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人们基本没有异议，中共一向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
前文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谈了胡温留给继任者的10个难题，这10个难题是胡温时代未能解决好或还未破题的，但是它们对中华民族的
长远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大业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而，它们也是下个10年需要努力完成的任务。不过，要说明的是，尽管每个问题解决起来都相当困难，
可并不意味着10个问题需要齐头并进，平均用力。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侧重点，就事情本身的迫切程度以及时代的要求而言，在下个10年的初期，应该优先处
理好两件事情，一是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尽快结束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二是启动政治改革，加强法治建设，以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要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然而，就像胡在“7.23”讲话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上半年的经济增速首次回落到了3年以来的新低，全年看来，经济都难有起色。这种状况是金融危机以来少有的， 有国外投行机构就预测中国会是全球经济的下个危机源，这或许有些夸大，但它无疑暴露出中国既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而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 句号，稳增长——实际是保增长——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事务，显然，这会打乱原先调结构转方式的部署。
稳增长需不需要？肯定需要。中国尽管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但仍至少有1.2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在城市和农村，还有更多的人随时 都有可能重新跌入贫困的行列；再者，中国中产阶层的基础很薄弱，农村每年还有1000多万劳动力亟待通过城市化而转移出来；最后，中国的保障仍处于一个低 水平，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给社保提供雄厚的财力支持，也需要在保障水平很低时，依靠就业取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所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能解决上述问 题。
然而，对稳增长不能做机械理解，把它变成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经济增速不下降的政绩工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财政增 收问题，在财力不够的情况下，出台了大力度的投资计划，据悉这些省市的投资规划加总起来已经达到13万亿元，远超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这 就是地方借着稳增长的名义，肆意进行财政刺激，实际上成了地方保增长的政绩需要。此举将不仅加剧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而且会拖累银行，因为地方政府在财力 不足的情况下搞投资，只能是向银行借款，从而为下一轮危机埋下隐患。
中国经济此次长达10个季度的经济下行，根子在于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发展外向经济，以致无法抵御来自全球经济衰退所形成的外部冲击， 这也就反证了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经济的重要性。要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当前而言，前提是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只有收入提高且预期良好，人们才敢放心消费。 所以，稳增长的关键，不是进行大力度的投资，而是大幅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提高职工的最低工资基数；二是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并 提升社保水平。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危机时期，只有稳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才能稳定消费。从这一角度看，日前国家出台的城乡居民大病至少报销 50%的规定，是自社保制度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它真正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福利时代。那种借危机消减工资和社保水平以救经济的做法，则是一种短 视，并不能真正挽救实业。适度增加政府投资是需要的，但必须强调，政府投资主要是投向与民生有切实关系的公共项目和工程，而不是产能本已过剩的行业。
总之，在经过30余年近乎两位数的高增长后，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说，都不再需要高速度。目前的经济下行，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转型要付出的代价， 它有利于理顺和恢复经济内在的各种平衡关系，对经济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应该牢牢把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条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实实在在地转到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上来。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题，推动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如果说，做好调结构转方式这篇文章具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意义，那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初步的民主化，满足和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要 求，也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意义。短期来说，面对社会不断高涨的权利要求和各种群体事件，避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长期来说，为中国的民主化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 点的路径，奠定中国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和基础。
