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6日，凌晨2点多，我正躺在床上刷微博，突然收到好友Y的短信说当天有反日游行，担心广州像其他城市在9月15日那样出现打砸，希望可以做些什么。并说可能有危险，就不叫其他人了。我赶紧打开电脑，翻墙搜索了此次游行的路线，以及往年广州反日游行的人数、秩序等，并和Y商量了可以做的事情。早上8点，与Y碰面，原来他6点半就起来打印了两百份“爱国无需暴力，请勿伤害无辜”、“爱广州，非暴力”的传单，并且手写了一些彩色的标语牌。当天早上，我和Y两人分头在游行队伍里派发这些传单，呼吁大家理性表达。
9月18日，我和Y，还有几位熟悉的朋友，也在游行现场进行了非暴力表达的呼吁。
关于这两次游行，网上已经有很多照片、信息和评论文章去展示“群情有多激昂，标语有多彪悍”，本文则从亲历者的角度，对我和朋友们在其中的非暴力呼吁行动的过程进行记录。限于行动范围有限，我的所见所闻是不全面的，请大家注意区分文中哪些是我个人的经历，哪些是总体事实本身，譬如“××时间，××地点，我没有看到打砸行为”，跟“当天没有出现打砸”，这两种表述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而我的观点也只代表个人，不代表和我一起行动的其他朋友。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行动其实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在现场还有很多素不相识的朋友在进行“理性爱国”的呼吁，在此向他们致以敬意。
我们做了什么？
9月17日下午，我们一些担心18日会再“出事”的朋友，聚到一起讨论了18日的行动方案：三个人组成一组，每组设一位组长，负责与总联络人联系，并且协调本组的行动。各组在现场不同区域进行理性表达的呼吁。并请一位朋友在家里上网帮我们搜索现场的各种消息、状况，随时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通知我们。
但到底18日有没有游行，规模有多大，当时我们心里是没底的。直至17日晚上十点左右，才在微博上看到一张号召18日游行的海报（很快就被删除了），我们不清楚会有多少人响应，但仍然把下午赶印出来的传单和贴纸一张张裁好。
9月18日当天，我们在示威人群聚集点花园酒店（日本驻广州总领事馆所在地）周边的行动主要包括：
1、举着“要表达，不破坏。我记得，我们的广州充满爱”的KT板和横幅，在现场人多的地方表达我们的呼吁。
2、派发300张“爱广州，非暴力”的传单和 700张“爱广州，非暴力”、“我记得，我们的广州充满爱”的贴纸（由@小鬼怕不怕 友情设计，非常漂亮），提醒大家理性表达，注意安全。
3、不定时微博直播现场情况。
（上图拍摄者：@I陈宏涛I）
我们曾经想过要不要制作带有标语的气球，因为这是十分抢眼的方式，不过时间太紧张没有做。也讨论过要不要买大声公（大功率扩音器），有朋友认为我们去现场是做一种表达，不是要和别人争夺话语权，有观点用口头表达就足够了，我们大部分人表示同意，再说也来不及买了，遂作罢。
约定与风险预案
1、安全第一，这是最高原则。万一出现像西安那样暴力蔓延、场面失控的情况，必须全体撤走，不能逞英雄。而且鉴于天黑后危险性增大，我们只在白天行动。毕竟我们都是没有受过专业防暴训练的平民，哪怕我们有黄飞鸿般以一打十的武功，抗击暴徒也不是平民的义务，那是警察叔叔的专长和职责。
这一点原则，其实基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那就是我们要做的是在“出事”前进行提醒、呼吁，假如出现严重暴力的话，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阻止的。
2、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意志，所有参与者可以随时自行决定退出，因为每个人对“场面失控”的理解，以及风险承受能力都是不一样的。
3、组长必须关照组员，男生必须照顾和保护女生。所有伙伴应该互相照应。
4、在行动过程中如果遇到语言侮辱和挑衅，不可使用暴力，也要避免较为尖锐的对抗性表达。如果被示威者抢走标语牌，则任其抢走，避免与其抢夺。
5、如果遇到警察盘查，则如实向其说明：我们是以个人身份自发临时组成的志愿者，因为担心游行中出现违法暴力行为，希望在现场进行理性表达的呼吁。
有一个情况我们当时没有讨论：就是如果警方认为我们在添乱，而对我们的行动进行阻拦，我们是停止行动还是继续？所幸的是，行动中警察对我们的行为是支持的——在9月18日当天，@广东政法 @广州市政府新闻办 @广州公安 @南方日报 @南方都市报 等官方微博，都先后发布了含有我们行动照片的微博，对行动予以正面评价。南方日报9月19日的社论《今天，让我们一起重温爱国的真谛》更称赞：“高举‘爱广州、非暴力’牌子的广州青年书写了大国民的形象，捍卫了这座城市的荣光。”虽是过誉，但这都反映了我们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正面的。
