住宅社區往往類似於孤島或飛地，它們本身就是在破壞原有社區、本就衰敗的社區 或者荒涼之地的基礎上建起來的，一些遠郊的別墅區，在農村田野和村落的環拱下，簡直像是殖民化城市裏的租界。社區的命名特意抹殺了它的時空特徵，給人感覺 是城市裏突然冒出的一片世外桃源，有很強的似夢似真的烏托邦意味。
快速通道網。顧朝林等人認為，「在21世紀，以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空中走廊、巨大港口和資訊高速公路為骨幹的快速通道網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體系內各城市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7這 種觀點著眼於城市體系的網路化，突出了快速通道網的政治經濟功能。事實上快速通道網還應該包括城市內部的地鐵、輕軌、環城高速路和立交橋等，我們也不應忽 視快速通道網在個人的城市體驗上造成的影響。地鐵和航空最能體現快速通道網的虛無化特徵，它們都是由某個中心控制的、消除了個性的社會形式。一旦個人進入 地鐵，他/她就進入了一個完全均質化的空間，月台與軌道在任何地方都一模一樣，除了月台上用文字標示的站名之外。個人除了信任這個控制系統以外別無他法， 感覺判斷不了身處何地、正當何時。缺乏時空的參考座標，在個人的感覺中，地點性、時間性隱遁了。地鐵中的服務都是自動化的，個人仿彿被放置在生產線的傳輸 帶上的物品，不知不覺地被從一個地方搬運到另一個地方。在這個接受服務的過程中，他/她從來不曾被當作一個特殊的人，而只是相當於購票時的一枚硬幣。航空 與此相類，而更臻極致。機票上的個人身份資訊貌似將個人特殊化，實則是將個人化約為一串符號。飛機上的標準化服務也是典型的虛無服務。
大型超市、速食店。大型超市（購物中心）和速食店都符合 「麥當勞化」的特徵：高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高度控制，而且購物中心常常和速食店相得益彰18。 它們不僅提供自動化的、非人性的虛無服務，而且本身就是一個虛無地點。就同一家速食連鎖店而言，它們有全國統一的標準化的功能表、價格、店堂佈置、工作人 員著裝和服務模式，當人們置身其中的時候，除非借助外部參照物，否則不可能判斷出所居何所。地點性、特殊性顯然是速食店一意消除的東西，它就是要讓顧客只 知道是在某某速食店裏，而不管其他。室內校為恒定的氣溫、工作人員四季如一的著裝、幾乎四季不變的功能表，也在消滅顧客的時間意識。速食店猶如一個封閉的 太空船。「購物天堂」的廣告語，隱喻性地說明了購物中心的非地點性、非時間性，因為「天堂」既不在此岸，也超越了時間。購物中心一般不在建築的外部多加修 飾，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內部空間的營造上，這表明了它在空間上的內向性：靠著幾乎應有盡有的商品堆砌，它使自身成為獨立自足的封閉空間，一個商品烏托邦。商 品陳列分割了空間，使空間成為純粹的容器而不具有其他意義，空間只是交換價值的媒介。觸目皆是的商品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但也因此使個體喪失了空間的距離 感和想像力。只有眼前的商品是實在的，空間和時間都隱退了。
人工景點。自然的風景和歷史的遺跡具有時空上的獨特性，因而都是極能體現空間的地點性的，能夠成為與之相關的人或本地居民自我認同的有機組成部分。但 是旅遊工業把它們都變成了人工景點，使它們更像精心培育的盆景，而不是自然或歷史形成的景觀。這些景點被封存和包裝起來，被大批量生產的紀念品市場和各種 商業場所包圍著，在在顯示它們不過是商業帝國的誘餌。政府常說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清楚不過地點明了問題的實質，那些地方性的景點只是政治經濟大舞台 上的道具或佈景，以便讓外地人在這個背景下想像性地體驗本地人的生活。自然風光盆景化，歷史遺跡古玩化，它們既在場又缺席，在符號化和抽象化的過程中喪失 了與本地和歷史的豐富而複雜的聯繫，在向外地人展示的同時，日益遮蔽了在本地人日常生活中的構成作用。它們是「觀看」的場所，卻不再是人們的活動場所； 「觀看」與拍照使它們徹底客體化，作為一件物品被佔有和消費。它們的地方性、特殊性已經溶化在全球性、普遍性之中了。人工景點給外地人速食式地消費本地文 化提供了機會。
四、城市空間虛無化的原因與後果
城市空間虛無化的主要動力機制，在瑞澤爾看來，是增長全球化的三大次過程，即資本主義、美國化和麥當勞化，宏大的結構和力量壓倒了本地，吞沒了個人與團體創造自我和他們的世界的能力19。卡斯特對資訊化城市的研究也強調了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重組，其中政府干預方式發生重大變化，以經濟全球化增加資本獲利可能性，而新技術也得以將其內部邏輯的物質性強加於革新進程與社會組織進程之中20。中國城市空間的虛無化，除了這些一般原因之外，還有特殊原因。