各国民主化的目标和内容没有根本的冲突，但具体道路则不一样，即国情不同，路径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历史传统和荣誉感，人口众多、且素质 参差不齐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他国不同。“7.23”讲话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胡所强调的三个“更加”，即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 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 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而这三个“更加”最值得关注的是则后一个“更加”，它实际表明中共——至少在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形成 了在现阶段发展民主的路径和方式，即民主必须依法进行，与实行法治统一起来，以法治来保障民主的实现。
如前所述，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人们基本没有异议，中共一向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胡在 “7.23”讲话中，基本回避了民主的内容，或者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突出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可以说，这是中共在考察世界各国的民主和中国现阶 段的情况后作出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最保险同时最讨巧的做法。因为不管世界上每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从民主的历史经验看，优良民主总是与法治 联系在一起的，是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中共选择依法推进民主，不能说它有错，与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合拍。
从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看，一般来说，民主具有天然性、扩张性的特点，也即人们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倾向，这样 就会使得民主的发展具有无限放大或无序化的趋向，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法治则具有人为性、内敛性的特点，也即法治是人为了压抑或限制人的天性当中的某些东 西而发明出来的，是针对某些失范现象和无序现象所具有的一种规范性和约束性。从这一角度看，没有法治，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 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与法治之间这种具有明显互补性的特点，实行民主就非得紧密结合法治不可。
另一方面，那些现阶段被认为是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仔细考察，虽然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内，但其实把它们归为法治缺失更恰当。换言之，是法 治的不到位导致问题产生并日积月累，也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为什么这么讲？民主的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权力，这也是中国目前实行民 主最主要的目的。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是当前很多问题产生的根子，而要约束政府的权力，把它关进笼子里，并非一定要实行民主不可，严格法制也可 做到。也就是说，民主不是限权的必然条件。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要求管理社会，规范政府的行为，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解决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 管理的问题，那么，很多由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大大减少，这是中共在现阶段选择法治优先的民主发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理论而言，民主不仅要依法而行，法治本身就是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的本义是要实现主权在民，而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 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所以，法治是内含于民主的。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共能保证依法管理社会，约束政府吗？显然，从中共自身 来看，它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要保证中共和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约，就必须使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 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治的实质意义。这样一种法治，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这乃是民众为什么要求中国实行 民主——实质是选举民主——的原因所在。由此看来，中共和民众在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上，是存在认知差距的。
客观而言，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 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可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缺乏。以两极分化为 例，民主诚然可以通过投票改变公共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全民直选，可能会给社 会带来混乱甚至灾难。因为这个时候被民众选上台执掌国家权柄的，极可能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可以把民主变成一切，却惟独 没有真正的民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选举民主不宜在现阶段贸然推行，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并不表示在基层甚至在县级政权层次不可进行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相 反，在基层，应该大力推行选举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胀的基层官员权力。此外，要在当前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当务之急是拓展人民知 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向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
