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F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但其觀點受到了激烈的抵制，這是因為擔心引發政治傳染：其他受債務困擾的歐羅區國家也會要求得到同等待遇。此外， IMF的加大資源投入力度以建立更強財政傳染防火牆的承諾並未完全兌現。而換取歐洲穩定基金（ ESF）和歐洲穩定機制（ESM）所承諾的變革也沒有得到實施。
當然，積極的動作還是有一些的。歐洲央行慷慨地以1%的低利率向歐洲銀行提供最多 3年的流動性支持，此舉防止了主權債務危機演變為銀行危機。但這一方案並未拉低“問題”國家的長期借貸成本，使其下降到與這些國家的增長率預期相符的水平：長期不確定性太大，增長預期太疲軟。事實上， 1月中旬，標准普爾調降了法國和奧地利的 AAA評級，其他七個歐羅區國家（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西班牙、馬耳他、意大利、塞浦路斯和葡萄牙）的評級也隨之下調。
如今，幾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歐羅區的一大關鍵挑戰是這僅僅是一個貨幣聯盟，而不是經濟聯盟，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與之相似的安排。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成本的趨異無法用匯率調節來補償。
如果盈餘國沒有較高的通脹（比如每年4%），那麼危機國家就需要通縮來實現有意義的相對生產成本下降。在現實中，此種通縮只能以高失業和社會痛苦為代價來實現。因此，當前的戰略組合——緊縮加通縮——是否在政治上可行還未可知，這也是懸在整個歐羅區頭頂的巨大的不確定性。
盈餘國家較高的通脹和更大規模的跨境資源轉移可以為赤字國家贏得更多的時間，使結構性改革產生效果，降低通縮的必須性。但北歐盈余國家仍然拒絕這一辦法，擔心這會減輕南歐債務國的壓力，使它們在一開始就不實行結構性改革。
除了貨幣聯盟所帶來的特殊問題之外，歐洲還面臨著全球性的挑戰，即 Dani Rodrik以及Jean Michel Severino和Olivier Ray等作者所強調的國家民主政治和全球化之間的矛盾。貿易、通信和金融聯系已經使各國經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互相依賴，而這與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脆弱性一起，限制了各國決策者行動的自由度，所有國家概莫能外。
或許這一矛盾的最生動寫照便是時任希臘總理帕潘德裡歐宣布將對希臘是否留在歐羅區這一問題進行公投。你可以爭論用公投來決策的合理性，但這一問題的核心是，爭論一個國家的問題需要好幾個禮拜，而市場波動卻是在幾小時甚至幾分鐘內完成的。不出 24小時，帕潘德裡歐的提議便在金融市場的壓力（以及歐洲領導人的擔憂）下流產了。
環顧全球，金融資產存量與國民收入流相比顯得太高了，以至於金融市場的波動足以顛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就連規模最大的經濟體和相當脆弱，特別是如果它碰巧高度依賴債務融資的話。如果金融市場或中國央行因某種原因突然拒絕接受美國國債，那麼利率將會出現飆升，將美國經濟打入衰退深淵。
但成為債權人也不能提供足夠的保護。如果美國對中國出口品的胃口突然消失（因其國內金融恐慌所致），那麼中國也會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
這些相互關聯的威脅都是相當現實的，需要更強的全球經濟政策合作來解決。但是，公民希望知道正在發生什麼，就政策問題展開爭論，表達自己所支持的合作反應類型。因此，我們需要超越國家的政治形式來將市場重新嵌入民主過程，正如 20世紀所經歷的國家政治和國家市場的民主過程一樣。
只要看看在歐盟內部協調經濟政策有多困難，就可以體會到這一挑戰的艱巨性，要知道，與任何其他國家集團相比，歐盟在超國家合作方面都要遙遙領先。盡管如此，除非可以減速甚至部分地逆轉（從長期看，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否則歐洲正在探索的“超越國界的政治”就將成為全球性的必需之物。
事實上，歐洲危機或許只是21世紀上半葉核心政治爭論的預演：如何解決全球市場和國家政治之間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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