一是政府權力的高度干預。帕爾所謂的「城市經理人」本身難於界定其外延21，這恰是由於西方城市建設中多元勢力的參與和博弈，卡斯特就強調指出，在當前西方，草根的城市社會運動依舊能夠塑造城市，也能夠塑造社會22。 在當代中國，城市管理當局幾乎毫無爭議地是「城市經理人」，也許國際資本和地方經濟精英在城市發展上也掌握了直接或間接的權力，但是廣大市民幾乎完全是被 動的，沒有反應能力和參與權。近年來城市拆遷中所出現的爭議和衝突，多限於原居民爭取更多的經濟補償，而很少或幾乎沒有質疑過這一城市規劃的程式及實質的 合理性，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市民在城市發展中的沉默與無權狀態。甚至建築師和規劃師也只能扮演工具性角色。如王明賢所言：「有時某領導的話更有決定性，建 築師則只能成為描圖的工具。……某些達官貴人關於建築的意見，常常是建築師為之捧腹的笑料。但在含淚的大笑之後，一幢幢平庸甚至是畸形的建築又不斷遵命產 生，而建築師卻只有苦笑。中國建築師在夾縫裏求生存，並力圖有所創新，確實很不容易。」23城市規劃也往往被當成政府工程、政績工程，被置於個人主觀意志之下，淪為實現其政治雄心的手段24。支撐城市規劃理念的仍是政治因素。
二是中國的文化貧弱症。多少帶點諷刺意味的是，虛無化一如此前若干年盛稱的現代化一樣，也可以分為內生型和外生型。西方文化與社會，無論是西歐還是北 美，在最近三百年來，實在沒有革命性的變化；雖然二十世紀初驚慌於「西方的沒落」，二十世紀末又驚詫於「後現代的轉折（或斷裂）」，但是它的連續性依然清 晰可見。虛無與實在的對立，在西方社會是內生的，即使當它最反傳統的時候，傳統也是「不在場的在場」。虛無與實在的辯證法，隱晦地表現在波德賴爾對現代性 的把握中，在他那裏，「現代性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悖論式的可能性，即通過處於最具體的當下和現時性中的歷史性意識來走出歷史之流」25。但是中國不然。金耀基說二十世紀是社會轉型的過程，又是傳統解構的過程，香港、台灣、大陸都是如此；但是余英時認為，台灣、香港、新加坡，雖然受到西方文化衝擊，但是社會沒有被扭曲，於是文化得以保留，現代化與民族傳統的銜接問題就好辦；而大陸存在的文化問題最多26。 在這種情形下，虛無的全球化就不僅代表西方經濟與文化勢力的殖民，是外生的，也代表中心無主、文化孱弱的中國人的自我殖民，傳統成了「在場的不在場」；因 缺少本土及本土文化內在轉化而成的實在的抵抗，全球化與虛無更加勢如洪水，其壓制性與否定性的一面更形突出。歐洲各地不斷出現抵制麥當勞的運動，但是中國 人把上麥當勞當成身份標誌。貝聿銘在1985年說道：「我體會中國建築已處於死胡同，無方向可尋。中國建築師會同意這點，他們不能走回頭路。……他們走過 蘇聯的道路，他們不喜歡這種建築。現在他們在試走西方的道路，我恐怕他們也會接受不了。……中國建築師正在進退兩難，他們不知道走那條路。」27實際上，這是中國文化的死胡同。我們喪失了可以轉化全球化和虛無力量的文化根基。瑞澤爾注意到，中國的一流導演（包括張藝謀和陳凱歌），為了西方觀眾，在電影裏把中國文化和歷史加以洋化（或「東方化」）的處理28。文化上不能自立的民族只能充當虛無力量的同謀。
的確，即便中國城市空間的虛無化已如前述，還會有很多人願意欣然擁抱它。快速通道網、購物中心和速食店的效率、便利和可預測性，住宅社區相比於原來的 平房或四合院的優越生活設施，旅遊景點的娛樂或「增長見聞」，使得它們似乎是「社會進步」的標誌。最初開發這些空間也許完全基於合理化的構想，但這不能防 止它們產生意料之外的文化後果。
卡斯特認為，流動空間的來臨模糊了建築與社會之間有意義的關係。由於支配性利益的空間展現遍及全球，跨越文化，拔除了作為意義之背景的經驗、歷史與特 殊文化，因而導向了非歷史性、非文化性建築的普遍流行。前已述及，空間的虛無化所造成的非時間性、非地點性帶來了歷史感的喪失，生活世界意義系統的破壞。 一個歷史意識原本非常濃厚的民族，正經歷著空間對時間的剝蝕。如果說二十世紀早期每個中國人都是程度不等的求新求變的激進分子，那麼在二十世紀晚期之後， 每個中國人都是程度不等的追逐時尚者，資訊的發達使我們可以與西方同步共舞。當下性即歷史性，瞬間即永恆，東方即西方，表像即實質，能指即所指。就此而 論，空間的虛無化是把馬克斯‧韋伯所謂「理性化的鐵籠」視覺化了。自由即枷鎖。