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是中国必须迈出的一道难关。这一重任只能留待继任者去解决。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一来 是因为，在这两年里，相比于政改，稳定经济是一个更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经济不稳，开启政改的风险也更大；二来是因为继任者接掌权柄后，也需要花费一定时 间来处理权力交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即需要一个稳定期。如果继任者掌权伊始，就推出自己的政改主张，另行一套，是不合乎中国政治的传统的，必 然会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因此，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但是，如果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5年后再推行政改，也不好。一些人根据中国政治五年 周期的特点，认为新任领导人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后，因为存在着历史定位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推出政改，是最合适的。这样做于继任者可能是最保险，但从社 会考虑，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
再过一个月，胡温的使命将结束。继任者如何接过胡温的遗产，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推进和完成胡温未竟的任务，将是重大考验。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然而，就像胡在“7.23”讲话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中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遇到了极大困难，上半年的经济增速首次回落到了3年以来的新低，全年看来，经济都难有起色。这种状况是金融危机以来少有的， 有国外投行机构就预测中国会是全球经济的下个危机源，这或许有些夸大，但它无疑暴露出中国既有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而为了使自己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 句号，稳增长——实际是保增长——也就成了中国政府经济工作最重要的事务，显然，这会打乱原先调结构转方式的部署。
稳增长需不需要？肯定需要。中国尽管人均GDP已经达到5000多美元，但仍至少有1.2亿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在城市和农村，还有更多的人随时 都有可能重新跌入贫困的行列；再者，中国中产阶层的基础很薄弱，农村每年还有1000多万劳动力亟待通过城市化而转移出来；最后，中国的保障仍处于一个低 水平，既需要通过发展经济给社保提供雄厚的财力支持，也需要在保障水平很低时，依靠就业取得更多的工资收入。所以，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不能解决上述问 题。
然而，对稳增长不能做机械理解，把它变成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经济增速不下降的政绩工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稳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财政增 收问题，在财力不够的情况下，出台了大力度的投资计划，据悉这些省市的投资规划加总起来已经达到13万亿元，远超2009年中央出台的4万亿投资计划。这 就是地方借着稳增长的名义，肆意进行财政刺激，实际上成了地方保增长的政绩需要。此举将不仅加剧已经严重过剩的产能，而且会拖累银行，因为地方政府在财力 不足的情况下搞投资，只能是向银行借款，从而为下一轮危机埋下隐患。
中国经济此次长达10个季度的经济下行，根子在于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发展外向经济，以致无法抵御来自全球经济衰退所形成的外部冲击， 这也就反证了建立一个内需主导型经济的重要性。要建立内需主导型经济，当前而言，前提是消化严重过剩的产能，只有收入提高且预期良好，人们才敢放心消费。 所以，稳增长的关键，不是进行大力度的投资，而是大幅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继续提高职工的最低工资基数；二是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并 提升社保水平。后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危机时期，只有稳定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才能稳定消费。从这一角度看，日前国家出台的城乡居民大病至少报销 50%的规定，是自社保制度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突破，它真正表明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福利时代。那种借危机消减工资和社保水平以救经济的做法，则是一种短 视，并不能真正挽救实业。适度增加政府投资是需要的，但必须强调，政府投资主要是投向与民生有切实关系的公共项目和工程，而不是产能本已过剩的行业。
总之，在经过30余年近乎两位数的高增长后，无论从必要性和可能性说，都不再需要高速度。目前的经济下行，一定程度上是经济转型要付出的代价， 它有利于理顺和恢复经济内在的各种平衡关系，对经济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应该牢牢把握结构调整、转型升级这条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以更加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建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能够实实在在地转到以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道路上来。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中国经济的发展难题，推动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如果说，做好调结构转方式这篇文章具有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意义，那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初步的民主化，满足和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与要 求，也具有短期和长期的意义。短期来说，面对社会不断高涨的权利要求和各种群体事件，避免矛盾和冲突的激化；长期来说，为中国的民主化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特 点的路径，奠定中国民主化的制度框架和基础。
