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族群矛盾升級，所有這一切，似乎都不出乎內地學者強世功在《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中的預料。
文 / 程西泠（發自北京）
「客觀說，兩地的民情已經醞釀很久了。只是孔教授將其點燃了。」北京的《文化縱橫》雜誌社執行主編高超群說。此時，孔慶東的「狗論」已經在香港引發了一系列抗議事件，2月1日有香港網民集資買下《蘋果日報》一個整版刊登「忍夠了」的反內地孕婦廣告，而在facebook上成立的一個名為「香港本土力量」的群組，則在去年改編了一首叫《蝗蟲天下》的歌曲，暗諷內地人為「蝗蟲」，最近甚至還有數名港人走上街頭，向內地人圍唱此歌。
所有這一切，似乎都不出乎內地學者強世功在《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中的預料。身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的強世功，與香港有著特殊的緣分。2004年至2007年，他離開學術崗位，借調中央政府駐香港特區聯絡辦公室研究部工作。這三年的時間，使他有機會就近觀察回歸之後的香港社會。他將自己在「香江邊上的思考」擴展為那本權威的《中國香港》。
在書的末尾，他寫道：在需要面對的「後九七」問題中，最主要的新課題有三個。一是國民待遇，即香港居民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公民理應享有和內地公民同樣的公民權利，比如教育、公務員考試等領域；二是政治認同，即香港人，尤其是政治精英要認同中央的政治主權，尊重和認同中央依法行使其政治權力，中央也要認同自由、法治和公平等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三是自然情感，即逐漸打破內地人和香港人之間的人為隔離，在日常互動中建立起相互親愛的自然情感。
「眼下的事態說明，這三個課題都還任重而道遠。」強世功對《陽光時務》說。
就具體的政策評價，他無法說得更多，因為他的身份中亦包括中聯辦研究員，在時下是敏感的。目前，他已離開北京身在香港。
孔慶東「狗論」的媒體機制
整個事件的導火索是1月19日，孔慶東於網絡電視台「第一視頻」的《孔和尚有話說》節目中，評論內地遊客在港鐵車廂內進食的事件，認為港人過往受到殖民主義影響，自我身分優越。在約六分半鐘長的節目中，他多次談到「香港很多人是狗」，言辭激烈。
孔慶東也談及到香港的法治制度，形容香港的法治制度是英國殖民時代的遺留物，並把以上提到的一類香港人比作朝鮮籍日本兵、台灣籍日本兵。他說：「凡是用法治維持起來的秩序，說明你們的人沒有素質、沒有自覺……一個字：賤。」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孔慶東一貫在公開言論中爆粗，動輒問候對方的父母，此番火爆言論更是引起各界譁然。學者陳志武說：「像孔慶東這樣的人不要說做北大教授，做任何大學的教授都不夠格。稱得上教授的要具備起碼的涵養和對文明的尊重。而他能得到社會和體制的支持，尤其得到北大校長的肯定，這不僅是痞子文化的勝利， 也證明教育過度行政化、過度意識形態化到了腐爛無望之地步。」
上述節目的視頻已經在「有關部門」的指示下刪除，但看過的人當有印象，孔慶東所下的判斷，不是全稱。他的原話大致為：「當兩個人方言不一致，沒法溝通的時候，應該怎麼辦？應該說普通話，對嗎？故意不說普通話，用對方不懂的話去侮辱對方，這就是王八蛋」，而「那些抱著高人一等的心態看待內地同胞的香港人， 就是英國殖民主義的走狗。」
