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活这个词儒雅的诠释着如今这个世道。虽满心愤慨，但心中还是庆幸着自己还活着，还能去憎恨自己所憎恨的，向往自己所向往的。想起司马迁的一句话：“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舍身取义、反抗已成为时代的弃儿，最低等的贬义词。我，只能在寒冷的夜晚划上一根火柴，然后躲在墙角看着这即将熄灭的火苗瑟瑟发抖而已。
这牢笼如此之大，以至于看不见的锁链附着于每个人的脖子上，用血温润着这锁链。悲哀的是有人开始欣赏用自己鲜血浸泡而发光的项圈，更有甚者开始装饰这锁链，傲然的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卑微。
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武汉，这个千万人口的中部特大城市封锁。城市的哀嚎被描绘的充满艺术感，在这个充满艺术感的坟墓里，有的尸体舞蹈，有的尸体在伴奏，而有的尸体在腐烂。更可悲的是这千万人在受到长达几个月的监禁后开始感恩，而且感恩的如此自然，发自内心，毫不做作。没有人意识到这波控制住的疫情是他们失去自由换来的，应该感恩的是他们感恩的那群人。
这几年最让人恶心的一个词就是“加油”！加油武汉，加油广州，加油西安，加油上海！人们看着被剥夺自由的城市的挣扎，就像看着野兽拼命撕咬着牢笼，笼子外的人带着轻蔑的微笑看着挣扎的满嘴鲜血却不能破坏哪怕一根钢条，最后翘起嘴角，幸灾乐祸的对着笼子里说一句，加油哦！然而，只要他们向四周任何一个方向看一下就会发现，自己也在这牢笼中，但没有人愿意去看而已。
社会在无情的撕烂中国人仅存的那一丝良善，那一丝从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所谓道德观。所有的恶都可以被“爱国”两个字原谅，一场再明显不过的侵略战争，不需要了解始末，更不需要分辨是非，仅仅只要通过脑补，用上刚刚学会的一个新词“唇亡齿寒”，再扯上一个爱国大旗就可以在脖子上的锁链刻上正义两个字。并自豪的向这个世界龇牙咧嘴的狂吠，还不忘回头吐出舌头、摇摇尾巴。健忘已成了这个民族的特性，忘记了我们也是那个被数次侵略的国家，忘记了曾经手臂上那一圈红色所带来的恐怖，也忘记了人性与思考！
当仇视成为了习惯，剩下的就只有无穷无尽的愤慨；当怨恨成了主流，善良就成为了奢侈品；当邪恶的种子遍布田野，必将满地曼陀罗。麻木已经不能形容这些人了，因为麻木也是一种感觉。他们，已经没有感觉了。大流行病在我们国家的比例可以说微乎其微，数据足以生成一张漂亮的抗疫报表。但没有人去统计一下这个国家更加严重的另一场瘟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大流行。对强权的崇拜，被压迫的习惯已经成为了这个民族血液里的尼古丁，明知有害却又离不开。
终于明白鲁迅先生的内心的呐喊，终于明白明明学医的他觉得医学救不了这个民族，要拿起笔。我已经明白，但他不明白的是，笔，也救不了。仅仅是作为文人，通过对文字的运用，发泄一下个人情绪，引起了同样需要发泄的那一小撮看的懂的人的共鸣而已。看不懂的那些，依然不懂，那么究竟救了谁？又唤醒了谁？然而，他更不可能想到的是，在他去世了那么久后，他的书将和漏骨的黄色小说一起被列为禁书，因为他的文字里有批判思维，在如今这个年代，批判思维大于黄赌毒中任何一个。不知道这位被列为文学巨匠的前辈棺材板还能盖住吗？这又究竟滑的是谁的稽？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回顾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走过道路时，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帮这位改革巨匠补充一下，我们自己耽误的不仅仅是二十年。另外也想知道，您的棺材板最近几年是否安好？
不想讨论苏格拉底的哲学，也不想去争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否能实现。已经没有追求自由的那颗僭越之心，只是不想在皮鞭抽打在身上时还要微笑的感活命之恩；不想歌颂那拆了牌坊还要人赞她圣洁的婊子；不想自己辛辛苦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养大的孩子感谢的是压榨他父母的人；不想认可永远正确这一不可能正确的说法；不想说句话就担心明天是否会消失；不想……
仅此而已，没有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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