另外，考虑到我们所有人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为免自己的曝光给所在单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决定在行动中戴上口罩。不知道人群中会不会有人觉得我们才最像要打砸的，哈哈。
事后我想，戴口罩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防止在活动后被极端激进份子打击恐吓。或许这有点夸张了，不过万事小心总不为过。
现场经历证明：通过事前的商讨，了解每个人的参与目的和可接受的底线，达成行动共识，很有必要。而且即使计划再周密，在这种大规模集会的现场总会有突发情况，譬如在9月18日当天，我举着牌在走，突然发现同组的女生不见了，原来是我们现场派发的贴纸太受欢迎，很多人围着她索要，她一直脱不了身。在喧闹的现场，任何一点突发情况都是很让人神经紧绷的。
行动前的商讨，跟个人说干就干、无牵无挂的爽快不同，是一种对联合行动的经验学习，譬如针对上面所说的第2点约定，曾有朋友提出：如果组内出现意见不统一的情况，那就尊重组长的决定。经过讨论，我们定了一个既能确保行动顺利推进，又不违背个人自由意志和安全原则的规则：如果小组中有一人想撤，那么剩下的两人可以继续留下活动，如果有两人想撤，剩下的一人必须要跟着离开，因为在现场单独行动是有风险的。
不同的规则或者决策方式，其实是基于不同文化、价值观的选择。一位长期致力于公民社会建设的前辈，曾对“公民社会的运动与前公民社会的街头暴力有何不同”有过论述，她认为：“公民社会组织的要素包括：1、自由人的联合；2、有权利的维度（对内部权利的尊重，对社会权利的争取）。这里面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
我个人认为：我们这种临时性的松散联合，算不上“公民社会组织”，但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关于合作的学习。其实对于游行中的普通群众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表达自己政治诉求的学习，虽然，表达的方式、内容和主体性都是值得商榷的。
打“爱广州”牌的非暴力呼吁
现场一些呼吁理性表达的标语，其实各自的前提和立场是不同的，譬如有的标语是在红色的“钓鱼岛是中国的”下面加一句较小的字“理性爱国，拒绝打砸”，而有的标语则回避了钓鱼岛归属和爱国这两个容易引起争议的命题，只是表达反对暴力的立场。
而我们的标语则是打“爱广州”的牌，事实证明，这是有效的策略，现场很多人（尤其是广州人），都觉得很好，这种认同有可能是建立在地方情感认同上的。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外地人，对广州没有感情，是否就可以在广州打砸呢？这种逻辑就好象在示威现场，人群与警察发生推撞时，有人冲警察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难道外国人就可以打吗？
我问这些，是想提一个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我们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选择非暴力？我们标语上所说的“非暴力”，跟甘地、曼德拉那种面对暴政进行非暴力抗争是有区别的，我们的诉求只是不希望出现打砸和伤害任何人的暴力行为。
游行现场是随时变化的，在行前我们就预知到我们这种在人群中属于少数的声音，有可能会面临危险，那么，当我们自己遭到暴力对待（包括语言和肢体上的）时，是否仍要“非暴力”？请看以下我们亲身经历的场景——
9月16日上午，Y举着“理性表达，拒绝暴力”的纸牌，被人抢过去撕了两回，对方都是年轻人，撕完了没说什么就走了。
9月18日，花园酒店正门，有一位平头中年大叔用普通话对我说：“既然非暴力，为什么要戴着口罩呢，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呢？”，我当时有点不爽，回应道：“我认为那些打砸的人才见不得人，你觉得呢？”我连续问了两次，大叔有点紧张和尴尬地不吭声走开了。
9月18日，网友@季涼- ：“大叔却站在他们面前用广东话拼命的骂：‘我就是广州人，我比你们更爱广州，你们这些笨蛋，暴力是对的，不暴力钓鱼岛怎么会回来，你们以后的后裔都会以你们为耻……’”
9月18日，网友@王轶庶 ：“花园酒店门口，举着‘爱广州，反暴力’的年青人被几个中年人用粤语大声斥责，让他们把牌收起来，更有人飞起一脚踹向年青人，人群大哗，踹人的被围起来指责，一路人冲上去锁喉踹人者，后者立马怂了。”根据照片显示，在现场被夺去的横幅写着“以爱国名义打砸抢烧的都是暴行，抵制前将小鸟前的YKK拉链去掉，抵制×国货最受伤的是中国制造”。