1月21日，孔慶東接受第一視頻電話訪問時解釋道：「我說過香港人是狗嗎？沒有！」「我什麼時候說過不說普通話的就是王八蛋？」他亦說：「我說哪裏都有一部份人是狗，北京也有一部份是狗。」「你用對方不懂的話去侮辱對方就是王八蛋！」
孔教授又在節目中說，部分媒體不負責任，歪曲言論，斷章取義，故意炒作，「特別是過年的時候，就有一些言論，破壞香港跟內地的關係。」他又在其微博寫到： 「假如真有一個人說『香港人是狗』，那這個人應該道歉。而這句話恰好是南方報系說的，所以我鄭重要求南方報系向我並同時向香港人民道歉。」
春節後孔教授對記者稱自己「正常上班」，他的中文系的同事也表示，孔教授看起來「很正常」，「他背後可能有團隊」。孔教授對《陽光時務》記者淡定地說：「此事該說的我都說了，好在人民已經知道了真相。」
孔教授不止在春節期間和老工人聚會，在思想陣線上，他堅定地「站在了人民的一面」。曾在1989年參與過學潮的孔慶東在年初一還說：「聽著歡快的《春節序曲》，看著胡錦濤主席到懷柔山村跟孩子們一起放鞭炮的視頻，感到非常舒心。」
北京獨立學者孫泗西看來，有兩個原因，導致了孔慶東的話在傳播中被簡單化，最後演變為引爆港人情緒的導火線。
「所有的公眾傳播都存在著極化的現象，也就是說，信息在傳播過程中會發生變化，會逐漸失掉其原有的上下文和豐富意涵，會變得簡潔明快，容易打動人，從而加快傳播速度。」但傳播效率的增加，經常卻是以準確性和複雜性為代價的。所謂「標題黨」的出現，就是例證。媒體競爭的加劇，使信息傳播中失真的現象更趨嚴重。這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觀察到的。
而更大的原因，則是社會階層撕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這幾年，孫泗西一直致力於研究各種意識形態之間的爭吵在傳媒領域的反映。「今天中國社會階層的巨大分化已經是有目共睹了，但由此造成的階層意識、乃至政治意識的分化，關注的人卻很少。政治意識分化的結果之一，就是不同派別傾向媒體的初步出現。體制內的媒體不必說了，代表官方，你可以簡稱『維穩派』，它們在輿論中基本沒有地位。原因很簡單，它沒有自己的內在的新聞觀，舊的意識形態失效了，而新的有整合能力的卻遲遲不能出來，形成了巨大的價值真空。」
填補這個真空地帶的，是各種借著市場化而來的新媒體。被很多人統稱為「南方系」的，就是其中的代表。長期以來，南方系媒體被看作新聞業的職業標準，但最近的一兩年來，隨著社會政治分化的加劇，意識形態之爭也進入社會民間，尤其是在以網絡和微博為主體的新媒體上，南方系的「公正」也受到極大的挑戰。四月網、獨家網的興起，就是明證。而部分網民更是針對《南方週末》的口號「在這裏讀懂中國」，製作了一檔「在這裏讀懂南方系」，雖跡近滑稽娛樂，但其折射的社會對壘則是真實的。孫泗西認為，網絡上各派相互詆毀所稱的「五毛黨」、 「帶路黨」，其實質是不同社會人群和集團利益的博弈。
「這是我們理解近年來公共討論領域普遍出現的語言暴力化、流氓化現象的社會背景。」孫泗西說，以中產階層為代表的人群，呼喚的是法治、程序正義和政治參與的擴大，而各種社會弱勢人群所直接要求的，則是民生、更大力度的政府收入調節，大家可能都有共同的反感對象，比如腐敗、比如權貴壟斷，但是解決問題的策略，卻又是截然不同的。一部分人主張民主，而一些人則希望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可以說，社會各階層之間有著巨大的政見差異，而且缺乏基本的共識。在如此分裂的人群面前，建立溝通對話的文明規則困難重重。
意大利駐京記者、政治評論家郗士慨歎，中國政治辯論的差異其實比美國還要大。在美國，兩大政黨之間有著激烈而公開的政治辯論，經常讓人覺得水火不容，但和中國比起來，還是要和諧得多。不同政見派別的美國人不必為一些國家制度層面的基本問題展開爭論，而在中國，一切制度似乎都顯得懸而未決。
