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長平
辭舊迎新的改革希望
雖然現實未有多少改變，但是希望從來也沒有遠離，這個春天尤其令人浮想聯翩。
首先，鄧小平南巡20周年，人們像當年一樣渴望沉悶中的一聲驚雷。這聲驚雷原本期待在九年前「胡溫新政」伊始響起，卻被代之以「和諧社會」，改革的空間不長反消。然而，當人們在不久前聽到總理溫家寶談到「今年是本屆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能做的事情絕不拖延，能解決的問題絕不推脫」時，再一次心潮澎湃地，準備原諒九年苦等，對胡溫政權的尾聲寄予厚望。
其次，繼近兩年頻繁談論政改之後，溫家寶今春再次成為話題明星：首次正面回應阿拉伯之春，稱「要尊重各國人民要求變革和維護自身利益的訴求」，「任何政府的責任都是為人民謀利益，除了這一點以外，它不應該有任何特權」。他還借「南巡」紀念之機，重提鄧小平講話：「不改革開放只能死路一條」。而且，在烏坎村民通過頑強抗爭實現民主選舉之際，他要求保障農民的選舉權利，強調「沒有程式的民主，就沒有實質的民主」。
再次，打黑唱紅之都的英雄——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戲劇性地從成都美國總領館被解押到北京，讓「重慶模式」的前途和中共十八大的人事暗戰成為全世界的政治八卦。 而《人民日報》刊發題為《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文章，大談「冒風險也要改革」，因為「改革有風險，但不改革黨就會有危險」，被認為是這個八卦的嚴肅注腳，意味著高層已達成改革共識，十八大之後的新「新政」更值得期待。
至少人民還有期待的自由，任何希望和幻想都值得體諒和尊重。同時為了不讓希望再次被「和諧」，不讓生命被耗費又一個九年，我們也不妨趁此機會，討論幾個問題。
政治改革必須是死路一條
《人民日報》文章坦率地說，中國的改革改到如今，「容易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全是難啃的『硬骨頭』。它沒有直接說透」硬骨頭「所指何物，但我相信在大多數讀者的理解中，都是指政治改革。
準確地說，經濟體制改革並非「改得差不多了」，而是在金融、財稅、地產、國企等等各個領域都問題成堆，甚至不進反退，危機四伏。所有的經濟問題都碰觸到政治的暗礁。正如鄧小平一再表述，溫家寶一再重述的那樣，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無法深入，而且成果難保。
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作為執政思想在全球的破產，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把經濟發展作為事實上的合法基礎。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保，也就意味著中共的統治危機。因此，鄧小平和溫家寶在談及深化改革時，都是以一種大聲疾呼的語氣進行警告：「國家需要改革開放，人民需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台！對，不改革開放就下台！下台！」，「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表示，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
中國內地主張政治改革的媒體及民間輿論，也總是一再以借「亡黨亡國」相威脅。他們不知道的是，「久經考驗」的中共高層，誰也不會被這些話嚇倒。鄧小平也僅僅以這些警告推動了經濟改革，其他人想要以此啟動政治改革，讓人想起經濟學家于光遠說過的一句話:「要共產黨搞政治體制改革，等於與虎謀皮。」
就個人的政治利益而言，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不消說極權專制的毛澤東時代，即便是在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歷史中，事實並非「誰不改革誰下台」，而是恰恰相反，誰改革誰下台——被認為在政改方面不思進取的江澤民，胡錦濤，甚至保守反動的李鵬等中共領導人，都能得以善終，而銳意改革的胡耀邦，趙紫陽，都成為悲劇性的政治人物。
這並非是歷史的偶然。從一個想要永遠把持統治權力，視任何挑戰權威的民間努力為敵對勢力的政治集團利益來說，政治改革並不會帶來任何好處，甚至就是死路一條——至少對於既有的依靠腐敗專制獲利者來說，必須是死路一條。
把「長治久安」作為改革的前提，那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政治改革。即便按照鄧小平及其他中共領導的論述，政治改革就意味著更多的民主。民主就意味著挑戰，意味著公平的競爭，意味著一切皆有可能。
一個腐敗專制的政治利益集團，經過改造以後是否能夠新生？當然有這個可能。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台灣的國民黨都是如此。然而，把拒絕統治權力的挑戰作為新生的前提，在全世界都還沒有先例。
胡耀邦之子胡德華在接受採訪時指出，鄧小平與胡耀邦改革動機的區別在於，前者是為了救黨，後者是為了救民。救党者權杖在握，救民者黯然下台。要麼胡德華的說法不成立，要麼政黨利益和人民利益並不像政治宣傳中號稱的那樣始終一致，而且前者大大淩駕於後者之上。
當《人民日報》再次以「救党」的立意談論深化改革的時候，我們有必要認真思考這一問題：政治改革到底是為了什麼，救黨還是救民？假如二者發生衝突，應該如何取捨？
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
改革與革命的新爭論，自去年辛亥革命百年紀念開始，至今還餘波未了。
很多人都認為區分改革與革命至關重要，但是很少有人作出清晰的論證。甚至用暴力來區別，都遇到了這樣的難題：戊戌變法磨刀霍霍，六四民運血染廣場，反右和文革死傷無數，辛亥革命卻並未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更不用說和平的天鵝絨革命。
這些爭論者似乎都不知道，鄧小平早很早開始就一再斷言：改革就是革命。
從 1978年開始，鄧小平就一再宣稱：「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這幾年進行的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 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