听朋友谈起其中一些场景，我在想，如果被踹的那个人是我，我能忍得住不还手吗？或者说，我应不应该还手？在这种运动现场，“非暴力”应该如何在自己身上贯彻？这些都是接下来要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9月18日上午，我都是和朋友L一组，在示威人群较少时，L仍然会边走边高举着“要表达，不破坏。我记得，我们的广州充满爱”的KT板，向路旁的大批警察展示。一开始的时候，我劝他：“警察是奉命行事的，跟他们说没用。”但他仍然一直坚持。后来我思考：除了示威者，警察也是可以影响的人群，起码让他们知道人群中有这样的声音存在，事实证明确实是有作用的，有的警察叔叔在接过我们的贴纸时还夸“这个好”，哈哈。
游行的参与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诉求、观点是什么？
如果我说游行里面什么人都有，你会不会觉得我说的是废话？但这确实是我想说的，除了中青年男性较多这种通常的游行都会出现的情况，队伍里面的本地人与外地人、上班族与无业者、有组织与无组织、激进分子与普通群众的比例，我实在分辨不出来。
至于示威者的诉求，除了“钓鱼岛是中国的”这一点应该是共识外，是否都认同“要抵制乃至砸烂日货”、“要以战争手段对日”、“怀念毛泽东”？我不知道，我想，绝大部分民众都认同的，是“小日本很坏”、“爱国是崇高的、不容置疑的”这两点，至于究竟是日本政府很坏，还是日本人都很坏，究竟怎样才算爱国，能不能不爱国，我估计是很少人思考的，可能也不屑思考。
米奇尼克在《通往公民社会》（1988）中写道：“革命是一种拥有改造作用的经验。人们从中体验到自身的力量。其内在感情的空虚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一轮难得的游行机会中，人群获得了一种共同体的团结感，一种被充盈的幸福感。
我其实很好奇示威者在日常生活中是怎么样的？示威者里面有我们的亲戚朋友吗？以巨大热情保卫祖国领土的他们，能保得住他们的祖宅吗？那些高呼“抵制日货，爱我中华”的人，会给年老无依的抗战老兵捐款吗？我真的好想对他们说：如果一个人口口声声喊着爱国，却不爱同一片土地上的同胞，那么，这种爱国是有失真诚的，最起码，是不完整的！
更令我深思的是：他们其中一些人的民族主义、思维方式、对暴力力量的崇尚是什么造成的？是什么使得他们丧失逻辑而不自知？是什么使得一些人觉得自己的打砸行为是正义的？
游行是否“被操纵”、“别有用心”？
此轮全国各地的反日游行，各种阴谋论迭出，有的说是极左势力的借机抬头，有的说是高层权斗，有人甚至根据“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的横幅，就认为这是西红柿的逆袭。其实全是猜测，没有谁能拿出有力的证据和论据。
所以，我也没办法回答题目的这个问题，我只能说一些我见到的现象：
1、 游行中出现的为数不少的毛泽东像。作为一个从小在广东长大的人，我跟身边许多广东籍的朋友一样，基本上是不看CCTV和春晚的，而除了人民币，毛泽东像也极少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所以，当我在游行队伍中看到那么多高举的毛泽东像，视觉冲击感不可谓不大，有种穿越的感觉。这些举牌的人在游行中都很活跃（9月16日有两个高举毛像的人爬到了花园酒店正门的高空露台），他们与乌有之乡等左派势力有无关系？抑或毛像只是爱国群众反日时的一个精神象征？我没有做调查，不能轻下判断。
2、 16日的群情汹涌与18日的相对有序（注意，只是相对于16日而言）。18日，花园酒店侧门，我甚至在人群中听到了16日不可能听到的示威人群的口号：“打倒小日本！收复钓鱼岛！抵制日货，振兴中华！理性爱国，听从指挥！”说实话，当听到一帮人被带领着高喊“听从指挥”的时候，我差点笑了出来。仔细分析，这段口号是经过考虑设计的，先用“打倒小日本”拨高情绪，赢取在场绝大部分人的认同，再用“振兴中华”来赋予道德自豪感，最后用“听从指挥”来巩固控制权。有网友说，18日当天一波隔一波的游行队伍，有点像“运动员进场”，我认为十分传神。
此外，有三点我比较注意：
1、政府对待游行的态度。大家先回忆一下：什邡、启东等地出现过的不是针对他国政府的游行，当地政府当时的态度，与对待此次反日游行的态度有什么区别？再回忆一下：除了这次，平常在报纸上还听说过什么游行？然后思考：这次反日游行是不是政府需要的一次游行？
2、游行中是否存在可疑的人。首先我想列举两个跟群众运动相关的效应——
“广场效应是一种群众心理，指在人群聚集的公开场合，人们往往会表现出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这种心理多数时候使群众的群体道德水平比个人道德低下。”（摘录自百度百科）
“破窗效应是犯罪学的一个理论，此理论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摘录自维基百科）
结合以上两个效应，以此轮各地反日游行人数之多，如果说出现的打砸行为全是有预谋的暴徒干的，普通群众一个都没参与，我绝不相信。把罪恶都推到“暴徒”身上，而不反思普通民众自身可能存在的恶、以及这种恶是什么造成的，我是难以接受的。当然，某些地方政府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失职，也是必须要被批评的。