孫泗西也頗認同這個判斷。他說，在這種巨大的社會分化面前，僅僅抽象地呼籲建立公共辯論的規則是不夠的，更需要的是，切實找到彌合各階層裂隙的政策手段。比如，孔慶東就認為以南方系為首的媒體代表的不是勞工大眾的利益，而是那些「賣國者和漢奸」的偽精英的傳聲筒。「且不說孔的觀點本身如何，單就他的語言而論，很多人就覺得陳舊過時，可是，它代表的也是一種社會力量的聲音。」在許多「自由派」的媒體平台上，這些堅持傳統階級話語的人被謾罵為「腦殘」。「雙方似乎都不屑於和對方辯論，他們使用的甚至不是同一種語言。」
那麼，公共辯論的文明化和規則化是不是就不重要了呢？「當然不是！」孫泗西的回答很肯定。「我只是反對單純地強調為公共討論建立一些形式化的規則，而忽略辯論雙方背後的實際社會力量的分化。我們應該兩手並舉，一方面是建立辯論的規則，使得真正的觀念和異見交流可以更有效地進行，另一方面則是努力在實際政策上彌合、修補社會各階層的裂痕。在這個意義上，和諧社會的倡導是有價值的。」
「反觀孔慶東的例子，如果他不是採用一種帶有極端情緒化、語言粗俗的評論方式，而更加理性、節制，更多考慮一些被評論對象的感受，那麼它所激起的反應，我相信不是現在這樣。」孫泗西說。「但遺憾的是，所有人，包括兩岸三地的主流媒體，在引述孔慶東的話時，均是簡單化的。而事實核查的工作，原本並不複雜。我希望，媒體能在社會溝通中發揮一個更穩健的作用，不是各種社會不良情緒的簡單傳聲筒，更不是放大器。」
「是認同問題，更是資源分配問題」
無論如何，這個經過媒體編輯過的「狗論」立即引發了香港人的巨大反應。而在內地，主要的回應或者說反思，則主要出現在微博這一新媒體上。「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不太可能在傳統媒體上看到這樣敏感的話題討論，它們更容易受到輿論管理部門的約束。」北京資深媒體人楊天評論道。
「多少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在微博上所看到的，大部分的評論，至少那些可稱之為意見領袖的人，反應都是比較理性的，能從更深刻的背景來思考整個事件。」楊天解釋道。
而一些帶有反擊性質的評論，也大抵是理性的。比如楊天的同行、百度用戶體驗部總監劉超說：「香港現在街頭遇到大陸人唱《蝗蟲天下》，尤其是針對那些買包包和化妝品的遊人，已經構成騷擾。建議同學們這幾個月別去香港購物，只要堅持三個月，他們肯定會求『蝗蟲』歸來，讓這些破壞關係者們知道『蝗蟲』的重要性。」這位評論者無疑看到了經濟交往對於兩地發展的價值。
在內地頗有輿論影響的香港衛視副總裁兼執行台長楊錦麟，可稱理性穩健派的代表。他明確的說：「指誣大陸赴港孕婦為蝗蟲，是極不友好和極不應該的。這部分港人並不佔主流，但兩地各種制度差異性，尤其涉及民生領域的資源的衝突個案日漸增多，這不只是所謂反中亂港勢力策動那麼簡單，更深層次的結構性隱憂在左右和干擾一國兩制的實踐進程。」他還呼籲，「負責港澳工作的朋友們，對此現象不可掉以輕心。」
楊天認為，相當多的評論者看到了這裏面有文化和認同的問題，但最終還是資源問題。以「雙非」嬰兒問題為例，這是資源分配不平均帶來的衝突，加上中介濫用非法經營，造成現在令人遺憾的局面。此外，香港的福利制度還沒有經過時間考驗，香港是個交通密集、產業扭曲的城市，按照目前情況發展，以後可能會有意想不到的情況出現。
以「自由行」為例，「非典」之後推出的該項政策及時扭轉了香港的經濟頹勢，加強了香港與內地的溝通，但增加溝通與利用這個便利來使用資源是兩回事。香港政府沒有相應措施，更加深了巿民的不安。內地經濟開放後，香港人歡迎內地遊客，回歸前幾年港人對自己是中國人的認同感也越來越高，但最近幾年又在下降。正是這種不安的感覺，令部分港人對國家產生了抵觸情緒，將自己與內地人分開和對立起來，地鐵吵架便是一例。