虛無化的力量如此強大，順者昌逆者亡，堪稱一個新的「帝國」。從經濟上說，能夠被納入虛無網路的地方和人有福了。如顧朝林等所說：「在資訊社會，城市的發展潛力卻取決於該城市與全球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強度和協同作用程度。」29但 是這也正好證明全球化與虛無勢力的排斥性、壓制性、否定性的力量：不在這個帝國涵蓋範圍之內的區域或人，他們甚至仿佛不存在。以快速通道網為例，只有該網 路的節點地區才會最大限度地享受效率，被它穿越的廣大區域最多在旅行者的眼裏留下短暫一瞥；能否利用快速通道網，也自然而然地把人分為了兩類，如鮑曼所 說：「由於技術因素而導致的時間/空間距離的消失並沒有使人類狀況向單一化發展，反而使之趨向兩極分化。它把一些人從地域束縛中解放出來，使某些社區生成 的意義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時它剝奪了繼續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領土的意義和賦予同一性的能力。」30這兩類人也生活在兩種時間中，前者的時間是「無時間性的時間」（timeless time），後者的時間是「年代時間」（chronological time）31。
一方面是二元分化，另一方面卻是對多樣性的破壞。因為二元分化其實是一元化力量所造就的，它把無法同化的貶低到「他者」的「剩餘範疇」裏，加以忽視或 拋棄。城市似乎在日漸「美化」，但這只是由於我們把「新的」、「現代化的」等同於美的，而老建築、老街道、用途混雜的地方，都在「改造」或「更新」之列。 這自然違背了簡·雅各斯所列的城市多樣化的條件32。也許對於習慣了「大一統」的中國人來說，霍華 德的「花園城市」始終是有吸引力的；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是要按照自然科學的規律來設計社會，這樣的理性化設計原則是典型的「盛現代主義」；這種對秩序的熱 望，要徹底消除不確定性的企圖，「最終征服」自然（Nature）的想望，帶來的是「造園國的實踐」33。
感官剝奪與空間認知的迷向。空間的虛無化壓抑了身體的感覺功能，對速度感的無止境追求使得身體或食物或商品的移動成了目標本身，空間中的人「處於一種 被催眠的狀況下，並以此來感覺世界；身體完全沒有感受到空間的存在，只是被動地在片段而不連續的都市地理中朝著目的地行進」，而且「這種想讓身體不受阻擋 的渴望，還伴隨著一種對（與他人）接觸（而冒風險）的恐懼」。「個人主義在發展，而個人在城市裏則逐漸沉默了」，34他 們成了城市管道裏匆匆移動的物體。以詹明信之見，後現代的超級空間使人體不能在空間的佈局中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們便無法靠感官系統組織我們周 圍的一切，也不能靠認知系統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總體設計中找到位置方向。人的身體與他的周遭環境驚人地斷裂，象徵著我們思維能力的無能為力35。如拉邦所說，整個城市像一座迷宮，一部百科全書，一座大百貨商場，一座劇院。哈威說：「虛構、分裂、拼貼和折中主義，全都彌漫著一種短暫和混亂感，它們或許就是支配著今天的建築和城市設計實踐的主題。」36城市空間的可讀性成了問題，隨之而來的是心理安全與人類經驗的深度和強度問題37。
由此看來，中國城市空間的虛無化，所牽涉的不僅是城市競爭力或在未來世界城市格局中的地位問題，更是中國的民族文化以及各城市的地方文化的生存、傳 承、銜接、轉型的問題，是市民的文化認同和地方歸屬感的問題。這裏的城市文化不是政治經濟所利用的工具，它直接關係人的存在狀態、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只 有我們認識到這點並貫穿於城市發展之中，也許才能稍稍抵制或限制城市空間的虛無化及相伴的問題。
甘會斌 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知識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研究。
中國城市空間正變得越來越沒有特色，在直觀印象上，一個城市很難區別於另一個城市。同樣的方方正正的、鳥籠式的民居，同樣的大型超市或連鎖店，同樣巍 峨雄壯的政府大樓，同樣乏味的、充斥著擬像廣告的街道景觀……香港模仿紐約，北京、上海模仿香港，其他城市模仿北京、上海。城市精神或城市氣質蕩然無存。 住宅社區的售樓廣告表現出荒誕的名實乖離，只有廣告策劃人員面壁虛構才可能想出那些詩意盎然、誘人上當的名頭。但是在這些花哨的能指中，人們看到的只是所 指的嚴重匱乏或意義鏈的斷裂。
