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日本学者认为：亚洲的国家意识的成型和强化同时伴随着中华帝国的衰落。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领土纠纷的背后往往还会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应。
【图：北海道大学副教授中岛岳志】
有一本有趣的书叫《型绘暹罗：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体史》(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暹罗为泰国的旧称）。作者是泰国历史学家东猜·维尼察古(ThongchaiWinichakul)。在书中他评述道，由于19世纪后半叶西洋近代地理学和地图制做技术流入泰国，泰国人才有了“我们是享有共同国土的人”这样的国民意识。
那时的地图还不够精密，边界也很模糊，而近代的地图都会用实线将国家圈起来，彩印的话就用不同颜色加以区分。人们通过观察地图，从视觉上就能直观地感受到哪里是国家边界，哪里是自己的国家。由此就能获得东猜·维尼察古所说的“地理体”(Geo-Body)。
在那前后，东亚被编入了诞生于西洋的“主权国家体制”中。所谓主权国家，是指在国际社会中拥有独立主权，且对本国领土具有明确的排他权的国家。这个国家体制中除了南极以外不允许有“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域”。
结果，东亚国家开始意识到那些以前谁都没想过的岛屿和边境仿佛突然与自己的版图连接在一起了一样。这就是近代主权国家的必然出现的反应。
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东亚的国际关系一直是以中国为轴心展开。因此，从上下的主从关系到对等的贸易关系，一切秩序都是在独自的系统中形成的。在这个系统里，各国国境不甚明确，而且权力从中心到四方逐渐减弱，因此某种模糊领域的存在是被允许的。
主权国家体制与“结构性”不幸
问题在于，东亚世界于19世纪进入“近代”，即所谓的主权国家体制时代。然而各个国家的应对方式却各不相同。最先实践的当属幕府末期到明治时期的日本。那时的日本大力发展近代化，并打算划定模糊的国境。确定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领土权(1895年1月)也是当时实践中的一环。
中国则落后于当时的时代潮流。因为当时的中国等东亚国家想通过调整以往的秩序寻求突破，“过去的秩序”最终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1895年4月)宣告瓦解。
明治的有识之士们对落后的中国和朝鲜有着强烈的期待和焦虑。福泽谕吉也是其中之一。为了促进朝鲜近代化，他招收朝鲜留学生并让他们免费在庆应义塾(今庆应大学)学习。他还支持朝鲜“开化派”的金玉均发动政变。然而，对政变失败感到失望的他最终提出了“脱亚论”。
这种期待和焦虑就是近代以来一直持续的结构性不幸吧。这也是那些主张平等联合的亚洲主义者们日后赞成日本支配亚洲的一个主要原因。他们本想与革命家联合改革中国、朝鲜，然而进展得极不顺利，最终不得不让日本来领导改革。
中国和朝鲜没有马上进入“近代”，这不是好坏的问题。我个人很重视保守思想。保守重视传统，避讳极端的变革。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和朝鲜非常重视传统的世界观以及东洋的方式，想保留以往的秩序虽然是非常艰难的选择，不过仍有其好的一面。
实效支配与国家利益
在领土问题上，基本上是拥有实际支配权的一方占有压倒性优势。尖阁问题上日本是这样，竹岛问题上韩国也是这样。可是，领土问题一旦国际化，领土权的是非和正当性就会被质疑。
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为首的那些以“保守”为己任的政治家们虽然叫嚣着尖阁问题，但让其上升到国际问题的层面未必有益于国家利益。既然已经取得了实际支配，那就安安静静地加强支配就好了。如果有外国渔船尝试登岛的话，那就根据日本国内法令将其驱逐出境。冷静严正地继续这样的做法，尖阁诸岛是日本受日本法律管辖的国土这一实际成效就会不断累积，实际支配权也会得到强化。
政府应该静悄悄地把尖阁诸岛买下才对。再过几年，大家慢慢地就会知道“其实日本已经买下来了”。我觉得那样做才比较明智。
作者：中岛岳志，1975年生。主要从事南亚地域、近代政治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村屋的鲍斯》、《印度教·民族主义》等书。
from 每日译者 http://dailyyizhe.wordpress.com/2012/09/14/china_jap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