「兩地往來密切，已經到了超過香港社會可以承受的地步，所以香港也有人提出要對自由行等有所限制。」楊天以自己近年到過香港的實際印象作證：「畢竟，香港只是彈丸之地，700萬人口，但是每年要接待兩三千萬內地人，而且數量還在增加，從香港的資源上來看，也難以承受。看看銅鑼灣、海洋公園就知道了。」
著名作者、近年來開始在一系列公共問題上頻頻發言的北村也在第一時間接受了《陽光時務》的訪問。他更多從大陸的角度來理解這一事件。「這本質上是大陸政府無法為民眾做好公共服務釀成的惡果，比如公共監督、資源分配，反而對香港過度傾斜，造成大陸人在各方面有擠佔香港公共資源的傾向，大陸人有理由認為這實際上是大陸應得的資源空間，被香港過度佔有。香港人的認識恰恰相反，這是兩地開始互相仇視的背景，折射的本質是失去開展優勢的香港，受大陸因戰略需要反哺形成的利益分配矛盾。這才是深層原因。孔教授罵人事件只是其中一表像，起到了加劇衝突的結果，對他個人則是一個基本道德問題。」
另一位資深媒體人陳峰對北村的意見則頗有保留。在他看來，大陸政府沒有為其民眾做好公共服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並非主要。內地人孕婦湧向香港產子，更主要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的限制，再加上兩地確實存在的發展差距。「人均四千和人均四萬美元的經濟，在物質文明上是有天壤之別的。」
回歸以來，香港人面臨著重新定位的問題，這包括自我認同，也包括與內地經濟的關係。兩地發展的落差在逐步縮小，香港賴以為經濟支柱的轉口貿易和金融業均受到挑戰，而非典之後為振興經濟推出的開放旅遊業，近些年有大成，也造成內地遊客「蝗蟲般」湧入，帶來消費拉動的同時，也客觀上造成兩地民眾互動的頻繁，增加了發生衝突的機會，最終另一部分香港人感到有限的資源被侵佔，而心生抵觸。
「不同的制度與法律塑造出的種群差異，有時比民族之間的差異更大。」《文化縱橫》雜誌執行主編高超群說，「中國人的世界地位在改變，改變的過程也就是衝突的過程。但如果這個過程被引上了種族對抗的道路，那真是禍國殃民！」
在新浪微博上得到眾多跟帖回應的一個微博，則提出了建議性意見：內地人去香港應檢點自己的行為，在一個守秩序講法律的地方，要想別人尊重，首先就要尊重別人的秩序和法律。不能老抱著「這也是中國地方」的自大感，中國的地方並不等於你的地方。香港人也不能把對制度的憤怒轉移至內地人身上，內地人即便不是朋友， 也不是你們的仇人。要明白，族群對立對雙方都無好處。
一國兩制將面臨長久考驗
香港回歸之後，政治和經濟發展並非一帆風順，也一直在努力適應內地經濟的快速崛起，尋找自己的新定位。眼下的這一幕，無疑預示著內地和香港的關係到了一個需要調整的新階段。
在孫泗西看來，此次事件的標誌性意義在於，自九七回歸以來的數次兩地爭議，多發生在政治、司法等議題上，而這一次則是首次在兩地社會民眾之間發生矛盾。「迄今為止，我們並未看到兩地，尤其是香港的各派政治力量有利用此事的跡象。考慮到這是臨近選舉時期，雙方的克制態度非常難得。這一現象說明，雙方並不願意這一事件對未來的政治走向造成根本扭轉。」
以一國兩制來解決香港問題是一項大膽的政治創新，在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眼中，這一構想也來源於中國古典政制中處理「邊疆問題」的智慧。他認為，在香港回歸後，中央在香港面對著一個全新的治理環境，要學習適應在現代民主法制下執政，在非直接管治的情況下執政。這是政治挑戰，而隨著兩地經濟地位的微妙轉移，以及民眾交流中出現的新社會問題，又將湧現出更多地經濟和社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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