北京的發展典型地再現了中國城市從實在走向虛無的歷程。古都北京無論城市設計還是建築風格，在國際上有口皆碑。吳良鏞先生認為：「從城市設計價值看， 中國古代城市規劃學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將城市規劃、城市設計、建築設計、園林設計高度結合。這在古代城市規劃和建築學中是很獨特的，在東西方古代城市佳作中 尚無此先例。而北京城更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因此北京舊城被稱為是古代城市規劃的『無比傑作』或『瑰寶』是毫不過分的。」1貝 聿銘則以為，北京古城是世界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傑作，是中國歷代都城建設的結晶。哈佛大學建築學家薩夫迪在1973年訪華時，對北京城歎為觀止，事後評 論說：「（那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很少有依然如此毫不妥協地堅持繼承傳統與歷史的。紫禁城作為城市中最重要、最富紀念性的建築群隱現於環繞它的低尺度的 鄰里中。許多街道都十分開闊並綠化成林蔭大道。……中國特別是北京表現出未來都市發展的多麼好的機會呀。」2傑佛瑞‧邁耶雖對北京城市格局所體現的封閉性略有微詞，但還是讚揚她有限而持久的形式中蘊藏著無限的文化理想3。
建國後前三十年，北京在城市建設上犯了不少錯誤，對古都景觀造成很大破壞，但天翻地覆的大破壞還要數最近十年。北京連同上海等中國城市越來越像「典型 的」國際大都會，正是在這「典型化」的過程中，城市的一些非典型的、個性化的東西悄然隱退了。吳良鏞先生說：「高樓和高架橋好像是增添了城市的現代文明， 但事實上是中國城市文明瑰寶的蛻變，使北京淪為『二手貨的城市』（the second-hand city）。」貝聿銘認為，北京古城舉世聞名，但它的很多美的東西現在看不到了，它們被大量醜陋的新建築遮擋和破壞了；現在的天際線已遭到相當程度的破 壞。張開濟先生說：「我到過許多地方，巴黎和北京最好。巴黎保護得很好，北京就慘不忍睹了！義大利團結報一位元女記者採訪我，她說北京是Poor Hongkong。可悲呵，這麼一個世界文化名城，竟連一個香港都不如了。北京的價值在兩點，一是平面，可惜城牆拆了；二是在立面，skyline。東方 廣場體量太大了，把故宮的環境破壞了，這是不應有的錯誤！巴黎曾蓋過幾幢高樓，大家反對，就蓋到德方斯去了。可是，北京卻無動於衷？！現在北京最重要的一 點，就是要控制高樓。高樓就代表現代化？玻璃幕牆就是現代化？太幼稚了！」4薩夫迪1999年重返 北京時，恍如隔世：「一條條排列著高層建築的大道代表一種新的都市密度與發展模式：寫字樓、公寓、酒店和無處不在的汽車……北京在幾十年之後重蹈了許多西 方、南亞和拉丁美洲城市進化的過程。同樣的發展模式，同樣的對汽車的依賴，同樣的忽視公共交通，以及到處可見的對歷史區域的損毀和混亂佈局的高層建築。」
不獨北京為然，中國城市似乎只有兩條路：衰敗，或者國際化，而後者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衰敗。2002年的《華人》月刊第三期是北京瘋狂拆毀老城區的專 號，封面上赫然印著大標題：「文化的自殺」、「中國城市十大敗筆」等等。許多有識之士奔走呼告，但不過如陳丹青所說，「這叫囂無非是失敗的哀鳴」5，淹沒在城市建築工地的隆隆巨響中。這樣的城市發展，這樣建成後的城市空間，具有甚麼社會學意義及後果？這只是建築設計或城市規劃的問題嗎？這樣的趨勢可以扭轉嗎？
二、「虛無」概念的理論化
中國城市空間發展的這一趨勢，是開放後的中國逐漸要「與國際接軌」，半主動半被動地融入全球化進程的一種症狀。全球化固然如凱爾納所說，是包含著矛盾性和模糊性的，既有進步與解放的特質，也有壓制與否定的特質，既是自上而下強迫實施的，又受到自下而上的競爭與重構6。但是下文將會論證，在對中國城市空間的影響上，我們不能不強調壓制與否定的面相。
在吉登斯看來，全球化的概念最好被理解成時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達，它使遠距離的社會事件和社會關係與地方性場景交織在一起，一極的事件會在另一極上產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結果7。大衛·哈威則強調現代與後現代的「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因為資本主義的歷史具有在生活步伐方面加速的特徵，而同時又克服了空間上的各種障礙，空間收縮成了「地球村」或「太空船地球」，時間範圍縮短到了現存就是全部存在的地步，以至世界有時顯得是內在地朝著我們崩潰了8。 無論時空分延還是時空壓縮，都需要一個前提，那就是空間的虛無化。只有空間被驅除了具體的、獨特的、有時間性的內容，變成一種純粹形式和列菲弗爾所謂均質 化的「抽象空間」，它才可能分延或壓縮。此時被生產出來的空間，「否定了所有的差異，否定那些源於自然和歷史，以及源自身體、年齡、性別和族群的差異」； 「抽象空間相對於時間顯露了其強制與壓迫的能力。它將時間視為一種抽象予以拋棄……時間被化約成空間的限制」9，通過抽象空間而被取消。
