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 23-4-2012
筆者數月前曾在此欄著文談論到佔領華爾街運動中「1% vs. 99%」標語的來源，指出其經濟學上的根據，今回想繼續討論。
艾倫．克魯格（Alan Krueger）教授是著名的勞動經濟學家，也是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主席，他年初作的有關收入不平等為主題的一個演講，就很有意思（克魯格教授最為香港 人熟知的，應該是他與大衛．卡德 (David Card) 合作的一個很有爭議的實證研究，該研究顯示最低工資立法不會提升失業率）。
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香港的收入不平等加劇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實際情，讀者可參考王于漸教授4月18日《信報》的分析）。對收入不均一個常見的 批評，是它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造成不公。舉例說，這些孩子沒有機會參加各種課外活動（音樂、體育，以及各種義務活動），由於這些經歷在升學申請時愈來愈重 要，他們所處的位置就愈來愈不利。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種批評，有人會強調個人後天的努力和對待困境的態度比其家庭背景重要，他們會以李嘉誠先生並非生長在富裕家庭而有大成就，或者一些富不及三代的例子為佐證。
收入不均影響社會流動
在克魯格的演講中，一個他稱之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對以上討論甚有幫助，此曲線也出現在2月份的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中。這曲線告訴我們，上一代的收入差別如何影響下一代的收入。
見圖一：
．Y軸量度代際收入流動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數字愈大，流動性愈低，即子女長大後的收入水平愈受其父母的收入水準所影響；
．X軸為稅後收入的堅尼系數，數字愈大，收入不平等愈嚴重。
．圖中每一點代表一個國家。回歸線上揚，顯示一國的經濟愈不平等，其代際收入流動性就愈低。
圖中顯示，美國並非像「美國夢」所描述得那樣與眾不同，而是同其他國家一樣，符合共同的規律。如果同樣的經濟原理適用於香港，則香港人有理由憂慮， 日益惡化的收入不均確實會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造成不公（這曲線是Miles Corak教授在2006年一篇論文中提出，圖一則是他的最新更新）。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美國小說家菲茨傑拉德寫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小說在港台通 常翻譯為《大亨小傳》）。在小說中，蓋茨比是個神秘富翁，沒人知道他的身世，內心十分孤獨，雖然活覑的時候經常賓客盈門，身後的葬禮卻門堪羅雀。原來蓋茨 比出生於貧困家庭，全憑自身的努力而飛黃騰達，他不懈地追求的「美國夢」——美國是一個只要肯努力，任何人都有機會出頭的國家——最後不過是一場鏡花水 月，這也許是克魯格教授的意趣。
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原因
克魯格在演講中也討論到美國收入不均加劇的原因。他回顧到1990年代一次會議的經歷，那時他給與會者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讓他們挑出美國收入不均 加劇的最重要的因素。這個調查的結果最後總結成一個表格，並且在1997年的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中出現（圖二）。調查顯示，最受公認的因素是技術變遷。因為 電腦和資訊技術的發展，許多原來通過人力完成的工作可以由自動化器械完成。這種自動化控制的發展使得擁有技能的人員能在技術變遷中獲益最多。
克魯格教授在他的演講中也提到一些新近的發現，包括以下兩點。第一，金融行業快速增長的高工資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一個因素。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金 融和房地產行業的人數比重從1979到2005年增長了一倍。在2005年，收入最高的0.1%人群中的總收入，就有四分之一為金融和房地產行業的高管的 收入。
第二，稅收政策也是加劇收入不均的原因。在小布殊總統期間的稅制改革，使得非常富裕的人比其他納稅人獲益更多，加劇了稅後收入的差距。因為稅制的累 進性降低了，富人階級在某些稅種上甚至是支付覑歷史上最低的稅率，對於最富有的0.1%來說，他們的平均稅率在過去50年來一直在降低之中。
換言之，造成美國收入不均加劇的因素中，有政府以至社會難以左右的因素，如技術改變和全球化，也有政府政策的結果，如對個別行業部門之監管程度，特別是稅收和福利轉移政策的改變。事實上，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貧富不均問題就是其中主題之一。
香港人不滿什麼？
佔領華爾街運動中 「1% vs. 99%」標語引起大家對美國收入不均的成因及影響的關注，這運動在香港得到回應，出現了佔領中環運動。但是，我們不該把我們的不滿簡單歸咎於收入不平等或 其惡化。首先，收入不平等既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適度的收入不平等也是有益於社會的，它可以刺激人們努力工作，追求冒險與創新。
再者，目下引致港人不滿的諸多問題，許多都不能直接歸咎於收入不均。現時很多人的怨憤來自高房價，但是高房價本身並非源於收入不均，而是因為政府過 去10年沒有提供足夠的土地開發所致，所謂地產霸權，畢竟也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的。另一引起不少香港人焦慮的是教育問題。家長們普遍擔心子女能否進入英文中 學，收費的直資學校大量出現，減少中下階層家庭學生的入讀機會，或者增加他們的家庭負擔，等等。這些不安來源於政府的政策，與收入不平等無關。
第三，我們不能高估政府改革社會的能力。上述兩個例子說明，政府往往是製造問題的根源，政府好心做壞事的情並非不常見。
