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國教運動期間，「一簽多行」悄然退場。明眼人問：為甚麼這「一簽多行」話退就退，國教怎說也不撤？無他：作繭自縛是也。
《想像的共同體》說，一個現代民族建立於共同的想像，到了一個成熟的階段，就會有一套官方版本，化之成為專利統治工具。香港不是一個民族，但本 土意識研究，將歷史與流行文化發展史放在一起，嘗試說明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建基於流行文化的現代神話裏。當梁錦松唱獅子山下，官方媒體煽香港精神的情的 時候，核心價植成為一個新的神話。
原本在這一幅旗幟之下，一國兩制似乎非常安穩。每逄天災人禍，香港捐款北流似乎永遠不綴，一邊香港人，一邊中國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危機，似乎早已化成國內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對其他地區的地域分野心態。
然而，有曰民族神話中需要共同敵人。在新界東北的規劃問題上，現政權永遠不會明白，為甚麼民間鬆散組織的抗議也可以這麼強烈，也會以為上水站的問題只是站頭太少的民生問題。如果從「想像」的角度想，我們要找出的是，到底這份對內地人的負面情緒是如何被想像出來的。以往人們都說「阿燦」和《省港旗兵》挑起這份歧視。但隨著時間流逝，流行文化作為一個答案不能滿足現今的想像，事關大圈仔和阿燦都只是個體，不能立刻過渡到「蝗蟲」這個大集體。幾時我們會懂得害怕這許多「內地人」？
1999年是個關鍵。因為檔案法不存在的緣故，我們也許永遠不知道，到底當年誰去挑起居港權問題，從而種下香港人對內地人「人數眾多，踩冧香港」的想像。董建華說167萬人一次過來港的話，後果不堪設想。「中國人口多」這個阿媽係女人般的事實，本來在一國兩制的面紗下，它的負面影響沒有浮現出來，但當167萬這個數字公佈出來之後，「阿燦」原來「好多」。加上張建宗1998年提出「綜援養懶人」的另一個神話之後，兩個神話走在一起：「好多」「阿燦」「落嚟香港」「攞綜援」。後來他們來往稍為容易一點，奶粉沒了，樓價升了，「蝗蟲」來了。
當然，這些分開來看都只是「神話」：後來167萬靜靜地變成4千，而懶人也不多，要做也其實很難，本地對食品和樓宇的需求永遠存在之餘，各大地產商有自己的土地儲備之餘，也是懂得賣樓策略的。但當神話形成之後，內地人作為本地民生問題惡化的催化劑，自然比其他幕後黑手更易成為眾矢之的。回到今天，大概梁振英要找個人為這些「神話」揹黑鍋的話，他會發現自己相當尷尬：因為這都是董建華的得意措施，而作為行政會議成員甚至召集人，他全部有份。
不過，更尷尬的是，他確實不能指責那些相信這個神話的人：因為他們當中，有「城邦論」之餘，還有一班叫「愛護香港力量」。原本這個神話的一個明顯作用，是借之打擊泛民政黨對人權和法治的堅持，左翼政團被指幫忙養懶人，建制政團的律師指責為公民黨「徒」濫用司法程序的訟棍，還不論「左膠」是如何啤成的。他似乎也不會明白，他們除了真真正正自我實現了劉夢熊歪打正著的「獨港」預言之外，麻煩的是，這已經不是劉所說的政黨政治把戲，而是一個原本政黨也不敢跨越的「自治」雷池；
諷刺的是，若不是「愛港力」力上加力的幾次外傭居港權、反訟棍示威，以至梁自己在候選期間的「雙非數字必須為零」的加持，這道「力」或者可以被邊緣化為「啲人上網玩下啫」。這一刻，我最想看到的，是愛港力示威。沒有他們，怎能成事？
反國教嘗試正面地保護香港核心價值，與反「一簽多行」、上水反水貨客與反新界北其實是一體兩面，一正一負，一個講修身，一個講敵我，正是地域主義的優劣並現。無論如何，政權從不願意面對正面價值，卻用於打擊對手，現在惹火燒身，上對不起北京廣東，下說不過清醒公民，政治投機投到作繭自縛，莫過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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