喬治．瑞澤爾認為，虛無越來越成為社會各界特別是消費領域的特徵，我們正見證著一個向虛無越來越多的方向發展的普遍歷史趨勢。在這一背景下，「虛無」 指的是一般由集中創立、控制並且比較而言缺少有特色的實質性內容的一種社會形式。虛無是與實在（something）相對應的，而實在被界定為「一般是由 本地創立、控制並比較而言富有獨特的實質性內容的一種社會形式；一種很大程度上在實質上是獨特的形式」。瑞澤爾認為虛無包含四種形式：虛無地點、虛無人、 虛無產品、虛無服務。實在─虛無序列可按照下列範疇加以區分：
| 獨特的（獨一無二的） | ──── | 一般的（可互換的） |
| 本地地理的聯繫 | ──── | 缺少本地的聯繫 |
| 特定時間的 | ──── | 相對無時間特徵的（time-less） |
| 人性化的 | ──── | 去人性化的 |
| 有魅力的 | ──── | 無魅力的 10 |
正是國家、公司、組織和其他實體──它們的主要興趣是要讓它們的權力、影響以及某些情況下的利潤增長遍及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式的野心和將自身強加於 不同地理區域的欲求，造成了增長全球化（grobalization）。增長全球化與虛無的擴散有著選擇性親和關係，全球本地化 （glocalization）則更多地與實在相關11。在所有四種虛無中，虛無地點（nonplace）影響尤為深遠，如馬克·奧熱所說，「虛無地點是我們時代的真正尺度。」虛無地點就是地點的對立面。
雷爾夫認為，地點都是充滿獨特實質的：「地點……充滿了種種含義，充滿了種種實物，充滿了不斷進行的種種活動。它們是個性和共性的重要來源，是人們與 之有著深厚情感和心理聯繫的人類生存的深奧中心。」而無地點特性是「一種沒有具有重要意義的地點的環境和那種不承認地點的重要意義的潛在觀念。它潛入到地 點的最深層面，切斷根基，侵蝕象徵符號，用單一性取代多樣性。」12
馬克·奧熱認為，地點又被稱為「人類學地點」（anthropological place），它被界定為「關係性的、歷史的、事關認同的」，而虛無地點則反之。超現代性（supermodernity）造成了虛無地點，這種空間不再 能夠整合先前的地點，而是把它們羅列出來、加以分類、然後抬舉到「記憶地點」（places of memory）的地位上，放到一個受限的、特定的位置去。人們在地點中漫步、交談，用語言描述其特徵，它常指涉一個事件、一個神話或一段歷史：總之這是一 個象徵化的空間。虛無地點是快速通道網所營造而成，它的原型是旅行者的空間13。
卡斯特在論述流動空間與地方空間時說，地方乃是一個其形式、功能與意義都自我包容於物理臨近性之界線內的地域（locale）。由於我們社會的功能與 權力是在流動空間裏組織，其邏輯的結構性支配根本地改變了地方的意義與動態。支配性的趨勢是要邁向網路化、非歷史的流動空間14。這種流動空間恰是在不停流轉中克服了時間性、歷史性、本地性，而帶來了無時間性、無根性、無個性。這就是空間的虛無化。
安東尼·奧羅姆和陳向明認為，地點是一個位置，一個場所，是人類活動最重要、最基本的發生地。對地點的認識包括以下四個方面：（1）個人身份認同感， 說明「我們是誰」的感覺；（2）社區感，成為一個大集體（或者家庭或者鄰里人群）的歸屬感；（3）過去和將來感（時間感），我們身後和我們面前的地點感； （4）在家裏的感覺，舒適感15。
綜上所述，地點之轉變為「虛無地點」（或空間的虛無化），就是空間的社會屬性減少、蛻變成純粹物理空間的過程，是空間的工具理性增加而溝通理性減少的 過程，是系統向生活世界殖民的過程，也是作為身體和意識的自然延伸的空間轉變為外在的、異化的、無涉身心的空間的過程。虛無地點仿彿一個巨大的磁場，可以 將置身其中的人、物、服務磁化成虛無人、虛無產品和虛無服務。這樣的大轉變正在中國各城市全面展開。
三、中國城市的虛無地點
設想一個中產人士，他/她住在房地產商開發的住宅社區裏，坐地鐵或高速大巴去寫字樓上班，中午在速食店吃飯，晚上或週末到超市或大型商場購物，節假日 去人工景點旅遊：所有這一切活動，按照上述對虛無地點的界定，竟然無一倖免涉身其中！我們依次看看，為甚麼這些空間變成了虛無地點？
房地產商開發的住宅社區。馮鋼在對成都房地產廣告的個案研究中，一方面強調「西方文化強勢凸顯」， 「從而建構了一個高於中國文化的審美等級」，房地產廣告展現的都是歐美的生活方式，中國被遮蔽了；另一方面，「在人們心靈深處和文化心理上，傳統文化的力 量還是無可抗拒的，仍然具有獨特而持久的魅力」，其主要證據在於兩點：一是售樓書廣告語使用了中國文化的審美術語和中國古代建築的名詞術語，一是有些樓盤 開始「重拾民族建築傳統」16。馮鋼先生實在是有雙重誤會。在房地產開發中，所謂的「西方文化」， 毋寧說是我們中國人的「西方學」或「西方主義」（Occidentalism），僅僅代表由中國本土所缺乏的特質彙集而成的「他者」而已，是中國人對西方 文化的一種想像，而可能無關乎西方文化本身。