筆者雖然對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感到憂慮，但是同時認為不能誇大其影響。相對於舊政府來說，新特首顯然對此問題重視得多，而且抱負也大得多。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看闊一點，把關注點同時放在防止政府好心做壞事上面。
克魯格的講稿原文見：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ueger_cap_speech_final_remarks.pdf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在過去的十幾二十年，香港的收入不平等加劇了不少（關於這方面的實際情，讀者可參考王于漸教授4月18日《信報》的分析）。對收入不均一個常見的 批評，是它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造成不公。舉例說，這些孩子沒有機會參加各種課外活動（音樂、體育，以及各種義務活動），由於這些經歷在升學申請時愈來愈重 要，他們所處的位置就愈來愈不利。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這種批評，有人會強調個人後天的努力和對待困境的態度比其家庭背景重要，他們會以李嘉誠先生並非生長在富裕家庭而有大成就，或者一些富不及三代的例子為佐證。
收入不均影響社會流動
在克魯格的演講中，一個他稱之為「了不起的蓋茨比」曲線（「the great Gatsby」 curve）對以上討論甚有幫助，此曲線也出現在2月份的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中。這曲線告訴我們，上一代的收入差別如何影響下一代的收入。
見圖一：
．Y軸量度代際收入流動性（intergenerational income mobility），數字愈大，流動性愈低，即子女長大後的收入水平愈受其父母的收入水準所影響；
．X軸為稅後收入的堅尼系數，數字愈大，收入不平等愈嚴重。
．圖中每一點代表一個國家。回歸線上揚，顯示一國的經濟愈不平等，其代際收入流動性就愈低。
圖中顯示，美國並非像「美國夢」所描述得那樣與眾不同，而是同其他國家一樣，符合共同的規律。如果同樣的經濟原理適用於香港，則香港人有理由憂慮， 日益惡化的收入不均確實會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造成不公（這曲線是Miles Corak教授在2006年一篇論文中提出，圖一則是他的最新更新）。
「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美國小說家菲茨傑拉德寫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小說在港台通 常翻譯為《大亨小傳》）。在小說中，蓋茨比是個神秘富翁，沒人知道他的身世，內心十分孤獨，雖然活覑的時候經常賓客盈門，身後的葬禮卻門堪羅雀。原來蓋茨 比出生於貧困家庭，全憑自身的努力而飛黃騰達，他不懈地追求的「美國夢」——美國是一個只要肯努力，任何人都有機會出頭的國家——最後不過是一場鏡花水 月，這也許是克魯格教授的意趣。
收入不平等加劇的原因
克魯格在演講中也討論到美國收入不均加劇的原因。他回顧到1990年代一次會議的經歷，那時他給與會者做了一次簡單的調查，讓他們挑出美國收入不均 加劇的最重要的因素。這個調查的結果最後總結成一個表格，並且在1997年的美國總統經濟報告中出現（圖二）。調查顯示，最受公認的因素是技術變遷。因為 電腦和資訊技術的發展，許多原來通過人力完成的工作可以由自動化器械完成。這種自動化控制的發展使得擁有技能的人員能在技術變遷中獲益最多。
克魯格教授在他的演講中也提到一些新近的發現，包括以下兩點。第一，金融行業快速增長的高工資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一個因素。收入最高的1%人群中，金 融和房地產行業的人數比重從1979到2005年增長了一倍。在2005年，收入最高的0.1%人群中的總收入，就有四分之一為金融和房地產行業的高管的 收入。
第二，稅收政策也是加劇收入不均的原因。在小布殊總統期間的稅制改革，使得非常富裕的人比其他納稅人獲益更多，加劇了稅後收入的差距。因為稅制的累 進性降低了，富人階級在某些稅種上甚至是支付覑歷史上最低的稅率，對於最富有的0.1%來說，他們的平均稅率在過去50年來一直在降低之中。
換言之，造成美國收入不均加劇的因素中，有政府以至社會難以左右的因素，如技術改變和全球化，也有政府政策的結果，如對個別行業部門之監管程度，特別是稅收和福利轉移政策的改變。事實上，在這次美國總統大選中，貧富不均問題就是其中主題之一。
香港人不滿什麼？
佔領華爾街運動中 「1% vs. 99%」標語引起大家對美國收入不均的成因及影響的關注，這運動在香港得到回應，出現了佔領中環運動。但是，我們不該把我們的不滿簡單歸咎於收入不平等或 其惡化。首先，收入不平等既是難以完全避免的，適度的收入不平等也是有益於社會的，它可以刺激人們努力工作，追求冒險與創新。
再者，目下引致港人不滿的諸多問題，許多都不能直接歸咎於收入不均。現時很多人的怨憤來自高房價，但是高房價本身並非源於收入不均，而是因為政府過 去10年沒有提供足夠的土地開發所致，所謂地產霸權，畢竟也是政府政策所造成的。另一引起不少香港人焦慮的是教育問題。家長們普遍擔心子女能否進入英文中 學，收費的直資學校大量出現，減少中下階層家庭學生的入讀機會，或者增加他們的家庭負擔，等等。這些不安來源於政府的政策，與收入不平等無關。
第三，我們不能高估政府改革社會的能力。上述兩個例子說明，政府往往是製造問題的根源，政府好心做壞事的情並非不常見。
筆者雖然對香港的貧富懸殊情感到憂慮，但是同時認為不能誇大其影響。相對於舊政府來說，新特首顯然對此問題重視得多，而且抱負也大得多。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看闊一點，把關注點同時放在防止政府好心做壞事上面。
克魯格的講稿原文見：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ueger_cap_speech_final_remarks.pdf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金融學院副教授
from 政經評論 http://kurtlau.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_2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