各国民主化的目标和内容没有根本的冲突，但具体道路则不一样，即国情不同，路径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自己历史传统和荣誉感，人口众多、且素质 参差不齐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肯定和他国不同。“7.23”讲话关于政治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胡所强调的三个“更加”，即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 民民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保 障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而这三个“更加”最值得关注的是则后一个“更加”，它实际表明中共——至少在中共的领导层——已经形成 了在现阶段发展民主的路径和方式，即民主必须依法进行，与实行法治统一起来，以法治来保障民主的实现。
如前所述，对于在中国实行民主，人们基本没有异议，中共一向也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分歧在于，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实行民主。胡在 “7.23”讲话中，基本回避了民主的内容，或者把它作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而突出了民主的实现形式。可以说，这是中共在考察世界各国的民主和中国现阶 段的情况后作出的选择。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最保险同时最讨巧的做法。因为不管世界上每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从民主的历史经验看，优良民主总是与法治 联系在一起的，是法制保障下的民主。中共选择依法推进民主，不能说它有错，与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合拍。
从民主与法治的内在关系看，一般来说，民主具有天然性、扩张性的特点，也即人们天性中具有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大家的事情大家做主的倾向，这样 就会使得民主的发展具有无限放大或无序化的趋向，容易导致无政府主义。法治则具有人为性、内敛性的特点，也即法治是人为了压抑或限制人的天性当中的某些东 西而发明出来的，是针对某些失范现象和无序现象所具有的一种规范性和约束性。从这一角度看，没有法治，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稳定，民主进程就有 可能导致秩序的失控。明白了民主与法治之间这种具有明显互补性的特点，实行民主就非得紧密结合法治不可。
另一方面，那些现阶段被认为是只有民主才能解决的问题，仔细考察，虽然其有民主不足的因素在内，但其实把它们归为法治缺失更恰当。换言之，是法 治的不到位导致问题产生并日积月累，也因此，它们完全可以在法治的框架内予以解决。为什么这么讲？民主的一个要义就是约束政府权力，这也是中国目前实行民 主最主要的目的。因为政府的权力过大且不受制约，是当前很多问题产生的根子，而要约束政府的权力，把它关进笼子里，并非一定要实行民主不可，严格法制也可 做到。也就是说，民主不是限权的必然条件。如果真正按照法治的要求管理社会，规范政府的行为，实现权力运行的法治化，解决政府不依法行政、依法决策、依法 管理的问题，那么，很多由政府权力过大而导致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大大减少，这是中共在现阶段选择法治优先的民主发展之路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理论而言，民主不仅要依法而行，法治本身就是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主的本义是要实现主权在民，而宪法和法律对人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是 民主政治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民主。所以，法治是内含于民主的。但这里的问题在于，中共能保证依法管理社会，约束政府吗？显然，从中共自身 来看，它认为是可以做到的。
要保证中共和政府受到法律的制约，就必须使宪法和法律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最高权威，任何个人和组织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服从法 律的权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治的实质意义。这样一种法治，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只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才能真正实行。这乃是民众为什么要求中国实行 民主——实质是选举民主——的原因所在。由此看来，中共和民众在实行什么样的民主上，是存在认知差距的。
客观而言，全民直选的选举民主不是中国急需推进的民主。因为选举民主固然是民主的最好体现，但它需要一系列前置条件，如国民的文化和素质相对较 高，社会贫富分化不是很严峻，不存在严重的分离主义势力，民众有一定的民主训练，建立了一定的规则意识，等等。可今天这些条件中国都还缺乏。以两极分化为 例，民主诚然可以通过投票改变公共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然而，在社会分化已经非常严重、民众仇富仇官情绪非常强烈的情况下，贸然进行全民直选，可能会给社 会带来混乱甚至灾难。因为这个时候被民众选上台执掌国家权柄的，极可能是那些蛊惑人心的极端民粹者，他们可以借民主办到一切，可以把民主变成一切，却惟独 没有真正的民主。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选举民主不宜在现阶段贸然推行，仅仅指的是全民直选，并不表示在基层甚至在县级政权层次不可进行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相 反，在基层，应该大力推行选举民主，以遏制日益膨胀的基层官员权力。此外，要在当前发展依法的民主政治，同时建设民主的法治国家，当务之急是拓展人民知 情、参与、表达和监督的各种渠道，向民众开放决策过程，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机制纳入政府决策，建立起民众表达——政府回应机制。
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是中国必须迈出的一道难关。这一重任只能留待继任者去解决。从策略上考虑，继任者两年后开启政改的步伐，是最稳妥的做法。一来 是因为，在这两年里，相比于政改，稳定经济是一个更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经济不稳，开启政改的风险也更大；二来是因为继任者接掌权柄后，也需要花费一定时 间来处理权力交接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复杂的利益，即需要一个稳定期。如果继任者掌权伊始，就推出自己的政改主张，另行一套，是不合乎中国政治的传统的，必 然会引起前任势力的反弹，因此，需要一个过渡期来摆平各种关系和牵制。但是，如果像一些人主张的那样，5年后再推行政改，也不好。一些人根据中国政治五年 周期的特点，认为新任领导人在完成自己的第一个任期后，因为存在着历史定位的问题，所以那时候推出政改，是最合适的。这样做于继任者可能是最保险，但从社 会考虑，在目前社会矛盾非常大，民众对政改充满期待的情况下，公众未必有五年的耐心来等待。
再过一个月，胡温的使命将结束。继任者如何接过胡温的遗产，探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推进和完成胡温未竟的任务，将是重大考验。
邓聿文为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副编审
【作者：邓聿文 】 (责任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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