這是弱者向強者的認同，所謂「西方文化」，是強者的權力化的文化。另一方面，中國審美術語和建築術語的運用， 雖然可能部分是對中國人審美心理和文化心理的一種訴求，但更多的不過是一種行銷策略，一種催眠術，所謂「神韻」、「風韻」、「意蘊」、「粉牆黛瓦」、「絲 竹管弦」等等，對傳播者和受眾來說，都不過是一連串的能指，其所指要麼是空洞的，要麼是模糊的，而能指與所指之不相稱更是顯而易見的。至於「民族風格」的 建築，同樣只是對傳統文化某些符號的選擇性甚至誇張性的借用，是基於對千篇一律的仿西式建築的厭倦而尋求新的時尚，也是中上層中產階級自我身份界定和「區 隔」（distinction）於其他階層的一種工具罷了。這不代表認同中國文化的一種表達，或者中國文化復興的一種徵兆，而只是用於強化階層界線。這裏 的「中國文化」一如前面的「西方文化」，其實是權力的自我表達。文化的內核空無所有，中式速食終究是速食，決不因此而擺脫其「麥當勞化」和「虛無化」的特 徵。不獨建築風格抽空了建築的時空特性，就社區與外部環境的關係來看，中國的住宅社區往往類似於孤島或飛地，它們本身就是在破壞原有社區、本就衰敗的社區 或者荒涼之地的基礎上建起來的，一些遠郊的別墅區，在農村田野和村落的環拱下，簡直像是殖民化城市裏的租界。社區的命名特意抹殺了它的時空特徵，給人感覺 是城市裏突然冒出的一片世外桃源，有很強的似夢似真的烏托邦意味。
快速通道網。顧朝林等人認為，「在21世紀，以高速鐵路網、高速公路網、空中走廊、巨大港口和資訊高速公路為骨幹的快速通道網對城市經濟的發展、城市體系內各城市之間的相互聯繫和相互作用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17這 種觀點著眼於城市體系的網路化，突出了快速通道網的政治經濟功能。事實上快速通道網還應該包括城市內部的地鐵、輕軌、環城高速路和立交橋等，我們也不應忽 視快速通道網在個人的城市體驗上造成的影響。地鐵和航空最能體現快速通道網的虛無化特徵，它們都是由某個中心控制的、消除了個性的社會形式。一旦個人進入 地鐵，他/她就進入了一個完全均質化的空間，月台與軌道在任何地方都一模一樣，除了月台上用文字標示的站名之外。個人除了信任這個控制系統以外別無他法， 感覺判斷不了身處何地、正當何時。缺乏時空的參考座標，在個人的感覺中，地點性、時間性隱遁了。地鐵中的服務都是自動化的，個人仿彿被放置在生產線的傳輸 帶上的物品，不知不覺地被從一個地方搬運到另一個地方。在這個接受服務的過程中，他/她從來不曾被當作一個特殊的人，而只是相當於購票時的一枚硬幣。航空 與此相類，而更臻極致。機票上的個人身份資訊貌似將個人特殊化，實則是將個人化約為一串符號。飛機上的標準化服務也是典型的虛無服務。
大型超市、速食店。大型超市（購物中心）和速食店都符合 「麥當勞化」的特徵：高效率、可計算性、可預測性和高度控制，而且購物中心常常和速食店相得益彰18。 它們不僅提供自動化的、非人性的虛無服務，而且本身就是一個虛無地點。就同一家速食連鎖店而言，它們有全國統一的標準化的功能表、價格、店堂佈置、工作人 員著裝和服務模式，當人們置身其中的時候，除非借助外部參照物，否則不可能判斷出所居何所。地點性、特殊性顯然是速食店一意消除的東西，它就是要讓顧客只 知道是在某某速食店裏，而不管其他。室內校為恒定的氣溫、工作人員四季如一的著裝、幾乎四季不變的功能表，也在消滅顧客的時間意識。速食店猶如一個封閉的 太空船。「購物天堂」的廣告語，隱喻性地說明了購物中心的非地點性、非時間性，因為「天堂」既不在此岸，也超越了時間。購物中心一般不在建築的外部多加修 飾，它的注意力集中在內部空間的營造上，這表明了它在空間上的內向性：靠著幾乎應有盡有的商品堆砌，它使自身成為獨立自足的封閉空間，一個商品烏托邦。商 品陳列分割了空間，使空間成為純粹的容器而不具有其他意義，空間只是交換價值的媒介。觸目皆是的商品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但也因此使個體喪失了空間的距離 感和想像力。只有眼前的商品是實在的，空間和時間都隱退了。
人工景點。自然的風景和歷史的遺跡具有時空上的獨特性，因而都是極能體現空間的地點性的，能夠成為與之相關的人或本地居民自我認同的有機組成部分。但 是旅遊工業把它們都變成了人工景點，使它們更像精心培育的盆景，而不是自然或歷史形成的景觀。這些景點被封存和包裝起來，被大批量生產的紀念品市場和各種 商業場所包圍著，在在顯示它們不過是商業帝國的誘餌。政府常說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清楚不過地點明了問題的實質，那些地方性的景點只是政治經濟大舞台 上的道具或佈景，以便讓外地人在這個背景下想像性地體驗本地人的生活。自然風光盆景化，歷史遺跡古玩化，它們既在場又缺席，在符號化和抽象化的過程中喪失 了與本地和歷史的豐富而複雜的聯繫，在向外地人展示的同時，日益遮蔽了在本地人日常生活中的構成作用。它們是「觀看」的場所，卻不再是人們的活動場所； 「觀看」與拍照使它們徹底客體化，作為一件物品被佔有和消費。它們的地方性、特殊性已經溶化在全球性、普遍性之中了。人工景點給外地人速食式地消費本地文 化提供了機會。