在1992年的南巡談話中，同樣強調說，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因此改革就是革命。
這並非因為鄧小平作為職業革命家偏愛「革命」一詞，而是他比現在的很多人更明白改革的意思。真正的改革跟革命是一回事，就是要進行性質上的實質性改變。政治改革就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就意味著權力競爭，專制不再。
正如戈巴契夫所說：「改革是一個含義很多、容量極大的字眼。但是，如果要從它的許多同義詞中找出一個最能表達它的本質的關鍵字，那麼可以說，改革就是革命。」
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從來沒有下定決心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他的確多次強調政治改革的重要意義，他的「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至今被都認為也包括政治改革。然而，當他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改革的前提時，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任何革命性質，甚至是一個文字遊戲了。
趙紫陽在他的回憶錄中說：「鄧對現行政治體制的運行，他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主張改革也是真實的。但他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現代化、民主化。主要的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方面的改革。鄧主張的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為了進一步地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
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中說：「鄧小平陣線和陳雲陣線有兩點共識:一是堅持中國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指導思想不能改變；二是必須改變毛澤東留下的經濟現狀,即經濟體制改革。」並認為南巡談話強化和固定了市場經濟加權威政治的模式。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 20 年，現在看起來，還不只 20 年。」
當下中國經濟發展，政治滯後，造成官員濫權，腐敗叢生，法治倒退。這些現象的出現，並非像有些主張改革的人士所抱怨的那樣，是因為中共領導人沒有遵循鄧小平理論思想。事實上，這正是他們嚴格執行鄧小平路線的結果。
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並沒有人們想像中那麼大的差異，都是不同版本的鄧小平模式，也就是讓全世界都受到困擾的中國模式。
沒有共識才有變革
很多有志於推進改革的人士，雖然瞭解鄧小平改革思想的矛盾之處，但是他們故意視而不見，而且把徹底的政治改革的願望強加到鄧小平的頭上，希望借助這位已逝者的聲威，說服民眾，施壓中央，從而達成全社會的改革共識。他們以為有了改革共識，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這些借南巡紀念而尋求改革共識的人們忽略了基本的歷史事實，那就是當年如果形成了改革共識，就不會有南巡這件事情了。此前，鄧小平試圖通過上海《解放日報》 發表的署名「皇甫平」的系統文章製造輿論。據作者之一周瑞金回憶說，這些文章遭到來自北京一年左右的批判，由此可見分歧與鬥爭之嚴重。
由此上溯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是否因為全社會形成了改革的共識，隨後改革就發生了呢？當時的大多數民眾，和權力中心根本資訊不對稱，沒有任何可能和鬥得你死我活的當權者達成共識。安徽小崗村的村民，也不是因為要和別的什麼人達成改革共識，所以才立下「生死狀」，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
在一個政治資源統治者徹底控制的社會，假如說統治者內部達成某種共識尚有可能的話，那麼民間社會根本沒有管道，也沒有資格去尋求這樣的共識。尤其是一方要追求民主政治，一方要把專制作為前提時，共識只會是一個謊言。當人們津津樂道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共識」時，他們儼然忘記了八九民運的存在。統治者不惜以坦克和槍炮來對準示威民眾，足見「共識」之虛幻。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共識本身沒有必要。
人類歷史上的變革，很少是因為共識而發生，更多恰好是衝突的結果。
今天廣東的烏坎，就是當年安徽的小崗村。正如小崗村人爭取到經濟權利一樣，烏坎人爭取到了自己的政治權利。烏坎人也曾試圖通過上訪去和當局達成改革的共識， 然而並未如願。最後，他們和當年的小崗村人一樣，冒著生命危險，捍衛自己的基本權利，終於獲得成功，載入中國改革的史冊。
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共識是統一思想的另外一種表述，統一思想只會限制自由，而不能促成改革，尤其不能促成包含思想自由的政治改革。
與其尋求全社會的改革共識，不如鼓勵每一個人都了解自己的權利。
與其徒勞地把希望放在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身上，不如一點一滴地積聚公民社會的力量。
無論即將卸任的胡溫政權如何滿足你九年前的期望，無論即將履職的新一代領導人如何大刀闊斧，你都不必沉浸於改革共識的虛幻圖景，而是始終清醒地意識到你作為個體的存在，盡最大可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這樣，變革才有可能發生，中國才有可能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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