3、防暴的措施。据传一些地区在9月17日居然出现了自行火炮（我在广州只见到军车），如果属实，我在想：哪怕是对付凶残的暴徒，有武警和枪足矣，再不行出动城管部队，保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果不是为了震慑具有相同实力的武装力量，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动用这个级别的武力。
说到底，种种阴谋论的出现，都是因为政务信息长期不透明、新闻和言论又不自由所致，不改变这一点，民众永远脱离不了“被操纵”的命运。我留意到，@广州网警 在9月18日 11:29发布了一条微博：“热心网友请注意，为了广州的平安稳定，请您暂缓直播或转发有关现场的图片及文字，您的直播或者转发，有可能会吸引更多的人前往围观。围观的人多了，可能会使现场被沸腾热血冲昏了头脑的人做出不冷静的行为。爱广州，请理性，勿围观，缓直播！”
对此我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它背后的逻辑，仍然是只能有一个权威的中心，拥有最高的信息发布权力，而要发布什么，不发布什么，是它自己说了算。这样一来，民众不能自救，永远不可能被赋权。
令人惊艳的“政改”横幅
9月16日，将近中午12点时，在花园酒店侧门的示威人群中，来了三条显眼的蓝色横幅，写着“要政改，要自强”、“文明广州，抵制打砸”等。
当时我的精神为之一振，一上午都是红色横幅的海洋，现在终于出现了我认为理性的、点中要害的标语了！我意识到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赶紧拿起手机拍了下来，并尝试发上微博。但花园酒店周边的网络可能被屏蔽了，现场人群很拥挤，我换了几个位置，试一下在不同的角落能否发出去，终于在12:01成功发布微博。
该微博经著名作家@慕容雪村 转发后，转发将近6000次，后来该微博被新浪设置为私密，法律学者@徐昕 和 @凯迪网络 截图保存了下来，并重新发布，又被转了近3000次。这张照片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9月17日的《苹果日报》引用，我在想他们是不是应该赏我五袋苹果作为版权费，哈哈。
蓝色横幅出现了一会儿后，现场响起了十几秒的争吵声，很快平息了。后来我发现那三条蓝色横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看不到了。
据有份举这条横幅的一位网友解释说：“有一中年男子跑出来抢夺我们政改的标幅，说蓝色是叛国，政改是反党，气势汹汹与我们伙伴对着干，后来被我们劝阻了。”（见下图，拍摄者为@李金林听）
有网友猜测说是因为政改横幅“有违圣意”，所以“被消失”了。至于那个抢横幅的中年男子究竟是出于“义愤”的普通群众，还是“有身份的人”，这就不得而知了。我在想，经过此次之后，做横幅会不会像买菜刀那样要实名制呢？哈哈！
我们做这些有用吗？
9月18日当天，一位师弟在微博上@我，大意是见到各地出现的打砸，觉得理想中的公民社会遥遥无期。
他的这种无力感，我在置身游行的人群中时，体会尤深——9月16日早上，我在游行队伍中，听人群喊着空洞的口号，看着人群中谁声音大，谁的鼓动能力高，谁就有人附和、跟随。这种场合，似乎只需要情绪，不需要理性的思辨。我心中充满了无奈，默默地举着“理性表达，拒绝暴力”的牌子。这时，一个30多岁的平头大叔，用不耐烦的语气跟我说（普通话）：“你这个不用举啦，（加重了语气和加快了语速）现在网上有些人胡说八道，一点事就说暴力！”我微笑回道（当天我没戴口罩）：“只是提醒一下”。大叔转头愤慨地向身边的人喊：“钓鱼岛都没了，还怎么理性啊!”人群叫好。
你看，我和伙伴面对的，就是这样“义愤填膺”的人群，跟他们讲“理性表达”，有用吗？我不知道，反正能影响一个是一个。我对这个国度绝望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是我可以不作为的理由。
那位师弟的微博，我在当时的回复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改，作为本文的结尾——
深知祖国命运之多舛，公民社会推动之艰难无力，但依然深情地相信未来，依旧“不气馁，有召唤，爱自由”。
当我们看见示威者抢走我们的横幅，骂我们汉奸，你觉得未来有希望吗？
当我们看见有很多路人对我们的标语竖起大拇指，有示威者加入我们的队伍一起举“爱广州，非暴力”的牌子，你觉得未来有希望吗？
是的，也许没希望，也许有希望。未来的不确定，正是我们为之争取的原因。终点会看见什么，在于我们选择怎样的道路，并为之踏实地行动。
前路漫漫，与君共勉。
附：推荐阅读书籍：《乌合之众》、《狂热分子》、《路西法效应》、《群体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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