四、城市空間虛無化的原因與後果
城市空間虛無化的主要動力機制，在瑞澤爾看來，是增長全球化的三大次過程，即資本主義、美國化和麥當勞化，宏大的結構和力量壓倒了本地，吞沒了個人與團體創造自我和他們的世界的能力19。卡斯特對資訊化城市的研究也強調了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的資本主義重組，其中政府干預方式發生重大變化，以經濟全球化增加資本獲利可能性，而新技術也得以將其內部邏輯的物質性強加於革新進程與社會組織進程之中20。中國城市空間的虛無化，除了這些一般原因之外，還有特殊原因。
一是政府權力的高度干預。帕爾所謂的「城市經理人」本身難於界定其外延21，這恰是由於西方城市建設中多元勢力的參與和博弈，卡斯特就強調指出，在當前西方，草根的城市社會運動依舊能夠塑造城市，也能夠塑造社會22。 在當代中國，城市管理當局幾乎毫無爭議地是「城市經理人」，也許國際資本和地方經濟精英在城市發展上也掌握了直接或間接的權力，但是廣大市民幾乎完全是被 動的，沒有反應能力和參與權。近年來城市拆遷中所出現的爭議和衝突，多限於原居民爭取更多的經濟補償，而很少或幾乎沒有質疑過這一城市規劃的程式及實質的 合理性，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市民在城市發展中的沉默與無權狀態。甚至建築師和規劃師也只能扮演工具性角色。如王明賢所言：「有時某領導的話更有決定性，建 築師則只能成為描圖的工具。……某些達官貴人關於建築的意見，常常是建築師為之捧腹的笑料。但在含淚的大笑之後，一幢幢平庸甚至是畸形的建築又不斷遵命產 生，而建築師卻只有苦笑。中國建築師在夾縫裏求生存，並力圖有所創新，確實很不容易。」23城市規劃也往往被當成政府工程、政績工程，被置於個人主觀意志之下，淪為實現其政治雄心的手段24。支撐城市規劃理念的仍是政治因素。
二是中國的文化貧弱症。多少帶點諷刺意味的是，虛無化一如此前若干年盛稱的現代化一樣，也可以分為內生型和外生型。西方文化與社會，無論是西歐還是北 美，在最近三百年來，實在沒有革命性的變化；雖然二十世紀初驚慌於「西方的沒落」，二十世紀末又驚詫於「後現代的轉折（或斷裂）」，但是它的連續性依然清 晰可見。虛無與實在的對立，在西方社會是內生的，即使當它最反傳統的時候，傳統也是「不在場的在場」。虛無與實在的辯證法，隱晦地表現在波德賴爾對現代性 的把握中，在他那裏，「現代性可以被定義為一種悖論式的可能性，即通過處於最具體的當下和現時性中的歷史性意識來走出歷史之流」25。但是中國不然。金耀基說二十世紀是社會轉型的過程，又是傳統解構的過程，香港、台灣、大陸都是如此；但是余英時認為，台灣、香港、新加坡，雖然受到西方文化衝擊，但是社會沒有被扭曲，於是文化得以保留，現代化與民族傳統的銜接問題就好辦；而大陸存在的文化問題最多26。 在這種情形下，虛無的全球化就不僅代表西方經濟與文化勢力的殖民，是外生的，也代表中心無主、文化孱弱的中國人的自我殖民，傳統成了「在場的不在場」；因 缺少本土及本土文化內在轉化而成的實在的抵抗，全球化與虛無更加勢如洪水，其壓制性與否定性的一面更形突出。歐洲各地不斷出現抵制麥當勞的運動，但是中國 人把上麥當勞當成身份標誌。貝聿銘在1985年說道：「我體會中國建築已處於死胡同，無方向可尋。中國建築師會同意這點，他們不能走回頭路。……他們走過 蘇聯的道路，他們不喜歡這種建築。現在他們在試走西方的道路，我恐怕他們也會接受不了。……中國建築師正在進退兩難，他們不知道走那條路。」27實際上，這是中國文化的死胡同。我們喪失了可以轉化全球化和虛無力量的文化根基。瑞澤爾注意到，中國的一流導演（包括張藝謀和陳凱歌），為了西方觀眾，在電影裏把中國文化和歷史加以洋化（或「東方化」）的處理28。文化上不能自立的民族只能充當虛無力量的同謀。
的確，即便中國城市空間的虛無化已如前述，還會有很多人願意欣然擁抱它。快速通道網、購物中心和速食店的效率、便利和可預測性，住宅社區相比於原來的 平房或四合院的優越生活設施，旅遊景點的娛樂或「增長見聞」，使得它們似乎是「社會進步」的標誌。最初開發這些空間也許完全基於合理化的構想，但這不能防 止它們產生意料之外的文化後果。
