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文革後的中國，北京《讀書》雜誌創刊號的第一篇文章轟動中國知識界，這篇文章就是李洪林寫的〈讀書無禁區〉。其時，中共還沒有走出文革陰影。文革是甚麼狀態呢？是除了馬恩列斯毛等著作，和極少數實用性書籍之外，所有的書都禁、圖書館也都封閉起來。1976年文革結束，1978年國家出版局決定讓35種圖書「開禁」，書禁初開的插曲是當時沒有紙張印這些中外名著，因為紙張操控在長期擔任毛澤東貼身警衞的汪東興手裏，是只能用來印毛著的。動用印毛著的紙印這些名著，在當時是一個路線問題。再來一次文革是要被打倒的。幾經周折，才闖開了印這些書的一道門。
《讀書》創刊號〈讀書無禁區〉這篇文章提出一個常識問題：「人民有沒有讀書的自由？」李洪林說：「我們沒有制定過限制人民讀書自由的法律。相反，我們的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有從事文化活動的自由。讀書總算是文化活動吧。」講的還不是言論表達這些自由而只是閱讀而已，但這個常識竟然是對當時文革形成的僵固思想的顛覆，像一石激起千層浪。《讀書》編輯部接到大量反對的來信：一是擔憂沒人把關，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將會被垃圾文學污染；二是擔憂禁門大開，封資修將從此佔領我們的文化舞台。文章在中共黨內也引起激辯。當時胡耀邦任中宣部長，他把李洪林調到中宣部擔任理論局副局長，有同事當面問他：小學生能看《金瓶梅》嗎？
《讀書》第二期發表了〈圖書館應該四門大開〉。這篇文章是〈讀書無禁區〉的延續。作者署名范玉名，實際是人民出版社社長曾彥修。
舊時對「圖書館」三個字有一個簡寫：「口」內一個「書」。書的四邊門都大開，寓意開放囚禁圖書的所有桎梏。〈讀書無禁區〉從理論上闡釋一個原則問題：人民有讀書自由；〈圖書館應該四門大開〉一文則指明除善本、孤本等特藏書外，所有書都應該對民開放外借。
〈讀書無禁區〉在中國引起的爭論兩年都沒有止息，到1981年4月，《讀書》兩周年時，出版局局長陳翰伯寫來文章，重申「讀書無禁區」，並指這是針對「確實發生過史無前例的禁書狂飆」的形勢。
書籍記錄着人類的智慧，包括各種各樣的思想，哪怕是奇怪的、無聊的、粗鄙的，能夠留下來就有存在價值。秦始皇焚書之後就坑儒，歷代也不斷有禁書與文字獄發生。
德國達豪集中營入口處，刻着一位詩人的警世名言：「當一個政權開始燒書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燒人；當一個政權開始禁言的時候，若不加以阻止，它的下一步就要滅口！」在出口處又有一條名言：「當世人忘掉這些事的時候，就意味着，這些事還會發生。」
講「燒書燒人」這句話的是德國19世紀的詩人海涅，在這句話之前，還有一句是：「這僅僅是前戲。」
是的，一切禁書燒書都是「前戲」，接下來就是文字獄，就是「燒人」。
我18歲中學畢業就到出版社工作，一輩子在書堆生活。42年前，讀到《讀書》雜誌〈讀書無禁區〉這篇文章時，以為禁書這樣的事永遠過去了，沒想到將近半世紀後又遇到，而且發生在百多年來閱讀最自由、也是孫中山及近代先賢得到啟蒙的香港。
還是黑格爾的話最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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