卡斯特認為，流動空間的來臨模糊了建築與社會之間有意義的關係。由於支配性利益的空間展現遍及全球，跨越文化，拔除了作為意義之背景的經驗、歷史與特 殊文化，因而導向了非歷史性、非文化性建築的普遍流行。前已述及，空間的虛無化所造成的非時間性、非地點性帶來了歷史感的喪失，生活世界意義系統的破壞。 一個歷史意識原本非常濃厚的民族，正經歷著空間對時間的剝蝕。如果說二十世紀早期每個中國人都是程度不等的求新求變的激進分子，那麼在二十世紀晚期之後， 每個中國人都是程度不等的追逐時尚者，資訊的發達使我們可以與西方同步共舞。當下性即歷史性，瞬間即永恆，東方即西方，表像即實質，能指即所指。就此而 論，空間的虛無化是把馬克斯‧韋伯所謂「理性化的鐵籠」視覺化了。自由即枷鎖。
虛無化的力量如此強大，順者昌逆者亡，堪稱一個新的「帝國」。從經濟上說，能夠被納入虛無網路的地方和人有福了。如顧朝林等所說：「在資訊社會，城市的發展潛力卻取決於該城市與全球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強度和協同作用程度。」29但 是這也正好證明全球化與虛無勢力的排斥性、壓制性、否定性的力量：不在這個帝國涵蓋範圍之內的區域或人，他們甚至仿佛不存在。以快速通道網為例，只有該網 路的節點地區才會最大限度地享受效率，被它穿越的廣大區域最多在旅行者的眼裏留下短暫一瞥；能否利用快速通道網，也自然而然地把人分為了兩類，如鮑曼所 說：「由於技術因素而導致的時間/空間距離的消失並沒有使人類狀況向單一化發展，反而使之趨向兩極分化。它把一些人從地域束縛中解放出來，使某些社區生成 的意義延伸到疆界以外──而同時它剝奪了繼續限制另外一些人的領土的意義和賦予同一性的能力。」30這兩類人也生活在兩種時間中，前者的時間是「無時間性的時間」（timeless time），後者的時間是「年代時間」（chronological time）31。
一方面是二元分化，另一方面卻是對多樣性的破壞。因為二元分化其實是一元化力量所造就的，它把無法同化的貶低到「他者」的「剩餘範疇」裏，加以忽視或 拋棄。城市似乎在日漸「美化」，但這只是由於我們把「新的」、「現代化的」等同於美的，而老建築、老街道、用途混雜的地方，都在「改造」或「更新」之列。 這自然違背了簡·雅各斯所列的城市多樣化的條件32。也許對於習慣了「大一統」的中國人來說，霍華 德的「花園城市」始終是有吸引力的；我們沒有意識到，這是要按照自然科學的規律來設計社會，這樣的理性化設計原則是典型的「盛現代主義」；這種對秩序的熱 望，要徹底消除不確定性的企圖，「最終征服」自然（Nature）的想望，帶來的是「造園國的實踐」33。
感官剝奪與空間認知的迷向。空間的虛無化壓抑了身體的感覺功能，對速度感的無止境追求使得身體或食物或商品的移動成了目標本身，空間中的人「處於一種 被催眠的狀況下，並以此來感覺世界；身體完全沒有感受到空間的存在，只是被動地在片段而不連續的都市地理中朝著目的地行進」，而且「這種想讓身體不受阻擋 的渴望，還伴隨著一種對（與他人）接觸（而冒風險）的恐懼」。「個人主義在發展，而個人在城市裏則逐漸沉默了」，34他 們成了城市管道裏匆匆移動的物體。以詹明信之見，後現代的超級空間使人體不能在空間的佈局中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們便無法靠感官系統組織我們周 圍的一切，也不能靠認知系統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總體設計中找到位置方向。人的身體與他的周遭環境驚人地斷裂，象徵著我們思維能力的無能為力35。如拉邦所說，整個城市像一座迷宮，一部百科全書，一座大百貨商場，一座劇院。哈威說：「虛構、分裂、拼貼和折中主義，全都彌漫著一種短暫和混亂感，它們或許就是支配著今天的建築和城市設計實踐的主題。」36城市空間的可讀性成了問題，隨之而來的是心理安全與人類經驗的深度和強度問題37。
由此看來，中國城市空間的虛無化，所牽涉的不僅是城市競爭力或在未來世界城市格局中的地位問題，更是中國的民族文化以及各城市的地方文化的生存、傳 承、銜接、轉型的問題，是市民的文化認同和地方歸屬感的問題。這裏的城市文化不是政治經濟所利用的工具，它直接關係人的存在狀態、生活世界和意義世界。只 有我們認識到這點並貫穿於城市發展之中，也許才能稍稍抵制或限制城市空間的虛無化及相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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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會斌 西南大學文化與社會發展學院講師，主要從事知識社會學與文化社會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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